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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

更新时间:2021-09-10 09:53:04
作者: 张耀铭 (进入专栏)  
相继出台了《数字人文与数字媒体工作评价指南》《大学写作与交流会议技术工作的晋升和终身任职指南》《历史学者数字学术专业评价指南》《数字媒体活动中的终身任职、考核和晋升评价建议指南:AAHC文件》等。这些指南强调必须反映迅速变化之中的科技、制度与职业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学术、教学和服务的重新定义,但建议“并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评价标准,只是强调在传统学术评价规则的框架之下包容更为广泛的研究成果样式,如电子出版物、开源期刊及数字与图像制作。”[29]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2016年出台数字人文项目评估办法,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基于问题导向,细化评估对象和内容。细化评估包括数字人文推广项目中的馆员能力建设、是否促进了跨学科指导关系建立、是否提升了人文基金申请项目的多样化,哪些成型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活动能够成功地引发和强化学者对数字人文研讨/培训的参与。二是融合多类模型,科学设计评估体系。佛罗里达大学数字人文项目,最终形成了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过程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相衔接的评估体系。三是秉承因事制宜,灵活设置评估指标。初步确定了涵盖长短期预定交付、实际交付、预定评估方案、评估结果的评估框架,并在综合考察数字人文项目不同评估对象特征的基础上,灵活设计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的评估指标。[30]日本艺术与文化数字人文中心成立十多年以来,构建了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评估体系。外部评估机制,是通过中期和事后评价来对数字人文中心项目进度、资金使用情况、中心管理模式、对大学科研教育的促进作用等进行评估。内部评估机制,是通过每周研讨会、学术交流和指导委员会议等形式对近期项目开展情况、发展规划、人员配备等进行协调与重构。[31]有专业组织的认可和倡导,有图书馆与数字人文中心评估的实践,数字人文学者也就如何评估数字学术研究,开始思考并建构评估体系。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等在《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书中,提供了一套既尊重传统价值又融入对新平台与格式的具体理解的评价规则,即初步审核的基本原则、贡献度认证、学术严谨性、跨域研究和教学服务的界限、同行评审、影响力、等价评估、研究可持续性和学术伦理、勇于实验和承担风险。学术期刊也积极参与到了数字人文学术评价的讨论,2011年《专业》杂志刊登6篇文章,给数字学术评价研究提供专栏形式的平台。2012年《数字人文杂志》秋季第1卷第4期发表系列文章,就数字人文学术评价的政策、实践、案例等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议。[32]

   欧美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不系统、不完善,且还在探索中,依然给我国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提供了借鉴和启示。第一,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迫切需要新的评价规则和方式,没有科学规范和具有共识的学术评价,数字人文就会缺少正当性,就会陷入自我封闭和自娱自乐,就不可能得到人文学界的认可。第二,数字人文研究项目虽然具有协同性、循环更新性和试验性,很难将团队成员的每一个微观贡献区分开来,但也要尽可能作贡献度认证,清晰地描述他们在构想设计、开发及执行数字项目中所起到的作用。第三,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应该由那些能够评估项目的人文学、社会科学、艺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同行专家评审,将其放在相关学科背景下进行客观公正、准确定位的评审。第四,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常常以创新的方式跨越科研、教育和服务等领域的边界,可以通过基金资助、项目网站访问、传统文献引用、学术会议核心发言、学术论坛展示等多种方式评价其影响力。第五,反复实验和不断试错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固有组成部分,评估应以坦诚的态度对待迭代性尝试和负面结果。将勇于实验和承担风险的学术研究工作视为晋升和职业发展中的障碍,奖罚不科学、不公平,将会挫伤研究者创新的积极性,鼓励平庸,影响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

   (三)批评是数字人文评价的基石

   数字人文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作为一个跨界与融合为特点的新兴研究领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数字人文从早期的技术导向型研究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研究问题、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涵盖多种实践范式的伞式标签,学术界支持、赞赏、实践者众多,质疑、批判、反思者也不少。事实上,美国数字人文领域内部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日益加剧的痛苦是这个领域的标志,因为数字人文的拥护者已经从小范围志趣相投的学者扩大到背景各异的实践者,这些实践者有时会提出颠覆性的问题。”[5]

