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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珏:自然人与法人的权利能力

更新时间:2021-09-27 06:55:57
作者: 冯珏  
此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伴随着这种抽象人格而一律平等化,不平等的关系转而存在于主体的对立面即客体之中了。在市民社会中,“权势根本不存在于主体之内,而毋宁说存在于客体之中,即存在于主体的选择意志的范围,因而特别是他们的财富范围之内”。(21)

   (三)权利能力作为承载人格体理性能力的概念

   当代学者在解释权利能力与人格的关系时,常常指出权利能力与人格在主体资格的含义上同义,(22)只是由于人格概念存在多重含义,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清晰,所以采取权利能力之谓。(23)但是,反映古代罗马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人格制度,显然是与古代罗马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相匹配的,其突出的特点是共同体内人与人之间法律地位的不平等。基于人格体在共同体内扮演某个角色这种含义,而角色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即使都能成为人格体,其权利义务或者说法权地位也很可能是不平等的。这些都成为近代以来与市民社会之需要相匹配的民法学所要反对和批判的对象。

   市民社会中的人格体,在各种规范性纽带稀薄化的同时,尤其强调对于人格体的理性期待。这样,原本由人格制度所承载的确定人格体之具体角色的诸多规范性内涵,就需要被扬弃,而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之理性期待,亦需要找到合适的概念载体。权利能力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1.权利能力概念的提出

   据考证,理论上最早提出权利能力概念的,是19世纪初的蒂堡。(24)蒂堡首先将权利能力分为自然权利能力和市民权利能力。“市民权利能力就是罗马法上称之为人格(Caput)或者身份(status)的东西,现代法则与此相反,包含所有由法律——单个的权利依赖于该法律——创造的属性,称其为民事身份”;“自然权利能力,包含所有能产生特定法律关系的物理属性,被称为自然身份”。(25)其次也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享有自然法上权利能力的前提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具备人的身体;第二,已经完全出生;第三,是活体而且必须具有存活能力;第四,具有理性。在蒂堡看来,理性的具备是取得权利能力的前提条件,因此,理性有瑕疵的生物人被他排除在权利能力者之外。“活体出生并且具有生存能力的人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可能作为权利和约束的主体,即他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没有发展因此而潜存的人以及因为疾病而丧失了运用理性的能力的生物人既不能成为权利人又不能成为义务人。”(26)

   蒂堡提出的这一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其关于自然权利能力和市民权利能力的区分。因为市民权利能力就是罗马法上被称之为人格或者身份的东西,而自然权利能力才是关于权利主体的新“发现”的属性。并且,自然权利能力并没有否定市民权利能力,在两者的关系上,自然权利能力是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人的根本或者说基础,而市民权利能力则是实定法加诸法律上的人的外在约束。换言之,自然权利能力是法律上的人的实质根据,市民权利能力则是法律上的人受到的形式约束。这样,自然权利能力就承载了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理性期待,理性能力成为自然权利能力的实质根据。

   权利能力实际上是对于人格体之基础的进一步探究。在罗马法中,人格体以生物人为基础,但是为何生物人能够成为人格体,则没有被揭明。权利能力对这个问题进行追问并给出回答,正是生物人所具有的理性,使生物人得以运用理性并按法律的要求作出选择,从而能够成为权利主体。

   权利能力概念适应了市民社会对于人格体的理性需求,也与近代以来的理性法哲学一脉相承。根据康德的主体理论,“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作‘物’;而有理性的生灵叫作‘人’,因为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不能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27)另外,根据康德的权利学说,“权利为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自由意志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自由意志相协调”。(28)权利能力解决的是“谁可以成为权利和义务主体”的问题,权利既然是自由意志存在的条件,权利的主体就应该拥有自由意志、具有理性,所以理性缺失的东西就不能享有权利能力。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范式、主流思潮等,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并不断强化的体系。

   2.权利能力的实质根据与形式约束

   现代民法学在将权利能力作为民事主体的本质属性之时,不再区分自然权利能力与市民权利能力。这样,作为民事主体实质根据的自然权利能力和规定民事主体所受形式约束的市民权利能力,就被统一于权利能力之中。经过这样改造的权利能力,就应该同时内含实质根据与形式约束。

   ①实质根据。近代以来的哲学范式强调,只有作为种属物的生物人才是目的性动物。这种认识将人从自然界的因果律中解放出来,用一个主观的世界取代了必然的世界。这样的哲学信念反映到法学中来,法律主体即是法律所要调整和规范的对象,这种规范的必要性,正在于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在此切断了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产生了通过规范加以约束的必要性。

   《奥地利一般民法典》的起草人蔡勒(Zeiler)认为:“理性的存在,只有在决定自己的目的,并具有自发地予以实现的能力时,才能称为人格。”(29)这样,作为权利能力之基础的,不再是完整的生物人,而是生物人的自由和理性这一被格外强调的属性。当然,生物人仍然被认为是唯一拥有理性者,萨维尼正是依此提出他关于权利主体与生物人的“原初同一性”的著名公式:“所有的法律都为保障道德的、内在于每个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关于法律上的人或权利主体的原初概念必须与生物人的概念相一致,并且可以将这两种概念的原初同一性以下列公式表述:每个个体的生物人,并且只有个体的生物人,才具有权利能力。”(30)这一定义显然严格地遵循了康德主体哲学。(31)

