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先生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在2006年12月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后，随即引起广泛关注，12月14日的《南方周末》接着又发表了两篇反馈文章。杨鹏的《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人文运动》沿着刘文的理路进行拓展，熊培云的《文艺复兴岂需良辰吉日？》则提出不同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必须具备客观的社会条件才能出现，但仍沿其用“复古创新”说。毫无疑问，刘文蕴涵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深厚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怀，而且彰显了其重构未来中国新文化的迫切愿景。不过，其中有关西方“文艺复兴”的一些看法，确有推敲与澄清的必要。笔者兹从专业研究的角度对之略陈管见，期以能对正确解读文艺复兴有所裨益。

一

首先来说西欧文艺复兴如何酝酿和表现的问题。刘文认为，这一运动“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对大众的情趣、观念、信仰产生必然要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对“文艺复兴”的语意及其内涵作一梳理与辨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认知是不确切的，应当予以纠正。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原意，是指“人文学科(studia humana)”的“复活”或“再生”，出自于意大利语的rinascenza或rinascimento。这样的人文学科是指当时的大学中讲授的与希腊、罗马古典知识相关联的非神学的学科，如法学、医学、修辞学、哲学、天算学等，它们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相对立，由此而产生了人文主义者对“人文学术”的研究，“文艺复兴”之术语也就在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著述中被逐步运用，不久又传到西欧其他国家。1751-1722年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正式用法文Renaissance一词来泛指这一时期古典文化的复苏和学术文化的繁荣。此后，该词逐渐被西方学者沿用为“文艺复兴”的专门术语。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的滥觞虽然与文艺创新有关，但既非仅仅是由文艺促成的，也不完全是借助文艺来拓展的。的确，著名人文主义者但丁、彼得拉克与薄伽丘的文学作品在酝酿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不要忘记，他们同时也是成就卓越的学者。但丁的《论世界帝国》、彼得拉克的《恺撒传》、《治国术》等都是包含着相当学术积累和新观念的作品，在促激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发上功不可没。而在文艺复兴的拓展中，尽管文学作品、绘画雕刻和建筑艺术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人文主义者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思想效应却是深层而巨大的。例如在意大利，布鲁尼、波吉奥等对古典文化典籍的搜求与翻译，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更多的思想资源。马基雅维里对佛罗伦萨史与罗马史的研究，将公民能否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看作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曼内蒂和皮科通过对《圣经?旧约全书》之原典精神的体悟，创造性地阐发出“天（上帝）赋自由”的思想。所谓“圣经人文主义”的代表瓦拉通过学术研究，直接考证出罗马教会的《君士坦丁赐予》系其旨在张扬神权的伪文件。而瓦拉对《圣经?新约全书》的考订、辨误、翻译和注释，不仅直接否定了罗马教会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权威地位，而且还形成了一整套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与方法，传到北方后推动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爆发，被史家认为在此改革中“扮演了特洛伊木马的角色”。而在北方，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伊拉斯莫对神学的研究，一点也不比他的《愚人颂》一书的影响逊色。伊氏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和“圣经学”研究，有力地动摇罗马教会的神权、促进路德宗教改革的问世。

史实证明，“文艺”虽然是文艺复兴中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文艺复兴更多地是借多层次、多角度的“新学”研究才得以酝酿、深化与繁荣的。正因为如此，西方史学界在论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时，将其划分出若干个思想流派：以但丁、彼得拉克、莎士比亚等为代表的“文学人文主义”， 以萨琉特蒂、布鲁尼、波吉奥为代表的“市民人文主义”，以瓦拉为代表的“圣经人文主义”， 以康维尔西诺为代表的“宫廷人文主义”，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王权人文主义”，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 ，此外，还有所谓的“教育人文主义”，“法律人文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史实也同样证明，“文艺”只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它只是人文主义“新学”之“复活”或“再生”的产物。固然，由于其直观、形象、抒情的特质，当时的新文艺的确对新观念、新思想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必须看到，只有人文主义“新学”的大面积、深层次的拓展，才为文艺复兴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思想文化的演进更新来说，学术是思想之根本，是理性之源泉，是重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锻造人们思想之“普世价值”的主要基石。离开了学术上的变革，诉诸于感观、直觉和性情的文艺最终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

有关文艺复兴的思想渊源问题，也有必要作出说明。刘文认为，文艺复兴是借助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遗产进行文化创新的产物，“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已难以成立。

