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唐利国:日本侵华思想战研究刍议:1931-1945

更新时间:2021-09-29 17:18:39
作者: 唐利国 (进入专栏)  

  

   一战后,在日本逐渐开始使用思想战这一概念。最初主要是一种狭义的用法,指在战争中对宣传、谋略等的运用,即所谓宣传战,有时也把外交战等内容包括在内。与此同时,总体战的思想也逐渐开始传播,强调动员国家全部的力量进行战争,尤其是对物质力量、经济力量的有计划的综合运用,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也很重视对国民思想的操纵。但在当时还没有形成把思想战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战争形式的认识。日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展开,思想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从辅助性的手段,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战争形式,与武力战、经济战等并列,共同构成所谓总体战。这种意义上的思想战,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日本国内而展开,即对日本国民的思想统制和精神动员。

   目前,国内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涉及思想战的研究成果特别多,而另一方面,直接以思想战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却又特别少。例如,笔者在写作本文之际,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全国期刊论文目录索引,在标题中出现“思想战”一词的论文仅19条,其中真正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思想战有关的只有5篇,而这5篇也无一正面研究日本侵华思想战问题,只是研究某些人物的思想、某些组织的活动等。中国学界的现有状况也是如此,虽然涉及日本对华宣传、文化侵略、占领区奴化教育等,与思想战有关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多,直接以思想战为对象的研究却寥寥无几。据笔者所见,仅有谢嘉的一篇短文《侵华日军的“思想战”》(《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以及陆安的《论日本对青岛的“思想战”》(《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等。至于研究专著,中日两国学界目前均付阙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史料的限制。与纳粹德国在战败后发生了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根本转变不同,日本在战前和战后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连续性,尤其是在政治统治机构上的延续,使得相关档案的解密和公开受到极大的限制,长期制约着有关研究的发展。

   第二,学术关心的偏重。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资料状况的改善,有关日本战争时期的思想镇压、精神动员、宣传教育等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日本学者的关心所在,集中于战时当局的思想镇压和民众的思想受难,缺乏把日本的思想战作为战争政策的一环来进行研究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在战后美国宣传的影响下,日本学界通行的分析框架是“国家权力的镇压和统制”与“民众、媒体等的受难和抵抗”。[①]这种立场,不利于把思想战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来进行研究。而国内学界所关心的问题则主要是从抗战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研究日本的对华宣传、文化侵略、占领区奴化教育等。重点在于整理史实和谴责批判,较少从日本的战争政策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对其思想战政策在日本国内展开的情况更是鲜有涉及。

   可以说,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形成把日本的思想战作为一种独立的战争形式,从对内、对外两个角度来进行整体考察的方法论意识。例如,荻野富士夫关于特高警察、思想检事以及文部省教学局的大量研究,其关注点就是日本国内的思想统制等问题。其力著《特高警察体制史》(せきた书房,1988年)的副标题便定为“社会运动抑压取缔的构造和实态”。尽管他也注意到,在1930年代,日本军政当局对出版、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的统制体制的确立,既是“针对剧烈发展的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社会运动进行镇压的产物”,也是“统治阶层为了实现侵华战争而进行思想统制和动员政策的结果”,却并未深入分析日本国内问题与对外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毕竟,对于此种类型的研究而言,战争只是分析日本国内问题的历史背景,而不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尽管如此,中日学界先贤的努力,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间接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与写作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笔者不拟泛论战时日本对内、对外的思想统制、精神动员或宣传教育等,而是把思想战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日本总体战的核心内容之一,来进行研究。本文主题是考察日本军政当局对思想战的认识。前面提到,关于本课题的现有研究成果中涉及思想战的很多,以思想战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却非常少。实际上,在史料中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涉及或者谈论思想战的史料特别多,但是在战时日本官方文书中,以思想战为主题的却并不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战不重要,实际上,除了大量涉及思想战的官方、半官方、民间相关文书资料和出版物之外,日本政府还多次组织思想战讲习会、举办思想战展览会、编制发行宣传小册子,等等。史料上的矛盾状况,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军政当局在对思想战的认识上的某种混乱。一如日本的整个战争指导,虽然不断地强调一元化,最终却也未能真正实现一元化。日本军政当局在侵华战争时期对思想战的认识和政策导向,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以下立足于对核心史料的介绍和分析,尝试探讨其每一阶段的基本特点。

   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一战之后,日本虽然出现了各种总体战论,但主要强调的是经济统制和物质动员,思想统制和精神动员尚处于辅助性的地位。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际,日本还不存在统一的负责情报宣传的国家机关。事变之后,伴随着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思想战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日本逐步设立各种与思想战的决策和执行有关的机构,主要有文部省的“思想对策协议委员会”、内务省的“警视厅特别高等警察部”、外务省的“情报委员会”和内阁“情报委员会”等。在机构整备的同时,由司法省主导,逐步加强思想立法,颁布了《思想取缔方策具体要纲》、《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这一时期日本思想战的重点是针对日本国内,强化思想方面的镇压和控制,逐步建立思想统制体制。相应地,当时日本的思想战论基本上是附属于总体战论的,旨在为总体战体制的构筑造势。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日本的思想战论的叙事原型。

   1934年2月,陆军省军事调查部发行了一本名为《思想战》的小册子。[②]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日本官方发行的系统论述思想战问题的最早文本。此后发行的论述思想战问题的官方文件或者小册子,有多种都与这一文本内容相似,甚至连章节安排都高度重合甚至近乎一致。可以说,这份小册子,提示了日本官方关于思想战的认识原型。