   ②形式约束。权利能力概念本身并不含有平等的伦理内涵,它是无色的技术性概念,因此对其作出限制并没有逻辑上的困难,正如与自然权利能力相对的市民权利能力所表明的那样。从罗马法直到中世纪的法学和立法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早在提出权利能力概念之时,蒂堡就认为市民权利能力也即实定法上的权利能力“取决于法律专断的规定。它可以被完全或者在特定情况下取消”。(32)萨维尼也主张,他的上述“同一性”公式不过是关于法律主体的原初观念,实定法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修正——限制和扩张。对于自然人,并非每个生物人都平等地享有完整的权利能力,而是存在诸多限制和不平等。(33)

   正因为如此,为了实现所有人的抽象平等,就需要一条“实在法上的命令”,以将权利能力平等地赋予满足权利能力之实质根据的人。这就是实定法规定权利能力的必要性。“在关于人类本质的现代哲学沉思中,为了废除旧的等级体系的法律和论证所有人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一个法律命令是必要的。”(34)这里所说的法律命令,就是作为实定法概念的“权利能力”,这便是权利能力概念在实定法中的诞生。需要一个概念,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私法关系中来,就必须有权利能力作为“人”的条件,以防止存在不是“人”的“人”。事实上,单有权利能力这个概念仍是不够的,实定法还必须揭明,私法中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与笔者的这一分析不同,有学者认为,单纯从自然人角度讲,当自然人普遍地获得民事主体资格后,权利能力概念就是多余的,因为此时自然人就是法律主体。(35)但是这种观点既不符合理论分析,也不符合规范现实。需要认识到,民法对于生物人的权利能力的规定,是对各国基本法规定的人的地位在民法上的积极呼应;而各国基本法关于人的地位的规范,又是受到国际人权公约的约束的。虽然这一实定法命令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存的基本制度环境,但既然它规定的是权利能力可能受到的形式约束,就存在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另作规定的可能性,因而不能在观念中将该条件视为不存在。

   3.权利能力概念扬弃人格概念的价值意蕴

   权利能力概念的提出,转变了我们思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切入点。更确切地说,个体取代共同体,成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权利能力内含了民事主体的实质根据和受到的形式约束,但是由于其将重点置于“能力”而非如人格那样置于“资格”,所以将民事主体理论关注的重心,从共同体赋予的角色和地位,转变到主体自身具有的属性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用“能力”(权利能力)取代了“资格”(人格)。“能力”的有无是一个事实问题,不依赖于他人的承认;而“资格”则有待于他人的承认与赋予。用“能力”取代“资格”,才将自然人的出生变为一个法律事件,自然人依出生而取得权利能力,无待于共同体的承认,从而贯彻了天赋人权的思想。

   这种从“人之为人”的资格到能力的转变,为现代社会平等价值的宣扬和贯彻落实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因为人的能力仅取决于自己(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努力习得),所以“人之为人”的命运也掌握在自己而非他人手中。由此,在权利能力通过“继承”人格概念而内含的(由实定法所规定的)形式约束方面,不仅原本对于权利能力作出种种限制和不平等规定的实定法逐渐被废弃,相反通过一条规定生物人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的实定法命令,最终实现了实质根据对于形式约束的统治。

   二、意志天赋不均作为自然人权利能力的障碍及其克服

   通过一条“实在法上的命令”,明确规定每个生物人都具有权利能力,既是近代以来人的解放、人的理性得到重视和推崇的观念的胜利,也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重构“个人—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每个生物人都自出生时起具有权利能力这一点,体现了近现代社会对于社会的基本原子即个体生物人如何在社会中立足的期待。个体要努力成长为或者被塑造为能够根据环境和场景作出选择、并且能够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的独立自主的人。没有其他人会为你作出选择,没有其他人会为你的选择承担责任。即使是儿童或成年精神障碍者,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也越来越强调尽量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即使他们的选择能力明显存在不足。无论这种自主选择和自负责任是否是个人所期待或愿意的,甚至有的个体会对自己不得不作出选择这一点倍感痛苦,(36)每个个体仍然必须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否则就会被他身处的社会所淘汰。虽然我们如何赞誉权利能力的平等价值都不为过,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回避伴随着平等而来的“代价”。

   以理性能力作为权利能力的实质根据,面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是如何看待儿童和成年精神障碍者这样的理性明显存在不足的人。按照蒂堡原来的理论设想,欠缺理性的人没有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生物人都具有权利能力这条实定法命令,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拟制”。狄骥曾借用萨拉伊的话说过,如果说法人的权利能力是一种拟制,那么儿童和成年精神障碍者的权利能力就是双倍的拟制。(37)

   (一)儿童与成年精神障碍者的理性能力不足与主观权利体系的矛盾

   以理性、自由为实质根据的权利能力理论,首先没有解决理性不足者的主体资格问题,这一点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社会进步的要求和自然法观念的。按照这些观念,所有的生物人基于伦理的要求,都应当成为法律的主体。

当然,忠实于理论的学者或许不得不接受理论所给出的指引和结论。狄骥即主张“儿童和疯人的非法律主体论”。一方面,他认为,不自知其行为的人不是客观的法律主体,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争辩。因为法律规定是有目的性的规律,它是对意志所适用的,并且包含有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命令。可是一种命令只能对一个自觉的意志适用。一种法律规则恰巧为一个儿童或一个疯人所违反的时候,那就不对他产生任何一种社会反应,这就是他不是法律主体的最好证明。(38)另一方面,虽然狄骥不承认他们是客观的法律主体,但并不反对保护他们的利益。只不过,狄骥认为这种保护不构成疯人或儿童的一种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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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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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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