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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论日本近代时期吉田松阴像的编成——以井上哲次郎和关根悦郎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1-09-29 21:20:23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其本在此。”[10](P40)这两点与前述吉田松阴的“豪杰的生死观”、“决心之强固”恰好可以相互照应。

   井上在演讲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张:“日本的道德,随着明治维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儒教陈腐了,佛教不行了,武士道也没有人提了。西洋的道德虽然进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大家都很困惑。……不管怎样,今后为了确定日本的道德,必须使构成了日本从来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东西,永远发展下去。如武士道者,即此物也。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精神。”[10](P41-42)如此,吉田松阴附属于山鹿素行,开始向明治国家体制接近。据说乃木希典读了这次演讲的笔记,非常感动,带着吉田松阴的后人吉田库三拜访了井上。[10](P187-188)对乃木而言,可以说是由于井上的演讲而重新发现了适应时局需要的吉田松阴像。

   在1908年的吉田松阴殁后五十年纪念大会上,井上发表了“追颂演说”。到目前为止,井上关于吉田松阴武士道的议论总是附属于他关于山鹿素行武士道的论述,这一次却是以松阴为主题。因为是帝国教育会主办的纪念会,井上便以教育为中心论述松阴精神的这一特征:“松阴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的根基在于其强大的意志。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贯彻到底的真正的意志教育。……松阴固然富于感情,但是松阴之强大之处在于意志。”[12](P37)关于松阴“至诚”,与众多强调其动机的纯粹性的学者不同,井上认为这是松阴的意志的表现:“所谓至诚,即以此正确的目的为目的的意志,除此之外别无它物。……一个人的意志如果积极地在人类社会中活动,无论如何一定要实现正确的目标,必然能够感化周围的人。”[12](P39)井上对松阴“意志”的强调,在内容上是延续了其当初所强调的松阴“决心之强固”。

   井上在谈论松阴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素行。他从教育的角度再度确认了两人的传承关系:“松阴之学问自有其所由来之处。松阴之学问乃继承了山鹿素行之学问。……在前有山鹿素行、在后有吉田松阴,此二人实为德川时代意志教育之代表者也。”[12](P40-41)在这次演讲中,井上开始把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这一武士道的系谱作为独立的学派来把握:“山鹿素行的学问和吉田松阴的学问之间有着系统的关联,这一点不可忘记。其中蕴含着非常强大的精神,把德川时代发展起来的神儒佛以及其他精神,打成一片,形成了日本的学派。故且名之为武士道学派。”[12](P46)本来分别属于儒学中的古学派和阳明学派的素行和松阴,在此被规定为一个时隔一个半世纪之久却保持了奇妙的继承关系的“日本的学派”。至此,从武士道论的角度把吉田松阴编入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体系的操作终于大致完成。到1942年5月井上哲次郎为自己监修的《武士道全书》写《武士道总论》时,又如此论述从素行到松阴的武士道系谱:“可称之为皇道的武士道或者神道的武士道,这是文献数量最多的。此亦理所当然,本来武士道就是‘神之道’在战斗方面的表现,这在本质上是纯日本的东西。”[10](P40-41)武士道代表者松阴和尊皇主义者松阴终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以上对井上哲次郎的松阴像的编制过程的追溯,与田中彰概论整体的研究相比,是试图通过对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来展示,为了将松阴思想纳入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体系,需要经过怎样的操作。那么,如果要抗拒这一倾向又会如何?下面将通过分析关根悦郎的名著《吉田松阴》来考察这一问题。

   二、关根悦郎:“革命性解读”的尝试及其挫折

   关根悦郎的《吉田松阴》一书刊行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内高压统治、对外疯狂侵略的年代。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关根是极少数能够保持学术良心的松阴形象塑造者之一。宫泽诚一曾以此书为据评论道:“的确,吉田松阴的思想中看不到体系性的思考,但和其他的很多志士不同,其中内含着进行那种‘革命’性解读的可能要素。”[13]田中彰也认为关根此书表明了在战争时期“冷静的松阴传的存在”。[3](P97)但田中也承认关根的尝试并不成功,并引用了远山茂树的评价:“的确是写了一部清新的传记,但是很遗憾,对幕末历史的整个政治过程的把握方法并不具体,结果依然被从来的松阴传所牵引,没有能够贯彻当初的意图。”[3](P98)但是,关根尝试对松阴进行“革命性解读”的失败,是否仅仅因为研究者自身认识上的不足呢?宫泽认为内在于松阴思想中的进行“‘革命’性解读的可能要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呢?

