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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1-09-17 10:33:43
作者: 王锐  
要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历史合理性与时代局限性有较为清晰的认知,摒弃一段时间内曾流行于世的某些西方想象与文明等级论话语。在此基础上,就可在新的富强叙事中涵盖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各个方面的成就与缺失,从比较广阔且真实的全球视野出发思考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探究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方式、文化氛围能更好地实现这些历史目标,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与政治路线能够指引人们认识到走向富强的理想途径,在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下富强的成果能够为大多数人所共享等内容,同时比较良性地继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理论范式与现代化理论兴起之后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样既不会因对近代世界历史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匮乏而觉得现代国家建设并无多少重要性,也不会简单套用一些冷战时期西方阵营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衡量甚至否定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历程,忽视其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二、阶级叙事不可或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6关于这段话,日本学者渡边雅男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所谓社会或历史的现实认识,终归是在‘政治表面’向‘社会生活的深度’深入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发现了潜藏在‘按照经济科学’的社会生活的底部的‘某些事物’。各阶级的对立,无非就是潜藏在那里的一种事实”。17从学理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扩展了人们思考历史的宽度,让许多历史表象之下的深层次的,影响一个时期历史总体特征的社会经济因素能够被重视,让人们能够更为全面地认识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要素的形成、特征与演变规律,将历史进程中因长期被压迫、被剥削而处于“失语”状态群体的面貌呈现出来。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根据人们在生产方式中的不同地位、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对政治权力和精神生产的占有状况来划分不同的阶级”。18

   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极具影响力,但由于时势的变化,一段时间以来,阶级叙事、阶级视野在国内的历史研究当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呈现式微之像,一些论者甚至否认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阶级矛盾的存在,强调用个体叙事来否定阶级叙事。19对此,正如姜义华所言:“阶级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它决定着人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但这并不否定个人的独立性,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是个性和阶级性二者的统一。历史表明,阶级的形成发展也是一个过程,人们意识到本阶级的利益而自觉地起来斗争更是一个过程。凡是没有认识到自己阶级使命的阶级是自在的阶级,只有在经济矛盾逐步暴露出来以后,人们才有可能逐渐意识到本阶级成员和敌对阶级截然不同的利益,只有在这时,他们才有可能在实际斗争中作为一个阶级而自觉地为本阶级利益共同奋斗,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而即使在这一时刻同一阶级的各个成员也没有丧失他们的个性”。20总之,要想更为全面地分析中国历史态势,把握其中的关键问题,就离不开符合中国实际的阶级视野与阶级叙事。

   犹有进者,晚近以来一些论者往往以历史叙事需要“复杂化”为理由来反对阶级叙事,认为后者分析历史的角度过于“简单”。无可否认,随着大量新史料被披露与整理,更具丰富性和层次感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实属必要。但另一方面,正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所谓“复杂化”,到底是对哪一种历史论述而言的复杂化?“复杂化”之后,是否能够进一步加强对近代中国转型之艰巨与曲折的体认?是否更能促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从国弱民贫、危机四伏的局面,到今日“换了人间”,成为全球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这一历史过程心生最基本的敬意,从而挖掘出近代中国变革最深层次的动力与能量,以及其中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如果这一“复杂化”旨在“非历史”地突出某一局部或某些个人,将冢中枯骨视为时代骄子,借此来解构近代中国所真正面对的困局与寻求解决的不懈努力,那么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其言愈有条理统系,其去古人之真相愈远”21的情形?更有甚者,如果人们承认,每一种历史论述背后都各自有支撑其对历史理解的学说与价值观的话,那么如今为数不少的“复杂化”历史论述,其背后的学说与价值观也同样“复杂”吗?在将长期作为近现代大多数中国人追求阶级翻身、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平等的基本情感、 探索动力和奋斗目标以“复杂化”之名消解其在历史过程中本来存在的重要性之后,却拾起某些20世纪冷战后期作为意识形态来宣传的理论与主张,将其视为理解近代历史的唯一参照物,而无视其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时的权力、资本、军事诸因素,以及其扩散全球的真实意图。这种将历史“复杂化”的历史论述背后,其实只是一种单调干瘪的政治想象与不知何故的深闭固拒而已。22

