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结合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著名统计学家劳氏（C. Radhakrishna Rao）说：“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他还说：“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在理性的基础上，所有判断都是统计学。”经济史学，包括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头。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有着浓厚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史的色彩。同样，无论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还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基本上是有思想但学术性不足，现在则是有学术而思想性不足，如何做到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辩证统一呢？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性问题尚在探索的历史情景下，这一问题的解答就显得异常重要。

　　 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结合，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促进中国经济学思想与学术的融合，笔者这些年一直提倡的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都将历史这个维度放在不可或缺的位置。与此同时，现实问题的解决、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实施，特别是研究和解决影响和全局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不能简单地进行短期和局部分析，孤立地看单一因素，也需要从长远历史的视角来对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否则，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可能有失偏颇甚至有害。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其所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特别是政策建议，会有很大的外部性。好的经济学研究，还应该能够“通过解释中国事情，帮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理解新的东西”，反过来再发展经济学本身。

　　 研究和解决影响全局的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恰切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掌握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关键性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首先，必须要理论结合实际，开展“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风险防范”六位一体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能盲人摸象。其中，“长远视角”就是历史的视角，“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也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姜尚、管子、老子、孔子、孙子等）朴素的唯物史观哲学思想。过往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论述，往往忽视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尽管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传统经济思想的确存在明显欠缺，但是其思想的深刻性对当下开展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仍大有裨益。

　　 其次，笔者一直提倡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三维是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六性是指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这是一种具有多个维度、多重特性的研究方法。

　　 再次，还要充分考虑不确定性风险及其防范，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危机意识；也要注重改革举措从必要性到充分性的转换，准确把握信息、激励、效率和公平四个关键词；还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优结果亦有最佳和次佳之分。这些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孙子兵法》中战略方针和战术对策的核心思想，以及孔子、孟子关于平等、公平、公正，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仁政的核心思想。但这些方法的现实意义及其借鉴，在既有的研究论述中不够深入细致，笔者拟在下文详加论述。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这些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起到明道的关键作用。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中国古代先哲们多有论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的语言隔阂、中国经济学学术发育的迟滞和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的内在逻辑分析，因此很少被外人所了解，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知总体上也非常片面。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全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完全是“西化”的，其实不然。早在上古时期的中华文化中，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酝酿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理念，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略，总结非常深刻。如果细加梳理辨识，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先哲那里几乎都有论及，比西方早了几千年。试举几例：

　　 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对国富和民富的顺序关系给出了“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说苑·政理》）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和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文师》）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结果。

　　 管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点是综合治理，主张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国语·齐语·桓公霸诸侯》）的观点。先秦道家老子在《道德经》中也给出了成大事者应深谙综合治理的最高法则：“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这是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的根本之道。通俗地说，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政府要少干预，无为而治，实现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治理效果。

　　 而秦国商鞅以野兔为例，更是阐述了明晰法令准则和建立私有产权的极端重要性，明晰的法令及产权界定可以起到“定分止争”（《商君书·定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这个结论比科斯关于产权的重要性的结论早了两千三百多年。

　　 汉代司马迁受黄老之学影响较大，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政府治理哲学，以及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和几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作出非常精辟的总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寓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其次导之以利；再次加以道德教化；从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这对当前中国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可见，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基本特点、理论贡献与国际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才有助于跳脱简单的单向度的“复制” “借鉴”“接轨”的经济学知识引进和学科发展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经济思想的角度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在此方面，基于国际学术规范和语言表达习惯的中西合璧的研究和译著，对于提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有效性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已有不少这样的尝试，通过与国际知名学者的高水平学术合作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走向世界。如程霖教授、王昉教授与Terry Peach教授合作主编的英文版论文集“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和“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Legacy”，分别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特征以及中国汉代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以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发展规律、价值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等均有所阐发，先后由国际知名的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舶来经济学说的传播应用和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理论升华。中国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为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为现代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其内在逻辑体系，经济学者在此体系中就一定约束条件下如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给出可行性和可操作的方案，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提炼的过程中，寻找一般意义和普适意义，进而再上升到理论层面。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也不断探索着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和避免失败，以实现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理论。

　　 当然，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也触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理论的众多争论和深入反思，尤其是国内学者提出了诸如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新养老经济学等新的理论学说。但在笔者看来，一些所谓新的经济学说并非对既有发展经济学，以及其他成熟经济理论根本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其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一方面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和支持，另一方面往往流于过渡性而缺乏终极和普遍意义，尤其是缺乏像基准理论那样强调改革方向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感。与此同时，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经济场景和诸多新的典型事实，其中也蕴含着经济理论创新的空间，一如1929—1930年大萧条后宏观经济理论有了重大突破。

　　 笔者以为，既能让中国改革成功，又能最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研究方法和解决之道，一定是那些将“指导改革方向和指明发展目标的基准理论”与“充分考虑国情而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新的经济理论，以及以此给出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这样的理论，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既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历史大视角、国际大视野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理论、历史和统计三维度的分析缺一不可。

　　 笔者也曾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来尝试研究与解决中国问题。比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做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就着力完善多部门大型量化准结构性宏观模型（IAR-CMM），并注重三个维度的结合：一是宏观预测模型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元素和综合治理，对于内含的多个板块要求具有自洽性和内在一致性，使短期政策应对变量与长期改革参数在所有板块中形成辩证统一，以此达到宏观总体一般均衡和综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基于扎实的数据采集和整理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分析、理论内在逻辑分析及历史视野比较分析。三是不仅要做大概率的点预测，更多还要考虑如何规避和防范一旦出现、后果严重的“黑天鹅”小概率事件，以及如何应对已有显著迹象的“灰犀牛”大概率系统性风险，以及进行“稳经济”的各种情景分析和反事实分析，从而对不同风险和政府不同增长目标给出优选方案和备选方案，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四是既要考虑到短期波动风险，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交互叠加和相互作用，也应关注中长期制度性、结构性改革及其向纵深推进的方式。

笔者在对中国改革问题进行分析时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比如，《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的一条主线就是紧紧围绕着国家治理与良性发展的三要素展开论述。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中国改革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不可行，必须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因素也考虑在内，以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