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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对外战略的升级

更新时间:2021-09-25 15:18:01
作者: 钟飞腾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并不强。例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重视人均GDP所界定的发展阶段,因而对新发展格局所具有的外交含义重视也不够。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是,中国调整发展战略并最终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一种怎样的对外关系?事实上,就此中央已经提出了大的方向,即充分重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18)因而,区分愿意合作与不愿意合作的对象,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应当是中国对外战略升级的方向。

   二、奇迹增长时代的结束与新发展阶段的确立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需要我们明确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树立新发展理念。从时间上看,“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第一个五年,意味着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之所以强调升级,意在表明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新发展阶段和前一个发展阶段的对外关系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但不能停留在前一个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需对应特定的对外政策;第二,随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之间关系的转变,原先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大战略也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大国的对外战略有时候并不完全受制于国内利益,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全球和地区利益。

   在论述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动因时,习近平强调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19)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政策部门频繁使用的一个政策术语,蕴含着多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变化。余永定早在2010年即呼吁,中国应当提高增长的质量,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来源,从出口、投资转向消费等,因为投资能力和出口空间最终将面临天花板的限制,并且容易招致别国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20)也有学者从发展经济学的演化范式出发,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以创新引领发展。(21)多数学者在评估一国的创新能力时,也主要依据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通常发达国家的投入更高一些。在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稿进行说明时,习近平指出:“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22)可见,我们已经习惯采用国内民众易懂且为国际社会所熟悉的人均GDP概念来衡量新发展阶段。而且,在这些标识新发展阶段的指标——人均GDP、城镇化率和中等收入群体中,最为核心的指标是人均GDP。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世界银行采用人均GNI作为区分穷国和富国的基本指标,将全球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主要是指一国国界内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而人均GNI指本国居民创造的产出,不包括在本国的海外居民创造的产出。但是,对大多数经济体而言,人均GDP和人均GNI差别不大,因而,人均GDP也被广泛当作划分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而在进行跨国比较时,需要将两国的本国货币换算成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研究人员通常采用购买力平价法(PPP)。尽管学者们也都认识到,对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PPP法会有较大的误差,但相对而言,PPP在描述国与国之间相对收入水平时仍有普遍意义。(23)

   目前在进行历史的跨国比较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组数据是由原经合组织(OECD)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开发的。(24)如图-1所示,以PPP(2011年国际元)衡量,2018年,美国的人均实际GDP约为5.5万美元,日本约为3.9万美元,中国约为1.3万美元。150年来,美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日本增长了24倍,中国增长了近14倍。图-1还显示,1950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此前80年美日两国的人均实际GDP分别增长了3倍和2倍,此后近70年美日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分别达到4倍和12倍。与美日两国长达150年的经济增长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50年。(25)1970-2018年,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0倍。据金星晔等学者修正麦迪森数据的有关研究,17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1820-1952年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1,而欧洲在这两个阶段的增长率分别为0.14和1.05,全世界分别为0.07和0.93。(26)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即便是较小的增长率差异也会造成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的分化。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发生于工业革命以前。(27)作为一项推论,造成中国近代以来衰落的原因主要应从内部寻找,而不是从外部。更加合理的一种说法是,西方世界的崛起加速了近代中国的衰落。

  

   图-1 1870-2018年主要经济体和区域的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

   还有一种视角是将当前中国的发展水平与东亚的日本、韩国相比较。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认为,1978-2005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支撑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与推动东亚经济“奇迹”的因素非常相似。但是,2005年以来,面对一系列内外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罕有先例的成绩,无法用外部因素来解释。(28)诺顿更加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判断是,像日本、韩国那样,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按照人均GDP衡量,2017年的中国人均GDP水平与1973年的日本相当,1950-1973年,日本一直保持着年均10.4%的经济增长率,但在1973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超过6%的增长率。诺顿认为,“奇迹增长时代的结束要求以一种根本性的方式来重塑经济格局,即有必要采用全新的方式和政策来维持适度快速增长。”(29)

