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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秀清:中古教会婚姻立法中的同意原则

更新时间:2021-09-26 09:32:09
作者: 龙秀清  
第80页)。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也宣布最低结婚年龄为男14岁,女12岁。虽然从现在的眼光看,教会关于订婚和结婚年龄的限制有过于宽泛之嫌,但鉴于中古时期人类寿命的短暂(中古英格兰人的平均寿命约33岁)和发育上的早熟,处在这个年龄的人应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了,因此对结婚年龄的限制并不仅仅是摆设。

   不仅如此,婚姻双方如果要分居,也必须双方同意。格拉蒂安对出于宗教考虑的自愿分离作了如下论述:分离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丈夫未经妻子同意而做出节欲誓言,无疑会为妻子的通奸打开方便之门,所以他无权这么做,丈夫因此要为妻子的过错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他不节欲,妻子不可能发生婚外性行为。这样的丈夫不能从奉行禁欲中得到任何美德(詹姆斯·布伦戴奇:《中古欧洲的法律、性与基督教社会》,第242页)。

   同意原则也适用于性犯罪问题的处理。由于中古社会秩序混乱,法律不健全,针对女性的强奸现象屡见不鲜。在世俗法律中,强奸首先被看作是对他人(女性的家长及其丈夫)财产权利的一种侵犯。英格兰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Aethelberht of Kent,560—616)在其颁布的法典中规定,如果一个人强暴了他人的妻子,则他必须为这人再买一个妻子[梅维斯·梅特:《中古英国社会中的妇女》(Mavis E.Mate,Women in Medieval English Societ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在罗马法中,强奸的定义不只是违背妇女的意愿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也指强奸者从其父母、丈夫那里偷走了监护权。强奸只要涉及到暴力,就被描述为对财物的盗窃,在古代法律中,强奸不是被看作是违反公众的犯罪,而是被看作违反男人(父亲或丈夫)所有权的一种犯罪。但在教会看来,强奸首先是违背了同意原则。从格拉蒂安开始,教会法学家形成了构成强奸的四要素:强奸必涉及到暴力;强奸必涉及到绑架;强奸必须发生性关系;这种性关系是在受害者不同意的情况下完成的[布洛与布伦戴奇:《性行为与中古教会》(Vern L.Bullough and James Brundage,Sexual Practices and the Medieval Church),洛杉矶:普罗米修斯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格拉蒂安认为强奸指两种情况: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绑架其女儿(即便她是绑架者的合作者)或者违背她的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格拉蒂安基于暴力而把强奸和其它性犯罪区分开来。在这种故意行为中,强奸者冒犯了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权利,把他们应该合理控制的东西偷走。格拉蒂安还区分了强奸和诱奸:在强奸中,暴力保证了攻击者意愿的实现;而在诱奸中,由于女孩被欺诈和许诺所欺骗而被诱使发生非法的性关系。暴力是强奸犯罪中的重要因素,不管这种暴力是直接针对受害者家庭还是针对受害者本人。格拉蒂安认为,通过暴力或以暴力威胁女方家庭而得到的婚姻同样也构成强奸,因胁迫而促成的婚姻根本不算婚姻,不具有约束力的,因为它缺少合法婚姻的关键因素,即同意原则(詹姆斯·布伦戴奇:《中古欧洲的法律、性与基督教社会》,第250页)。

   同意原则引申出一个问题,当一对男女表达同意与对方结为夫妻时,其所表达的“同意”到底有什么内涵和要求呢?教会认为同意的内涵包含着双方需要互相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不是单纯同意性交或生育,而是具有感情色彩的同意对方成为自己的配偶,为此教会延伸出“婚债”学说,提倡“夫妻情分”。所谓“婚债”,是关于夫妻之间性权利和义务的学说,许下同意诺言缔结合法婚姻后,夫妻双方有义务在配偶提出性要求时给予满足。其神学依据是使徒保罗的话,“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新约·哥林多前书》7:2~3)。婚姻是避免人们犯下性罪恶的一个措施,婚姻形成后“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相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新约·哥林多前书》7:4~5)。相比婚债而言,“夫妻情分”的内涵则更为广泛且深入。在罗马法中,“夫妻情分”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分婚姻关系和姘居关系,可能只是表示合法的婚姻,因为罗马法承认姘居制度,但拥有姘妇的男子如果娶她人为妻就不能再拥有原先的姘妇。教会则把“夫妻情分”视为一种带有感情性质的婚姻关系,相比于婚债而言,夫妻情分还体现在夫妻的日常生活中。亚历山大三世在教令中,将“夫妻情分”应用于结婚后的状态,用来指夫妇应当将夫或妻当作配偶来对待的行为的性质———“情感成为夫妇们有义务培养的、积极的意向”(俞金尧:《西欧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婚债学说和“夫妻情分”是同意原则中更为具体、丰富的内容,强调双方应该在肉体和情感两方面形成稳定、和谐的“配偶”关系,以便培养出积极、有责任感的夫妻关系。这些观念与实践,均化为特伦托公会议的婚姻教令。1566年颁发的《特伦托教理问答》,对婚姻的内涵有了更严肃的规定:一桩完美的婚姻契约,要求有“内在的同意,以言辞表达出来的外在的协定,产生于契约的义务和限制,以及婚姻契约据以完成的婚债”[约翰·维特著,钟瑞华译:《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婚姻、宗教与法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152页]。结婚承认不是一项单纯的同意承诺,也是一项权利的转移,男女双方通过互表同意,事实上已将自己身体的主权让渡给了对方,这就强调了双方相互忠诚的义务,其意义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古教会法在婚姻缔结这个问题上,强调了欲结为伴侣的男女当事人个人意愿的重要性。教会当局将当事人是否表达了同意结婚的言辞作为判定婚姻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并且强调这种“同意”的表达必须是在不受外力干涉的自由、自愿的状态下完成的。虽然这种对择偶自由权的保护尚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婚姻自主(如婚姻的解除要受到诸多严苛限制),而且其实际效果也并不完全理想,特别是对贵族而言,他们更倾向于从经济和门第的角度出发来为儿女安排婚事(黄春高:《同意原则的表里:15世纪英国乡绅书信中的日常婚姻》,《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第168页)。但同意原则毕竟是迈向婚姻自主的关键一步,其意义不言而喻。中古时代形成的结婚需要当事人自由、自愿的同意这一元规则,是现代西方婚姻制度奉行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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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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