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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凌杰:读张志云著《亲和万民:宋代嘉礼研究》

更新时间:2021-09-18 10:50:38
作者: 吴凌杰  

  

   中国自古就被誉为“礼仪之邦”,诸多前辈学人对礼学的研究前赴后继、不绝如缕。杜佑的《通典·礼典》“礼序”篇中所罗列的汉唐间二百余位礼学家足可证之。然传统礼学多以“明经义疏”为研究取径,关注点多集中在三《礼》本身,特别是郑玄以后,即有“礼是郑学”之语,以示学者常困厄于三《礼》词章考据之现状。对此,欧阳修在《新唐书·礼仪志》中的描述足称经典,其文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可见,欧氏早已敏锐注意到唐代礼乐“虚名化”的现象,即礼学研究多偏向“具其文而意不在焉”,礼学日益成为“繁文缛节”之学。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渗透,国内学者日益反思传统礼学研究之弊端,并不断将之导入新史学研究范式中,使“礼学”逐渐演变、并转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礼制”。此理念肇始于梁启超,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云:

   礼学的研究价值到底是怎么样呢?几千年来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制度、礼节,劳精敝神去研究他。实在太不值了。虽然,我们试换一个方向,不把他当做经学,而把他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

   可见,清末民国之际的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礼学研究之意义,不断推动礼学的转型与发展,并逐渐将之与新史学结合。此后陈寅恪接续而行,礼学在其研究规范之下,最终成为了可供后世效仿的“礼制”史。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制”章,从政治史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礼官及其家族背景,并与时局变迁相结合,探寻了隋唐礼制的由来,从而构建起了一套逻辑自洽的、可供效仿的、成熟的礼制研究范式。至此,新史学意义下的礼制范式基本完成,并日益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不论是通论性还是专题性礼制史研究成果都极为丰富。笔者近日拜读张志云博士的《亲和万民:宋代嘉礼研究》(以下简称《亲和万民》),顿觉在现今礼制史研究著作中,此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故特撰本文,就此书的撰写思路等问题,略成管见,以示引玉之意,诸多论述未必允当,敬请作者与学界同仁批评。

  


   《礼记》云:“礼不由天降,不由地出,皆本于人情。”礼缘人情、人情制礼是礼之最大特色,其中嘉礼作为与人情息息相关的礼仪,在“五礼”中别具一格。正是由于嘉礼的存在,使得礼制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文,亦或是仅存行于贵族的科仪,而开始与普罗大众息息相关,嘉礼的诸多内容,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遵循的依据,也使得礼仪下乡成为了可能。

   有关嘉礼的研究,前人专题性论述不足,然如朱瑞熙、胡戟、杨志刚等前辈学者的论著,无疑具有垂范意义,他们不朽的成果,引领着现今史学界对嘉礼领域的探讨。而张志云著《亲和万民》一书,正是站在诸前贤的基础上,对宋代嘉礼进行专题论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推进了宋代礼制研究。全书采取总-分-总的行文逻辑,除绪论、结语外,共八章。

   第一章为起始铺垫章,名为“五礼”形成及“嘉礼”内容之演变,作者在此章中,详细考述了“五礼”的缘起与演变,进而探讨嘉礼的流变与作用,通过排比不同正史典籍中,力图探寻嘉礼条目与仪式,在时代中的变迁与差别。

   第二至六章为分述章,主要对宋代嘉礼登极、朝会、上尊号、册封、宴飨、巡幸、冠笄、婚嫁、养老、乡饮等诸仪式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基本涵盖了嘉礼的诸多层面。

   第七、八章为反思总结章,作者在前六章探讨的基础上,将嘉礼与制度史、社会史相结合,探讨了嘉礼视域下,科举制度完善、平民社会地位变迁、礼法融合等问题,进而论述了礼仪对社会控制与军权强化的作用。

