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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本体与常无: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

更新时间:2021-09-15 12:05:35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邓小平“南巡”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是意识形态上不再排斥私营企业,二是中国经济开始从短缺走向平衡,甚至出现过剩,乡镇企业于是逐渐被私营企业取代。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伟大发明,是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意想不到”之一,另一个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当然可以找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乡镇企业当时为什么成功,但当外部条件变化以后,乡镇企业就日渐式微了,如今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已经绝大部分私有化,变成了产权关系明确的企业,说模糊产权好的理论也就不再适用。

   何谓“常无”与“本体”

   既然理论是 “刻舟求剑”,那如果想用理论来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否可行?

   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被要求学习理论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实,人们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因为真要认识世界是不能有任何理论的,每一次观察世界时都必须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去看,才不会带着有色眼镜,被过去的理论或经验所局限,对号入座,不能看到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例如,你接受了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是唯一有效的制度安排,那么,看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就会将之归因于产权安排的问题,而不会思考是否还有其它因素造成。这是为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开始转型时,萨默斯会写文章说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稳定化”是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推行的结果却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给予资本密集的大型企业的保护补贴反而增加。

   但如果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世界,为什么还要再读经济学?这不是很矛盾吗?答案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在变,但也有些东西不变。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对过去现象的总结,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前提条件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不能以现有理论作为观察现象认识世界的工具,但任何一个学术体系,所以能成为一个体系也总有这个体系的不变之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理论中不变的是对人性的假设:任何决策者在做选择时,都会在自己的可选方案中去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案,这是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根本的理性人假设,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本体”,各种经济学的理论是此“本体”在各种具体状况下的应用。学经济学的目的是从各种理论中去学会运用这个不变的本体,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上发生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

   在这儿对理性人假设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一下,有许多人误解为是在没有任何预算约束、信息完全、不存在交易费用、对全体社会最好的选择为理性。其实,理性人假设是对做决策而言,从他所拥有的信息和预算所决定的可选范围来决定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选择,信息变了,预算变了,或是决策者变了,那么最好的选择也就会不同。比如要想从北京到上海,有步行、火车、飞机等很多方式可选,但哪种是最好的?取决于各人的预算、时间的限制条件等。但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资源、条件等,在可选范围内做出他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这里的最好选择是在当时条件、情况下的最好选择,在未来条件变了,选择也可能变。另外,比如在金融市场上有所谓“羊群效应”,不少人在选择股票是喜欢从众选择,从事后来看不见得最好,有人以此认为是对理性人假设的否定。其实不然,在股市的投资中,多数投资人缺乏对各个公司和对整体经济运行情况信息的条件下,从众也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另外,有些决策对个人是好的,对社会是不好的,例如,个别商人利用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去寻租,对社会来说是不好的,但这样的行为也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理性行为。并且,理性人的选择也可能在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出现错误以后,是否要改?则决定于改的成本和该的收益。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决策者在给定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一般平民百姓,当他面临选择时,总选择在自己可选择的范围内选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方案。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这个“本体”在具体问题上的运用。

   想要通过研究经济学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要知道世界一直在变,选择时面对的约束条件在变。所以,最佳的选择也会随之而变。大家要成为一名好的经济学家需要秉持一种哲学观点,如禅宗所讲“有而不有谓之真有,无而不无谓之真无”。什么是“有”?当他们研究一个现象时,要从这个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在他给定的信息、预算等条件所限定的选择范围内去选择他所可选择的方案中自己认为是最好方案的理性人假设作为出发点来观察。要“有”,也就是要坚持这个作为经济学不变“本体”的理性人假设。什么又是“不有”?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讲理性的人如何在某一限制条件之下所做的选择,因为条件可能会变,理论就不能一成不变,条件变了最佳的选择就变了,所以,对待理论需秉持“不有”的心态,否则条件变了,还去坚持过去条件下的选择,那就不是理性人的最佳选择了。要坚守本体,但对本体的应用要随条件的变化而变,这样才真正坚守了不变的本体。什么是“无而不无谓之真无”?在内心里没有任何具体理论乃是“无”,对理论之“无”是本体之“有”的表现故要有“不无”,这样的“无”才不会妨碍对真实世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的掌握,故谓之“真无”。学理论是为了体悟“有”,也为了达到“真无”的境界。