   这份小册子起首引用《孙子兵法》来解释思想战,首先强调了思想统制的重要性:“所谓道,谓治国计兵以道、上下一心、举国一体、使不畏危。此乃国民之思想统制的根本,依以自守、依以破敌之第一步。”然后引用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论道:“此可解释为包含了今日所谓思想战、政略战。” [③]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相关文句来论述思想战,在战时日本是颇为常见的叙事方式。

   该册子从一战时期的总体战、宣传战谈起,强调德国败于英国的教训,构成了另一常见的论述套路。其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采用的思想战的手段,被称为所谓宣传。其方法有对报纸等其他言论机关的利用、撒传单、电报、海报、活动写真,另外还有情报发表、依靠人与人的接触的对话、演说、示威运动等,真是非常广泛。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对敌国的宣传、对中立国的宣传、对本国国民的宣传。” [④]

   虽然渊源可以追溯到一战,实际上直接刺激日本军政当局的对思想战的重视的是“九·一八事变”,这本小册子也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满洲事变明确地警告我们,近代战争中有武力、思想政略、经济这样三个作战部门。[⑤]”不但如此,“满洲事变爆发之后,在以日内瓦为中心展开的思想政略战中,日本也完全失败了”。关键原因在于日本“朝野对于此种国际折冲终究是作为近代战争手段之一的思想作战这一事实,缺乏认识。” [⑥]。

   这本小册子中关于思想战的具体认识的几个要点,也基本上都被以后的思想战论所继承。

   首先是对思想战在近代总体战争中的地位的认识问题。形式上思想战被置于和武力战、经济战并列的重要地位。如其论道:“过去的国防战争中的思想、政略、经济等大概只被认为是武力战遂行的辅助性要素,不过被看作是所谓武力战的附属手段,或是武力战的后续。然而,在今日之国防战争中,思想战、经济战几乎和武力战以对等的形态出现。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必须自觉地认识到国防战争的根本在于思想战、经济战的时代。”[⑦]又道:“所谓思想战,在上述的广泛的意义上,是与武力战相对应的,或者是也能够诱导武力战的,大规模的,而且是根本性的东西,是近代国防战争上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⑧]但这本小册子潜在的论证逻辑是:因为战争已经发展为近代战争,而近代战争必然是总体战,所以需要重视思想战。显然其真正重视的是总体战的顺利进行,而不是思想战本身。思想战实际上依然被认为处于附属地位,尤其是对于对外思想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当时日本当局尚缺乏尝试制定具体的思想战政策的意图。

   既然是总体战,包括思想战在内,便需要实现体制的一元化。小册子强调:“能够把武力、经济、思想政略等各种作战手段进行一元化统制的国家,将成为近代战争的胜利者。而这些作战手段,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必须基于统一的一定的方针,遵守一贯的指导方策,遂行贯彻之。”[⑨]关于日本的思想战机构,小册子强调需要整备统一之:“无论平时战时,为了完善近代国防,国家必须基于一定的方针,建立置于统制之下的思想战线,对敌国期以必胜。因此,有关负责思想战的机关的整备及运用,很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对于敌国的思想攻击,有必要做好准备,以充分的觉悟和警惕,立于不败之地。”[⑩]这里反复出现的对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差别消失的强调,实际上也起到了鼓动扩充军备的作用。

   第二,思想战论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作一种宣传的理论工具,特别是以“思想战”的概念,来理解战争的道义性问题、国际舆论的向背问题,以此来解释扩张主义的日本所处外交困境。日本认为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主要对手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而这两者在中国的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该资料强调,在一战之后,倾覆了德国的列强,将矛头指向日本。英国大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了日本的学界和言论界。“日本看起来似乎成为在思想战上的明显的失败者。”然后回顾了日本和英美在裁军问题上等的对抗,认为华盛顿条约、“在伦敦海军条约中海军比率问题上的惨败”、“由日本自己的手进行的陆军军备的大整理”等等,都是日本在思想战上失败的表现。[?7?6]其意图显然在于煽动日本国民当下的危机意识:“作为最近的情况,支那的大半已经基本被赤化,共匪恣意横暴,对于对岸的日本来说,在思想国防上真是非常危险。” [?7?7]“近来面临着1935、1936年的国防危机线,日本最应当警惕的是,不要再像以前缔结华盛顿及伦敦条约那时一样,遭到思想战上的惨败。真正的举国一致,只有在全体国民从列强思想攻击的魔手中解脱出来,深刻认识到日本所应该坚持的本来的大道之时,才能够实现。” [?7?8]这样的论调,显然其主要着眼点在于煽动日本国内的危机感,而不是说服敌对方的国民。

   第三,乞灵于日人自以为是的皇道观念,缺乏对思想战的指导理论的探讨。该小册子宣称:“主导太平洋时代的日本思想战的大根干,必须尽快确立于无论洋之东西、时之古今,皆通行不谬的皇道文化圣战之上。一言以蔽之,即‘皇化’。赤俄若以‘赤化’为口号,则我们应以‘皇化’为标语。其大使命为真正的人种平等、四海同胞以及人类的幸福和平。自此大使命及其效用而观之,‘世界皇化’与‘世界赤化’相比,作为思想战的大根干,诚优越万万。……近代日本的思想国防如斯始得全乎。” (黑体字是原文——引用者注)[?7?9]

这本小册子所构成的原型,为日本以后的思想战论所广泛继承。例如,1934年10月,日本陆军省新闻班编制了一本极其著名的小册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80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