   张志云作为宋代礼制史研究的新秀,师从著名的礼制史学家汤勤福教授,他原以治宗教制度史起步,而后研究视野逐步转移到礼制史领域,并以《宋代嘉礼研究》,顺利通过了2017年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此书《亲和万民》便是在他博论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这不仅是作者对过往研究成果的总结,更反映了近些年来他对礼制史研究的诸多思考。对此书的特点与学术贡献,笔者略归纳如下:

   第一是学风踏实、学识厚重。如前所述,长期以来,礼仪研究多为礼学研究,以“解经义疏”为取径,而在新史学冲击下,礼学研究转为礼制研究,即讲求微言大义,不拘泥于辞藻。然过犹不及,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礼制史研究将后者之习气愈演愈烈,较少关注礼经本身,擅自发挥、肆意解经之吊诡现象突出。作者很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在作者论述时,常以“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自察,具有踏实之文风,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数据丰富、表格清晰,如作者在第一章论述宋代嘉礼条目之流变时,将宋代诸政典与礼典凡涉嘉礼之内容排比而出,制成清晰之表格揆诸异同,此研究方式一方面为论述宋代嘉礼条目流变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使得读者更能理解论述之观点;相似的表格还见于第三章“上尊号”节,作者考究“上尊号”仪式之缘起,特制成若干表格,排比相关朝代“上尊号”之事例,层层推比,逻辑清晰,结论正确与否先暂且不论,仅凭其爬梳史料之细心、钻研之用力,便可见作者文风之踏实,对学术有着极端执着的热情。

   再者是思维谨慎,文献功底深厚,善于考述史料异同。如在第三章“上尊号”节,作者通过比对《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有关仁宗册立皇太后诏记载史料之异同,纠正了《宋大诏令集》对此事的错误记载,并利用《宋会要辑稿》还原事件之原貌。

   最后是脚注丰富。虽然注释之多寡不能代表著作学术价值之高低,但却是检讨学人学术道德的首要标准。此书在注释上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注”。作者在出版后记中,曾提到此次集结出版,迫使他删掉了原文约四万字的注释,但现今来看,此书注释依旧丰富。在注释中,作者不仅核验了文献出处,解释了原文含义,而且还与前人展开学术对话,提出了自己见解,做到了“文章不写半句空”,使得读者能感受作者对学术崇高的敬意。

   第二是文笔流畅,引述资料丰富。一篇文章、一部著作,它的研究进步离不开资料拓展,而能使读者易懂作者想要表述的观点,则离不开行文的流畅。张志云的《亲和万民》一书在这两个方面都为上乘。

   此书在行文上较为流畅。礼仪研究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入无人注意的尴尬境地,其中礼文晦涩难懂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此如何在解读礼仪文本的同时,做到行文流畅,使读者能不被诘屈聱牙的文献所困,往往是礼制学者需要面临的挑战。笔者所见,本书作者在解读礼文与观点阐释上做到了通俗易懂。如在第二至六章嘉礼的诸多仪式解释时,作者极为注意仪式发生的先后顺序,并分段标识出,使读者能切实感受到礼仪的推进过程。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好把握论述之精髓,作者特在每章末尾加有结语,对本章观点进行提炼与升华,足见其用心之深。

   除行文流畅,此书引述的史料较为丰富。此书不仅征引采集正史典籍中的记载,还充分利用到了宋人笔记小说,以及《张家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使得本书在史料挖掘上做到了竭泽而渔。如在第五章作者在探讨民间婚嫁之礼时,不仅引述《张家山汉墓竹简》以论述礼法制度之缘起,而后在分述时,凡列举数十条来自笔记小说之材料以证之。作者不仅对正史礼典的材料如臂使指,还对笔记小说、出土文献极为熟悉,可见其不凡的文献积累

   第三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礼的内涵丰富,小到饮食起居、大到邦交祭祀,无时不刻不受到礼的规范,因此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礼仪条文中,拉出一条可供研究的治学取径,是每个礼制学者需要面临的问题,此书亦不例外。然据笔者所见,发现作者在研究宋代嘉礼时,采取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范式,使得整个研究过程变得明朗与专注,这无疑是化繁为简、足以称道之学术思路。

