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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

更新时间:2007-01-16 01:24:30
作者: 阎步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汉代以禄秩标志官员等级。如果从品位与职位的视角加以观照,禄秩等级便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特点:它是从属于职位的,从而有异于先秦的卿大夫士爵制与南北朝隋唐的散阶制。在爵制和散阶制下,官员个人的品位与官职的品级是分离的;但在禄秩制度下,有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即从其秩。文章从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从“故公”与“故二千石”的任用,从增秩贬秩问题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禄秩大致上还未构成从属于个人的品位。

  【关 键 词】品位与职位/汉代/禄秩

  

  一、引言

  

  在揭著“禄秩从属于职位”这个论题之时,对这个论题为何得以成立,我们首先做些解释。一般说来,文官等级结构有“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两大类型。在职位分类下,等级与职位是合一的,无官则无级、位可言;而在品位分类之下,在职位之外别有官阶。职位确定权力、职责和任务,而官阶则确定官员自身的地位、资格、报酬等等。在后一情况下,阶与职是分开的,既可以有阶无职、有职无阶,更可以阶高职低或阶低职高。职位分类重视效率,同工同酬,是以“事”为中心的;品位分类则有利于保证官员的个人资位薪俸,赋予其安全稳定之感,是以“人”为中心的。(注:以军衔制为例,大将、中校、少尉之类军衔与各种军职分离为二,这就是一个品位分类的典型例证。又如我国曾经实行多年的27级干部制度,在其之下,同是局长或县长,其“行政级别”及相应工资可能颇为不同,由此就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现象;在工作调动之时,这“行政级别”是跟人走的,将跟随干部到达另一职务。美国则最早实行了职位分类制度,日本、中国台湾也已完成了从品位分类到职位分类的发展。我国的有关改革仍在进行之中。)古今政制和社会当然有复杂的差异,我们不好直接拿这两种分类到古代去套用。不过中国古代有很发达的文官制度,它已具现代分科分层的官僚体制之雏形;“品位”、“职位”这类概念,对于分析各代官员等级制度的变迁,仍然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工具。

  比方说,先秦存在的卿、大夫、士这些爵级以及“命数”,就构成了与官职分离的“品位”。越在历史早期“身分”越是个人的立身之本,相应地爵位也比官职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它是各种权势、利益和声望之所归依。直到秦代的二十等爵,依然是“爵”重于“官”。又如在南北朝和唐代的官阶制度下,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由散官构成的散阶,当时称为“本品”,它标志着官员的个人资位。在任满解职之时,这本品依然维系着官员的个人资位不至丧失;在授予职事官之时,本品的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由于散阶跟随人走而与职位相分离,这时就会产生散阶高于或低于职事官品的现象。如王寿南之概括:“职事官有职、有位、有权、有责,乃是真正的文官,不过,每一职事官必带散官,职事官乃是现职,通称‘官’,散官则为铨叙之阶级,亦称‘阶’。……职事官可随时调动,而散官则须按部就班升级。”(注:王寿南:《唐代政治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页。)就此而言,唐代散阶体制明显构成了一种“品位”。宋代改以“寄禄官”为本阶,也具有相近意义。

  汉代则不相同,这时的禄秩是附丽于职位的。“若干石”所确定的是职位之高低,它并不跟随人走,如无职位,则官员本身无等级可言。比方说,某位郡守被解免,那么其“二千石”的禄秩也就非其所有了。陈梦家先生指出:“所谓俸给或吏禄制度,其内容是秩别、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注:陈梦家:《汉简所见俸例》,《文物》1963年第5期。)陈先生并无意图透过现代文官理论审视汉代禄秩,但他对禄秩内容的叙述却颇精确,尤其是“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一句,一语道出汉代禄秩的如下特点:秩级与官职直接相应,而不是与官员的个人品位直接相应的。杨树藩在总叙历代“阶职分立制”之时,也明确指出:“阶称代表一切文官之共同身分标准,职称代表各官府个别职务性质及权力范围。……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至隋始见‘阶制’之初型。”(注: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绪论”第10页。)这“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一语,就在事实上表达了不把汉代禄秩看成是“官阶”的意见。尽管禄秩也以“若干石”构成了序列,但与“阶职分立制”仍有很大不同。

  这样看来,汉代禄秩既不同于先秦爵制,也不同于南北朝和唐宋的官阶,由此便能够窥见汉代官僚政治的特色与倾向。不过在作此发挥之前,有必要对“汉代禄秩从属于职位”这一特点作出论证,并通过官员的任用情况作出切实说明。可如何更明快地证成这个论断呢?在此我们打算提出这样一个思路,这就是对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后的再任情况进行考察。

  相比之下,寻常的迁升降黜由于涉及了才干专长、功过奖惩,过多的因素纠缠其间,将之用为证据就不够明快简捷。此外汉代官职大多没有确定任期,所以也无法像后世那样,可以对任满解职后的安排加以排比。在这个时候,考察因病、因丧等情况下的离职及再任,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便利的视角,因为这既不涉及因罪过而来的左降,也不涉及因功次而来的升迁,疾病或丧事甚至是个人所不能左右的遭遇,那么在官员为此而一度不能提供勤务之时,朝廷对官员已往所曾达到的秩位作何安排,显然就与前揭主旨密切相关。如果在无罪过情况下一度去官离职,官员通常也要丧失既往秩位,那么就能清晰显示,在汉代禄秩之下,官员未能获得从属于人身的品级。说得再直截一点儿:如果他丧失了秩次仅仅因为离开了职位,那么这秩次显然就是从属于职位的。