   关根如此强调自己方法论上的独特之处:“对松阴处理方式多数都是将其塞入一定的模式。其做法是把历史人物视为脱离普通人的,脱离一般人的生活的,穿凿附会地塑造出伟人或英雄。”“我的《吉田松阴》是一个打破这种模式的尝试。”[14](P2)这一研究方法得到田中彰的高度评价。然而,把松阴作为“人”或“普通人”来研究,未必能够避免成为军国主义宣传的工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田庄三郎的《作为人的吉田松阴》(启文社、1942年)也强调把松阴作为一个“人”来把握:“不是作为志士的松阴或者作为教育家的松阴,本书不如说是用松阴自身的话语编织出作为一个人的松阴的生活。”[15](P1)但实际上他是认为,过于把吉田松阴偶像化,远离国民大众,反而不利于学习松阴精神,因此,“再现作为国民大众的一员而生活的松阴,是现代史家的任务。”[15](P22)“松阴精神……必须是配给给一亿国民的生活思想的日常食物。不是在修身伦理的标本箱里落满灰尘的伟人化石,而是朝夕与共地叩击着我们的心灵之窗的‘卑贱但真诚’的同路人。”[15](P29)的确,这样的松阴像才最适合法西斯主义日本的总动员体制。

   那么,关根所刻画的松阴像又有着怎样的特征?非常显著的一点是,关根的松阴传时刻都在有意识地把松阴描述成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然而其议论却时常给人以牵强之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根关于松阴的脱藩行为的评价。在德川时代,武士擅自离开本藩是被严厉禁止的,但是在幕末时期有许多志士为了推动尊王攘夷运动的发展而脱离本藩,四处联络。关根高度评价松阴是“青年志士脱藩之魁”,“在这一点上松阴也是先觉者。”[14](P65)但松阴脱藩的情形实际上非常特殊。嘉永4(1851)年,在江户游学的松阴与其他藩的武士相约同去日本东北地区游历,为此而向藩政府提交申请书并获得批准。但是由于行政手续上的问题,他未能在约定时间之前拿到通行文书。为了避免被人认为长州藩武士不能遵守诺言,松阴才逃离在江户的长州藩邸。游历归来之后,他主动向藩政府自首待罪。显然,松阴只是为了贯彻封建武士的道德而违背了相关法令而已,和倒幕维新志士的脱藩具有不同的性质。关根也承认松阴的这一行动“是从武士道这种封建道德出发的”,但他依然强调松阴的脱藩体现了“封建体制的自我矛盾、自我分裂”。[14](P78)如此,则松阴至多不过是无意中通过此举体现了封建体制的内在矛盾,但并未自觉地认识到此一行为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来谈论作为“先觉者”的松阴,实在难免牵强之感。

   关根也谈到了松阴自觉地认识到了的东西,他曾引用松阴的《东北游日记》中有关佐渡金矿的记载,然后评论道:“被资本的魔术映入眼帘的松阴,很快就被其魔力所吸引,不得不修正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封建思想。”[14](P69)然而,关根所引用的资料不过是松阴对矿工艰苦作业的记述和慨叹而已,所谓:“其间经多少困苦,费多少财力,兼伤多少人命,呜呼,语之,亦可以寒视金如粪土者之胆。”[14](P69)仅凭这样的证据,来谈论松阴感受到“资本的魔力”以至于修正了“封建思想”,依然太过牵强。