   所谓大处着眼,即作者虽然论述之主体在于宋代嘉礼,但行文思路却将之放入整个礼仪制度的大背景下,牢牢把握礼制变革之重要取向,开篇即用专门一章梳理了“五礼”的起源,及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进而在掌握礼制沿革的前提下,考析了宋代嘉礼诸仪式之起承转合与条文差异。这种大处着眼的研究范式,使得作者不会陷入“一叶障目”之困境,在弄清礼制沿革前提下,对嘉礼的探讨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任何礼仪之产生,无不以行用为前提,如前所述之“礼源人情”,即古代礼学家认为圣人制礼之目的在于“明人伦、行教化”,故礼之诞生便与人类社会紧密相连,任何礼制史的研究都无法摆脱社会这一大背景。显然作者在论述时就认识到此点之重要性,其在第七、八章,特意将嘉礼与时代发展、社会变迁相联系,进而探讨了嘉礼对不同阶级人们的影响,这种探讨构成了宋代嘉礼研究的社会大背景。

   所谓小处着手,即宋代嘉礼内容繁复,作者并没有淹没在经典文本之中,反而粹取了登极朝会、上尊号册封、宴飨巡幸等几个较为典型的嘉礼仪式,以阶级为视角,探讨了嘉礼规范之下君臣、百姓诸多仪式行为,这不仅使得作者笔锋更集中,对嘉礼诸多仪式之探讨更彻底,更能“由点及面”“以小见大”地反映出嘉礼对宋代社会种种影响。

  

  

   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总体肯定此书价值的同时,笔者尚有一些疑惑,现列于下,希望能与作者切磋探讨。

   一是经典文本的解释不足,仪式步骤难以明晰。此书虽名为嘉礼研究,然似文本多以政治史为切入点,较少考析经典文本诞生的背景与道统学脉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对宋代嘉礼诸仪式流程的深入。

   礼制研究须以问题为出发点。在宋代礼制史研究中,宋人内部的学缘道统便是问题的关键。宋人对于家门学统、师门道统尤为重视,如若抛开对学缘道统的关注,意图深入研究礼制,则实难以为继。往日笔者在对中古时期帝王丧葬礼制探讨时,即发现宋代,在太祖、太宗及真宗前期,前朝“唐制”对当时礼制的影响较重,但自真宗后期、仁宗朝,在礼制上出现了由“法唐”向“法祖宗”的转变。可见,在宋代礼制自身价值诉求被削弱,礼学家眼中的道统、家法被加强,“回向三代”成为了宋人礼学家的核心思想,李觏、刘敞、陈道祥等人不断考究三代礼制,借以将之作为先王遗存。回顾本书,则可发现其对宋代礼学家及其学缘道统的关注较为不足,进而使得作者对于仪式文本的解释,陷入了就事论事的窠臼。

   虽然作者在行文时,极力对嘉礼的不同科仪,进行文本解释,但大体上依旧采取了政治史的研究取向,进而在论述了时政对礼仪影响时,似乎忽视了对经典文本自身的阐述。

   这种经典解释的不足,带来最明显的影响是仪式步骤的模糊。笔者注意到,在本书中,作者极力构建并意图以数字排序,来解释诸仪式发生之流程,但终显苍白。如若能以图片形式,阐明仪式发生时,参与人员之行为顺序及方位目标,则能使读者对仪式的进行一目了然。同时如果能在仪式介绍时,更进一步的使用插图,展示出礼仪物品的具体形制,或能使得全书更为充实。

再者文本记载与仪式运行常常会出现不相符合之情形,作者似乎对此措意较少。即在论述宋代礼典,诸如《宋史·礼仪志》《开宝礼》等对仪式的记载,往往不是仪式实际之运行,故在探讨仪式步骤时,首先应当着重考虑礼典中仪式是否在现实中真正被实行?近年来学者尹承曾在《北宋讲武礼新探》一文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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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郑州师范教育》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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