   这是大家应该记住的。

   经济学中心随经济中心而转移

   循着这个逻辑,经济学理论怎么进展?答案是理论是对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解释,其进展一定来自于现象的变化。比如196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解释得非常好,所以大家一时间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1970年代以后经济条件变了,经济理论就发生了革命,过去的理论已经不再能解释新现象,现象变化带来理论革命,而不是理论革命带来现象变化。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始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从那时一直到20世纪初,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数量非常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乃至现在,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又绝大多数是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学理论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的特性是越简单越好,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理论?就是解释重要现象的理论。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最早的经济中心在英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战。一战以后,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经济地位,但是学术研究中心有将近一代人的落差,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的中心都还在英国。二战后美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一半,1950和60年代达到鼎盛。美国不仅毫无疑义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相对老一些的理论主要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新一些的理论则来自美国经济学家或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经济学家。

   能提出新理论的经济学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也都是在刻舟求剑,因为理论无非就是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因此,哪个理论重要,主要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25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700美元,成为第三个由低收入进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最迟到2030年,即便用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学家现在面临的机会是什么?跟一战后美国取代英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相似,到在座的各位读完学位开始工作到2040、50年时正是各位作为学者的黄金时期。到那时各位要挖煤矿还是要挖金矿?仍然沿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做研究,或是用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就等于是挖煤矿,这样的理论只是给现有的理论做脚注,在学说史上不会有贡献。而以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直接从现象找出背后的因果机理的,就有可能提出新理论,这才是挖金矿。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改变了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要把这背后的道理讲清楚。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根据主流理论来批判中国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非常缺少能真正解释中国为什么行的经济学家?当然,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家忽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在看到问题时,要了解为何这些问题和成绩相伴而行,理论必须同时解释两者的存在,这样才能找出问题真正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措施。

   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出现的现象也将越来越重要,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就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将会向中国转移。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来进行理论创新上,诸位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希望各位要抓住创新理论成为大师的历史机遇。

   来自中国的理论能更好地帮助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

   在座的诸君生活在一个理论创新的好时代,不仅抓住机遇成就个人为大师,而且,还有可能以自己的理论创新,帮助中国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会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更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比如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穷的国家,地处内陆,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也很糟,大家都认为它不可能发展起来。其实中国在1980年代的基础设施也很糟糕,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并没有先把营商环境、公司治理、国家治理等都简单地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或理论的要求那样先统统做好,然后再去发展经济,而是一边发展一边改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要把营商环境、腐败等治理好了以后经济才能发展好,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是以此方式把经济发展起来。

   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开始向非洲国家介绍中国的发展发展经验以及根据中国经验总结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据此做了试点,结果是立竿见影,星火燎原。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繁荣,一定要结构转型,推进工业化,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成制造业工人。但在营商环境很差、基础设施到处是欠账的条件下如何快速工业化?如何快速地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可以出口的制造业?按照中国的经验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等,在这些园区里把基础设施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以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普遍不好的情况下,迅速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2011年3月我见了埃塞当时的总理梅来思,向他介绍了上述思路,他接受了,付诸实行,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改变了大家对其原有的印象。在2012年之前,大家都认为埃塞俄比亚的投资环境很差,不可能成为现代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础,而从2012年到现在即使埃塞俄比亚在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不断下降,从2012年的111位降为2018年的第156位,但是在过去5年年均增长10%,是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多、工业化进程最快的非洲国家,外商投资额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两番,原因何在?就是学习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局部的工业园区内创造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非洲的领导人其实也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埃塞俄比亚旁边有个内陆小国叫卢旺达,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听到我帮助埃塞俄比亚改变思路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2013年9月到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之前,就先通过使馆跟我取得联系,希望到时能见个面,谈一谈怎么发展经济。可是很遗憾,他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我正好去乌兹别克斯坦,结果这位总统在北京等了两天,到北大来谈了一个下午才离开。他是现任的总统,这个故事比刘备的三顾茅庐还感人。

2016年9月,广州召开中非投资论坛,我应邀做一个主题演讲,谈中国怎么从比非洲国家人均GDP三分之一不到的基础上取得连续38年的高速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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