事实上，整个西方文化有两个主要的思想渊源，一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再就是基督教的神学文化传统，而文艺复兴第一次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动将这两种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起来。立足于反神权、反封建的需要，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吸纳古典文化的营养来“复古求解放”。他们吸取古典文化中的包含着些许自由平等与民主等因素的“人文”观念、修辞学风格与科学精神，来批判中世纪的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经院哲学的僵化空疏的学风，鼓倡人的自由、尊严与现世追求；阐扬罗马法中的财产与契约观念来否定教、俗封建主的掠夺与敲剥；用罗马帝国的统一与辉煌来针砭封建分裂割据，倾吐构建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本身都是基督教徒，其中有的人还是教士甚至是高级教士，有的人如彼得拉克、萨琉特蒂、布鲁尼、波吉奥、瓦拉等还曾经在罗马教廷中供职，在思想深处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神学信仰。 因此，在新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尽管他们深受古典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思想取向、创作素材和话语表达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神学文化传统的烙印。因此，他们也积极地从神学文化传统中吸取有益于创新的思想资源，借助于基督教神学的“上帝造人”信仰，来批判教会的蒙昧、禁欲主义，来颂扬人的伟大、尊严与追求；或着力阐发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精神，来诋诽封建等级制度与教阶制度对人的压迫；或致力于对圣经原文的翻译、评注，来否定教会钦定的圣经版本的至尊地位，并强调以圣经的权威来取代教皇的权威。事实上，作为文艺复兴的精神动力的人文主义思潮，主要是以“借神颂人”的理论模式而展开的。但丁认为人类因具有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而高贵。彼得拉克强调，“宇宙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上帝为了人类的世俗生活而造就的东西”。到了十五世纪，不少“借神颂人”的人文主义专论在佛罗伦萨相继出现，其中有两篇堪称经典。一是曼内蒂于1454年撰写的《论人的美德与尊严》，再就是皮科在1484年撰写了《有关人的尊严的演讲》。这两篇文献都立足于《圣经》中的思想资源，以古典文化的夸张的修辞学风格来阐发这样的思想：上帝赋予了人以伟大的力量和自由的本性，也为人的生活创造了宇宙。因此，人是“万物之灵长”，既有主宰世界的自主权利，也有选择其中人生路向的自由权利。人文主义者借助于上帝这个法力无边、神圣至尊的神灵，来歌颂人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阐扬人的自由、伟大与尊严，由此而冲破了中世纪教会蒙昧主义“神本”观的禁锢，奠定了“个体本位”的人本观，实现了“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

由此几不难看出，在任何一场思想文化的大变革中，从事文化创新的知识群体对文化传统的借鉴也是多层次与多取向的，不可能彻底跨越直接影响和造就了他们的社会与他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去一味地“复古求解放”。他们在进行鼎故革新的文化活动中，必然要全面地借助前辈的思想资源、思维方式和话语符号，来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否则，这样的转换最终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镜花水月”，至多也只能是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

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既是西欧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近代早期启蒙运动，也是整个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被恩格斯誉之为“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文艺复兴探讨不断拓展与日益深化，已经修正了不少传统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当下，要借鉴文艺复兴的思想资源来阐扬文化创新的诉求乃至思想文化的启蒙，仅仅依靠陈旧知识结构的引申和感官直觉的诱导是不行的，而必须从追踪和梳理有关学术史动态出发，对文艺复兴的起源、内涵、特征与意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正确把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都科学地借鉴文艺复兴的思想价值及其所显示的文化演进的规律，我们的文化创新理想才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持久的说服力和感召力。由此看来，要在中国展开一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姑且不论社会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仅就当下的中国的文化群体来说，其本身还有两方面急待改进。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虽然曾术有专攻，且多前驱先路、创榛劈莽之志，但因人文情怀十分宽广，针砭时弊心切，常常忽略了更新与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这就需要他们不断进行学术上的“补课”或“充电”，为其开启民智的呼号呐喊积淀起深厚的文化底气。另一方面，更多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守望神圣的学术家园，虽然从本专业的角度深谙学术的发展态势与趋向，但却忽略了当下思想文化变革与创新的时代心声。这也需要他们关注社会与民情，积极走出青灯黄卷的“象牙塔”，为新的文化运动的酝酿与传播提供丰富而可靠的思想资源。

作者简介：孟广林，1995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