   虽然学术界关于奇迹增长时代为什么结束并未达成共识,但一个总的结论是人均GDP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据2008年世界银行“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自1950年以来,维持25年年均7%以上经济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部分在东亚)。该报告将连续25年实现7%以上GDP增速的经济体定义为“经济奇迹”,但同时也强调这种奇迹并非不可复制。(30)报告还强调,在20世纪后半期以前,人类从未出现过如此高速的增长,因此当日本第一个实现“经济奇迹”时,多数评论家认为是战后复苏的特殊案例。当东亚四小龙达到这类标准时,又有人说因为这些经济体的规模比较小。而当中国实现这一奇迹时,又有人说是因为规模大。更加引人关注的是,这些经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高增长走向终结的路径和方式各有不同。最终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五个经济体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他几个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31)另外,报告还将印度和越南作为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候选国。按照同一标准计算,截至2019年,印度并未达到(1995-2019年年均GDP增速6.5%),而越南初步达标(1992-2019年年均GDP增速6.9%)。从这个角度看,也的确印证了诺顿的一个判断,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更接近、可比性更强。

   在世界银行发布该报告之后,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等关于高速增长何时放缓的研究引起极大的关注。根据艾肯格林等学者2012年发表的论文,所谓经济增长放缓,有三个基本条件需要满足:一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前,人均GDP增速连续7年平均不低于3.5%;二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连续7年人均GDP增速下降幅度超过2%;三是以2005年购买力不变价衡量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按照这一标准,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时(2005年不变价国际元),增长率至少会下降2个百分点。艾肯格林认为,日本出现过两次明显的增长放缓,转折点分别是1970年和1992年,韩国的转折点是1997年。艾肯格林还基于中国2007年的人均GDP水平预测,如果今后10年中国以9.3%的速度增长,可能将在2015年出现增长放缓的转折点,如果增速是7%,转折点很可能是2017年。(32)

   2014年底,艾肯格林等人根据新公布的数据又发布了对增长放缓现象的后续研究。与2012年成果相比,新研究认为存在两个增长放缓的转折时期,一个是人均GDP达到10000-11000美元区间,一个是15000-16000美元区间。根据新的设定,韩国增速放缓的第一个转折点是1989年。与经济增长经历放缓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在两项指标上更有优势:一是中等教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样本国家,二是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更高一些。因此,艾肯格林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增强这两项优势,那么中国必然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33)事后看,艾肯格林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按照IMF提供的数据,2011年中国GDP增速为9.6%,2012年即下跌至7.9%,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为1.1万美元,此后中国经济增速再没有回到8%。在连续多年下跌之后,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1%,与2011年相比下跌3.5个百分点,符合艾肯格林界定的连续7年下跌幅度超过2%。(34)因而,2011年是第一个增长放缓的转折点,2018-2019年可能是第二个增长放缓的转折点(人均GDP落入第二个区间)。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3%,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7.3%。(35)从统计上看,2012年以来的年均GDP增速将从截至2019年的7.4%下跌至6.6%,即便2021年恢复至8.1%,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年均增速也无法超过7%,因而也就结束了世界银行所界定的“增长奇迹”时代。

   因此,中国政府基于新发展阶段,倡导以新发展理念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可以说是在经济增长迈入一个新阶段之后确立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正如前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40年是一个超高速增长阶段,无论是人均GDP还是经济总量都实现了数倍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今后这样的超高速发展很难重现。未来15年,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特征包括,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0%降至5%左右,人均GDP翻一番,经济总量翻一番。人均GDP是确立发展阶段新旧与否的最重要指标,过去40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重增长了9倍,而未来15年仅翻一番。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显著缩小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很重要的经验是开放,国际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未来15年,我们的目标要比过去40年低得多,但是否意味着国际力量不那么重要了呢?为此,就需要进一步考察,新阶段的经济增长是更多来源于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也即“双循环”中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两者的关系。

   三、发展战略制定的早期经验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20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7.3%。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那样,此时中国的相对发展水平与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时所考察的若干区域和国家所差无几。由于“双循环”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国际循环减弱,有人可能猜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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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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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1,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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