   恩格斯认为,要把“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23同时强调“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4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里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主要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着手,分析从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各个阶级状况与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突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历史事迹,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用叙述历史的方式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与历史意义。用范文澜的话说,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叙事逻辑就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一步深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方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步提高一步地进行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历史事件的一条线索”。在此叙事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种主要的矛盾”。25

   必须指出的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在强调阶级分析的同时,其实也涵盖了前文所谈的富强叙事,因为摆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本身就是寻求富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也正是为了让中国摆脱近代以来遭遇的困境,况且也只有做到了这些,这种富强才称得上名副其实。而在今天,一些受到当代西方“文化左翼”影响的历史叙事,将性别、族群、文化认同等内容作为所谓“左翼理论”的分析重点,用一种“反历史”的方式去否定历史上的一切国家与政权,同时,刻意忽视经济基础、生产方式、阶级斗争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中的重要内容,这明显背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2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积极回应各种新的史学思潮,不断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容的过程中,从阶级视角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揭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27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借船坚炮利进入中国,通过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向中国输出商品,掠夺中国的原料,控制中国的交通命脉等方式,致使中国丧失国家主权,沦为半殖民地,根本难以从本国自身状况出发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他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航运公司、银行等等,并不是要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强大势力的排挤和压迫,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难以生长起来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又竭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是帝国主义所选中的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当这些代理人中的一个或一批倒下去时,帝国主义就以另一个或另一批取而代之”。28在此情形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根本没有借由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取得国家独立自主,最终实现富强的可能性。

   面对当时这一国情,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通过发动工人以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阶级斗争,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形成巨大的政治力量,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外抵御帝国主义,将国家独立问题与土地问题、民主与统一问题一并解决。29这就让中国真正具有了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能够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重塑国内阶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走向富强。在胡绳看来,在近代以来世界各地联系日趋频繁的背景下,中国独立自主地实行开放政策,必须要具备三个前提:独立、统一、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只有新中国充分实现了这三个前提。这一过程并非重复已被证明难以行得通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政权,进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的。30

   胡绳的这些思考,对丰富中国近代史叙事中的阶级叙事极有意义。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31就此而言,我们在展开中国近代史的富强叙事时不能忽视了阶级叙事,阶级翻身与民族解放在近代中国是一体之两面。阶级分析的视角让人们能够从广袤的世界视野出发,思考作为“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认识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由于国内外剥削阶级的压迫而身处困境,以及一旦将他们组织动员起来,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这种政治能量不但实现了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渴慕的独立富强,而且重组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破除了不合理的支配与剥削,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打倒了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侵害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为生产力的迅猛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颇为成熟的小农经济,在此基础上,地主士绅在乡村秩序的维持中处于主导地位。亨廷顿认为,通过土地改革来清除落后的生产关系,为工业化与民主政治奠定基础,这对于现代国家秩序的建立至为重要。而“土地改革即意味着用强力把财产从一部分人的手中夺过来,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如此而已。正是土地改革的这一特征,使它成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可谓意义最为深远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事”。就此而言,“土地改革的发动并不一定需要动员农民,但改革要想成功却必定要把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32虽然马克思本人在分析19世纪的法国农民时曾说后者“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所以“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33但是,为了让近代中国的阶级叙事更具中国特性,除了重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人阶级状况等马克思主义经典问题,也不能忽视对广大农民境遇展开历史的分析,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展开土地改革运动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性。如果说近代中国遭受危机的具体表现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蚀,以及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动力量对人民的剥削,那么,只有让农民成为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充分满足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需求,才有可能真正使中华文明摆脱各种困境,并且真正实现中华文明所倡导的“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理想,从政策与制度上杜绝儒家所强烈批判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家无立锥”等情形。在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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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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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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