   关于松阴对政治现状的认识,关根曾引用嘉永6(1853)年松阴给哥哥杉梅太郎的信件,然后评论道:“他通过这次的事件,看透了天下变革之势,实为卓見。而且其变革之势,与从来的单纯的政治变革不同,是更加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其敏锐的头脑中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14](P97-98)与此处的议论相关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关根就嘉永4(1851)年松阴的东北游历而发的议论:“松阴所到之处都看到了封建制内部的崩坏、颓废的真实情况,但是从中却未能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洞见。他并未认识到那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在他看来,那是可以通过所谓藩政改革,从内部加以解决的问题。”[14](P74)此后直到引用嘉永6(1853)年松阴的书信,关根中间没有对松阴政治认识的变化做任何说明。而且,在关根所引用的松阴书信中,只能找到“将会有变革”[14](P97)的字眼,并没有具体谈到变革的内容。尽管如此,关根却直接推论松阴“感觉到了”“更加根本的社会性变革”的到来。

   在松阴关于某些制度改革的具体建议中,例如松阴的农兵论(征用选拔农民用做士兵的主张),关根也从中看出了其先驱性。关根认为:松阴“谈到了封建制度崩溃过程中武士的无能。从这样的立场出发的农兵论,指示了近代兵制的方向。……松阴是此思想的先驱。”[14](P207)但关根也承认:“农兵制度在建时代就有。”[14](P206)那么,为何松阴的农兵论“指示了近代兵制的方向”呢?关根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这或许是因为他持有松阴是思想先驱的既成观念,并未感到有必要再做进一步论证。

   上述几个例子均属于松阴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表现,相应地关根的评论也分别作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但在论述松阴临终前的思想状况时,关根终于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判断:“松阴的思想是从封建意识形态出发,然后发展到了其反对物、否定者。”[14](P263)松阴在安政5、6年(1858、1859)间策划了几次不成功的暗杀等政治阴谋,均遭以周布政之助为代表的长州藩政府的阻碍和破坏。关根认为松阴的“眼中已经无暇考虑长州藩一藩的利害”,而周布却立足于“拥护长州藩的立场”。[14](P266)关根认为两人对立的根源在于:“松阴的思想和行动既然已经到达了对封建制度的否定,他一旦行动便会和旧社会秩序产生摩擦。”[14](P266)实际上,松阴至死都保持着对长州藩及藩主的强烈忠诚。甚至,如同关根所引用的,松阴对破坏其计划的周布政之助也颇有肯定之辞:“亦知周布之爱吾。亦知周布之为英杰。尤知周布之苦心。”[14](P289)在松阴看来,他自己和周布的对立仅仅是具体政治见解不同而已。

   由于关根强烈地倾向于把松阴作为先觉者来强调,反而使其笔下的松阴像渐渐脱离了其时代。比如关根对松阴讨论狱政的《福堂策》评论道:“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强烈的人的解放的精神。……具有从封建制度的身分性阶级性限制中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14](P154)实际上松阴关于其动机说得非常清楚:“近时,洋贼跳梁,势将生事,当此时,勇毅敢死之士,最有用于国。今新下一令,曰:凡隐居之辈(指在狱之士——引用者注),不可自暴自弃,一旦有事,可用为先锋。果能立功,秩禄可复其旧。若然,几百人敢死之士,立处可得,此亦可谓国家之一便计。”[16](P166)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有罪之人,固不可用于平时,然用之于兵战之场,可谓得其用。汉时,七科之谪,发而为兵,其意盖亦如斯。”[16](P167)松阴不过是出于国防上的目的而主张把平时无用的罪人用作战时的士兵而已。关根却从中读出了把人从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但是松阴真的否定了封建身份制度呢?关根书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投入松阴门下的沟三郎本是商家之子,对松阴说自己想放弃做商人而成为医生。松阴反对,理由是:“人各有其身分。去身分而顾其他者,非所宜。”[14](P178)在此很容易看到松阴对封建身分观念的强烈拘泥。但是在关根的书中,这只是他为了说明松阴和门生之间的亲密感情,而详细记述的松阴和沟三郎的交往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实际上,关根最后甚至像其他迎合时局的武士道论者或松阴论者一样,开始以生的名义赞美死亡:“松阴对年少十八岁的和助(原文如此,应指野村和作——引用者注)谈论死亡问题时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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