   2012年,斯坦利·费什教授在《纽约时报》博客上发表《数字人文及其不朽》指出,数字人文不过是年轻学者试图在体制内部寻找更多可能性的政治借口,其学术价值令人怀疑。2014年,亚当·克思奇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科技接管英文系:数字人文的虛假承诺》长文,直接质疑高校管理的技术化和职场化,并严厉警告:在数字人文接管了英文系之后,也许“有一天我们醒来会突然发现,我们卖掉了与生俱来的权利,换来的却是一堆乱糟糟的应用软件”。[33]2017年,蒂莫西·布伦南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数字人文的破产》认为,数字人文因为其本身的局限性,根本解决不了人文学科的核心问题,并大胆直白地批评“与其说数字人文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数字人文为了反对主流形式,从而强行将人文从其存在原因中剝离出来的那个楔子”。[34]一种后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数据就在那里,收集并完善它们,剩下的就等着学者们对其随心所欲地排列就可以了。对这种通过假说驱动的阐释——对现象的自由探索,艾伦·刘批判为“白板阐释”。[35]2019年,笪章难在《批评探索》发表《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指出计算文学研究中一系列的技术问题、逻辑谬误和概念缺陷,进而得出结论:计算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和理论前提并不适用于分析文学、文学史和语言学的复杂性。[36]这些批判角度刁钻、语言辛辣,大有将数字人文一棍打回原形的气势。不过倘若作理性思考,不难发现数字人文应用于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确实存在着“没有推翻传统意义上的预设,还没有产生完全新的叙述,更没有出现震动学界的成果”等若干悖论。[37]因此,数字人文对自身概念中的“数字”和“人文”都必须保持批判的态度。但这并不影响数字人文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新工具,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发现新机遇,开拓新范式,得出新结论,形成新潮流。

   批评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批评是对数字人文学术“问题”本身展开的辨伪、驳疑、商榷、对话等,以达至“方法革命”和“迈向批判性数字人文”,能够为人文学科做出理论贡献。同行专家批评,从本质上讲也是对数字人文的研究和评价,“在其出发点上应当是一种所谓的‘无罪推断’,而不是‘有罪推断’,即首先是努力探寻被批评对象的合理之处,进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其不合理之处,并对其展开批评”。[38]批评好比一只啄木鸟,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所以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价,更期待同行评议和批判。

   三、我国数字人文学术成果何以评价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价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人才评价要:“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指出要破除论文“SCI至上”,建立科学评价体系。2020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唯论文倾向开展治理。《意见》明确提出了10个“不得”的底线要求:一是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二是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三是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四是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五是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导师岗位选聘、人才计划申报评审的唯一指标。六是不得把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七是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八是不得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在教育系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限制性条件。九是不得多头评价、重复评价,严格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十是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排行性评价。但需要特别强调:政策导向破除的是“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更不是反对发表论文。政策导向不是不要学术评价,而是要优化评价方式。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论文“唯”与“不唯”的辩证关系。在学术评价的历程中,钟摆效应始终存在。钟摆可以过头,但它终将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破除论文“SCI至上”、清理“四唯”“五唯”,就是开启了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

   (一)数字人文学术成果需要评价

   传统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关注人类整体和个体精神世界的观念、意识、知觉、情感、价值等”。[39]它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其批判精神能为自然科学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导向。它提出的思想,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易·贲彖》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人类公认的经典绝大部分可说是人文经典。不过,多数人文学科论证过程不可计量,结果无法验证;文史哲学科的文章引用率比较低,导致人文与社科的影响因子差别很大。“比如《经济研究》与《历史研究》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期刊,但根据中国知网2014年发布的影响因子年报统计,两本最著名的专业期刊,影响因子差别极大,《经济研究》复合影响因子达9.831,而《历史研究》的复合影响因子仅0.954,相差整整10倍。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文史哲‘第三世界’在学术评价领域显露无疑。”[40]因此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中,人文学科日渐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数字人文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结合,“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其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其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41]这或许为当代人文学术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随之而来的学术成果形成过程、署名方式、著作权、评价标准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数字人文学术评价势在必行,评价有助于准确、科学地了解学术研究的状况,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关键,其积极意义在于:

   第一,评价是体制承认的前提,是制定各项政策的客观依据和有效保障,有利于提高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地位。没有科学规范的学术评价,数字人文就会缺少正当性,依靠数字化的学术方法、运算能力和知识生成新模式产生的“生产性人文”成果就有不被承认的风险,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人员也将缺少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

   第二,评价是学科管理的依据,有利于提高数字人文研究的科学管理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为教学、研究和项目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评价就没有管理。对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机构、人员、项目、成果等的每一项管理,都离不开科学的评价。通过评价获得的数据和结论,可以为数字人文的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从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评价是得到官方资源的条件,有利于课题、项目、工程的立项、结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省、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研究所、地方社会科学院和其他部门),营造数字人文研究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跨越既有学科界限的对话,跨越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界限的对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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