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刚才在我之前两位老师的说法，我先谈一点看法。他们其实不太赞同目前丁耘重建体系的努力。对于这个方面，我非常赞同丁耘目前的做法，这个做法本身也带来一个效应，也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坐在这个地方来讨论，这不仅是因为丁耘，或者是丁耘所提出的思路，而且是因为他给出了一个系统的方案。丁耘这种努力的重要性我就不说了，我想谈的是中西比较应该怎么去做？在当代，如果我们希望体系性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能够成立——因为之前失败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启蒙以来人们所做的努力，都遭到了后现代的解构——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一，我非常认同丁耘的一个看法，就是要直接进入问题本身。首先要确定的是，双方尽管使用的名相和概念不一样，但他们其实试图讨论的是类似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形而上学问题来说，看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例如本源问题、第一存在者、第一因等等，所以我觉得还要加上一点，那就是你要看到提出的问题是相同的——康德也说过自然的形而上学，它是天然的，来自人的天性——但仅仅看到这个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了解到，对于问题的回答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怎么回答这一问题，反过来决定了问题的提法，甚至会导致问题被重新提出。比如在古希腊，从自然哲学家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问题的提法就变了，那么在中国哲学中是不是也这样？我觉得丁耘的理论在这一点上似乎是排斥的，因为他基本上就像“封神榜”一样，使得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位置，似乎各家都是盲人摸象，而只有道体才是整全的，所以丁耘不是从运动的、动态的角度来看哲学史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其中的方法论是如何锻造出来的？我们所使用的方法论是否严谨？在现象学中，胡塞尔为方法本身还要提供论证，说明他是用什么方法来证明自己这个方法是合理的。就丁耘的判摄而言，我们可以追问，如何对判摄本身进行判摄？我在丁耘的思考中没有看到他对方法本身的自觉和反省。这带来的问题是，今天丁耘提出了“道体学”，明天可能又会有人提出“心体学”“神体学”“性体学”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可以谈的，而且沿着这个思路到传统思想中去寻找，我们会发现非常容易就能找到论证自己这个体系的内容，所有体系都可以自证。所以，首先要确保方法论本身的可靠性，其次是带着这个方法重新进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我们要做到，谈论牟宗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自己所用，而且要连做中国哲学的学者也同样认同你的想法，更有甚者，我们自己所运用的这个方法和所做出的成果，有可能比做中国哲学的人做得更精细、更深刻。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他比康德本人更理解康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比牟宗三本人更理解牟宗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谈创造、创新和体系重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