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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中国经济学思维方式与关键研究方法

更新时间:2021-09-20 14:28:47
作者: 田国强 (进入专栏)  
来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关系并加以谋划。这是因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是好的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充分必要条件。

  

   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经济社会取得成绩或进步,基本都是这三要素的某些方面得到改进,而出现问题一定是其中某些要素欠缺所导致。中国下一步需要围绕上述国家发展治理三要素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强化长板、补齐短板,才能促进远景目标达成,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

   经济理论、经济思想源于经济实践,且最终还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发挥指导作用,并经受实践再检验和历史的检验。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时,笔者反复强调需要采用 “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同时,不同国家的经济现实问题,既有一般性,也有独特性,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还需要着力处理好一般性和独特性的关系。

   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学者和智库的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建议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为此,笔者试图总结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

   方法一:也就是笔者前面反复提到的,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坚持以一般(全局)分析为核心的综合治理理念,不应过度宣扬控制实验方法的“魔法性”,夸大局部分析的结果。尽管控制实验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往往是科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第一步,但如果不进行全局均衡分析、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外推有效性就大有问题,会导致盲人摸象、以点带面、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得到的不是整体事实和全部真相的结论,甚至会得出脱离常识、异常片面或荒谬的结论,给出错误的政策建议和改革举措。这样的所谓研究成果在当前比较普遍,如果其相关政策建议被采纳,不仅解决不了短期存在的现实经济问题,更谈不上提供长期解决方案,甚至会导致严重后果。

   比如,双重差分法(DID)、随机控制实验(RCT),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界较时髦的研究方法,但采用这种局部性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往往至多只能陈述部分事实,而不是全部,其结论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都大有问题,难以推广使用,否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国际经济学顶尖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知青下乡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文章,就是采用DID这样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其得到的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轻的结果。尽管从局部和单一效果看,知青下乡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和带来初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没有考虑到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特别是1700万知青中断学习下乡给个人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如果这样的局部均衡分析研究方法是可信的,人们或许可以类推出“大饥荒有利于减少高血压和胆固醇,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结论;又或者类推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在家工作而减少了开车发生事故的概率,从而是一件好事”的结论。

   方法二: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还涉及价值判断,因此换位思考和系统地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就十分重要。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科学的一门学科,从自然科学中吸收借鉴了许多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研究问题主要依靠控制实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但社会科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比研究自然科学问题要复杂得多,涉及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部环境等众多因素。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往往需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只做控制实验的科学实证分析,还需要综合治理的全局分析。

   综合治理就像做好管理工作一样,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更复杂的是,还需要有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而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就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来看问题和断是非,往往就会导致很大争议,甚至用自身立场代替是非观念。因此,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除了要采用方法一中提到的一般均衡分析,还要换位思考和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要有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强调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方法三:在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和进行政策研究时,轻敌是大忌,不能只考虑有利因素或己方的胜算,还要充分考虑风险和众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风控意识,要充分考虑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这和鼓舞人心的宣传工作是大不一样的。宣传工作可以只注重或侧重正能量,但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绝不能这样做。然而,现在许多智库和研究者通常只看到经济形势的有利一面或自身有利因素,盲目乐观,过高估计或抬高自身的优势,只愿意看到竞争对手的弱点,对困难或竞争对手的优势往往考虑不足。这样的所谓研究成果势必会产生很大误导,甚至后果严重。

   比如,许多学者在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时往往过于乐观,对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和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的系统性风险估计不足。不少学者和智库在中美关系的应对上,一味地看到己方的优势和对方的弱势,往往不愿意正视己方与对方的差距。这种一厢情愿地看低对方、高估自己,如“全面超越”论、“双赢就是我们赢两次”论等论调,不仅不利于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引起外部的强烈反弹,甚至成为遏制中国的借口和依据。类似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如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三国时期的马谡,只考虑自己的胜算,没有充分考虑对方优势,往往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国家的危机。

   方法四: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作出政策建议和改革方案时,要清醒认识到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的转化,不要因为中途出现问题而轻易否定某项改革举措。许多因素孤立地看,只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做成事情必须具备的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许多人却因实施过程中产生一些偏差,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必要条件可能还需要许多其他辅助条件,才能转化成为充分条件,真正将事情做成。所以,既不能轻易否定,也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综合治理。

   例如,市场经济制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治理和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实现了繁荣富强和良性发展,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包容性市场经济,还需要与国家治理的另外两个要素,也就是政府和社会两个要素相结合,发挥恰切的作用,才能共同构建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实现良性的发展,使国家真正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世界强国。然而,不少人将必要性和充分性混为一谈,很多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本来大方向正确,但由于综合治理改革不到位,辅助改革措施不到位,一旦出现问题,就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否认其改革大方向,要走回头路。

   方法五: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提出改革建议时,特别要准确把握信息、激励、效率和公平四个关键词。在论及发展成效时,要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度量和评估,例如同时采用中值而不仅仅是将平均值作为度量标准。由于经济主体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逐利的,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在商言商的情景,再加上经济主体间的信息往往是极度不对称和不透明的,因而需要采用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来搞对激励,让信息透明,让人们能真实获取信息,而不是政府一味主导。

   所谓搞对激励,指的是实现有主观能动性的“我要做”的激励相容,而不是采用“要我做”的被动强制措施。我们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实施(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同时让政府和社会发挥恰当的作用,让公共信息尽可能透明、社会治理更为包容。

   同时,过程公平、机会平等无论是对市场效率还是对社会稳定都异常重要,但受重视程度还非常不够,原因之一是度量的标准问题。现在一个常用标准就是用平均或人均来表达发展成效,这当然是一个度量经济发展的进步指标,但也有很大的问题。其中一大问题就是没有注重平等,使贫富的巨大差距被平均掩盖掉了。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全球第二,人均GDP也突破了1万美元,但这仅是刚踏进中等发达或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以上的人均GDP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收入差距悬殊。也就是说,从平均值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从中值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所以,从注重公平及社会稳定的视角看,还需要采用中值来度量均衡发展的程度,而不宜仅仅采用平均值来度量发展成效。

   方法六: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进行政策和改革研究时,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佳和次佳。要知道,最优(optimality)分多层次,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有局部和全局之分,有最佳(first best)和次佳(second best)之分。随着制约条件增加,最优结果可能只是次佳、次次佳(third best)、次次次佳(fourth best)等。并且,局部、短期最优往往不是全局、长期最优,短期最优甚至有可能对全局和长期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开篇就谈到,在分析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时,必须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

   比如,对单一市场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最优只是局部最优,即局部有效率,但往往会造成全局的无效资源配置。同时,不能由于紧急、突发情况(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采取的极端手段短期有效,就试图长期固化下来,这就像战时的军事管制不能因其短期有效,就将其在常态环境下长期固化下来一样,一定要谨防短期、局部最优可能会带来其他后果。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鉴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研究方法歧见和误用亟须加以澄清。笔者所列举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研究中都有其现实针对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经济分析中应努力做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从而使得研究的过程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可能真正实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的有机结合,既有助于研究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又能够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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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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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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