  汉代官员在遇病时则须提交“病书”(请病假的文书)“移病”,经批准后在三个月内可以保持原有职位;但如果到了三个月未能痊愈视事,朝廷即予免职,除非皇帝特恩“赐告”(注:参看宋杰《汉代休假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下册,第488-493页。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休假与告”,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据杨鸿年所论,有一种“长假”、“长告”,或为变相免职,或有优待之意。其所举例证中的郑小同,是以郎中长假在家,并未丧失官职。其余则大抵都属“变相免职”。)。日人大庭修对汉代“病免”问题专有研究,但对病免后的再仕,则未予深论。(注: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节“病免的规定”。)至于服丧,汉文帝以来法定丧假为三十六日。此后儒家力倡的三年丧期制朝廷时行时废,如赵翼所谓:“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不过“士大夫有独行己见、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注:赵翼:《陔余丛考》卷16“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2页。)。除此之外,官员的离职还可能是出于辞职。由于这是个人自行退出官场,因而与本文论题无干。不过,三公因灾异而引咎辞职者却有不同意义。这个制度始于西汉中期。(注: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灾异策免三公”条,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47-48页。)即使在最初人们确实认为灾异的出现罪在宰相,但后来它也已成为“例行公事”了。就本文论题而言,不妨也将之算在“无过错一度离职”的范畴之内。

  

  二、无罪过一度离职时的再仕

  

  稽之史料,病免或服丧之后官员的再仕,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有重新拜郎中者,有重新接受察举者,有接受三府征辟者,有接受州郡征辟者,有直接征举任命者。对由此引起的秩位变动情况,下面抄拣史料一一以明之。

  (一)以拜郎再仕者:

  郭旻:数迁敬陵园令、廷尉左平、治书侍御史。……以父忧去官,还拜郎中、侍御史。遭母忧,服除,复拜郎中、治书侍御史。(《丹阳太守郭旻碑》)

  王纯:还谒者官,迁左都侯。丧父服除,复拜郎,敬北(阙三字)……(《冀州刺史王纯碑》)

  范丹:以处士举孝廉,除郎中,菜芜长。未出京师,丧母行服。故事,服阕后还郎中,君遂不从州郡之政。(《范丹碑》)

  首先来看郭旻,他两次服除后都拜为比三百石郎中,依汉代选官通例,为郎是士人出仕朝廷的起点;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则为六百石官。也就是说,郭旻曾两次丧失了六百石的秩位而重新从郎官仕起。与之类似,王纯初任的左都侯亦为六百石官,他也因丁忧而丧失了昔日秩位。《王纯碑》之“敬北”当作“敬丘”,即沛国太丘,其地东汉设长。(注: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沛郡有敬丘为侯国。应劭注:“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大丘。”《续汉书》卷20,《郡国二》沛国有太丘。《后汉书》卷62《陈寔传》:“迁除太丘长。”时约桓帝。知太丘设“长”而不设“令”。据《王纯碑》,王纯举孝廉在顺帝永和2年,为敬丘长更在其后,此时敬丘仍未更名太丘。应劭“明帝更名大丘”之说似乎不确,或桓帝始更其名也。)王纯直至为敬丘长时,仍未达到昔日都侯之秩。《范丹碑》谓“服阕后还郎中”是“故事”,但我想范丹当时未能离京上任便遭母丧,其行服时的身份仍为郎中;这“服阕后还郎中”仅是针对郎署而制订的,且仅是朝廷允许官员服三年丧时的制度。但东汉行丧“迄无定制”,在三年丧被废止的时候,“服阕还拜郎中”的规定恐怕是要一并废止的。再看后面的各种服除再仕事例,就知道这“还拜郎中”不是普遍适用的。

  (二)重新接受察举者:

  辕固: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汉书》卷88,《儒林传》)

  杜邺:哀帝即位,迁为凉州刺史。……数年以病免。……(元寿二年)诏举方正直言,扶阳侯韦育举邺方正。……邺未拜,病卒。(《汉书》卷85,《杜邺传》)

  谯玄:后迁太常丞,以弟服去职。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复拜议郎。(《后汉书》卷81,《独行谯玄传》)

  杨弼:举孝廉,西鄂长,伯母忧去官。复举孝廉,尚书侍郎。(《司隶校尉杨淮碑》)

  曹全: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忧弃官。……光和六年,复举孝,除郎中,拜酒泉福禄长。(《郃阳令曹全碑》)

  辕固、杜邺后来未得任用,但其仕历可以证明察举是病免再仕的途径之一。哀、平之际谯玄自千石之太常丞去职,后因察举对策方复拜比六百石之议郎。东汉杨弼、曹全都官居三百石至千石的令长,因丧去官后以又举孝廉再度起家。举孝廉者依例入三署为郎中,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与上述“还拜郎中”之例相似;然而从仕途上看二者的意义便不同了:不是直接再拜郎,而是经过“举孝廉”才再度拜郎,这更多地意味着仕途的重新开始。杨弼和曹全并未得到“服阕后还郎中”的待遇,可见那只是朝廷允许行丧时的一时之制,并且是只针对郎署的。

  (三)重新接受中央三公、大将军之征辟者:

  杜钦:后为议郎,复以病免。征诣大将军幕府。……优游不仕,以寿终。(《汉书》卷60,《杜钦传》)东汉大将军有掾属29人,其禄秩应与三府掾属相类,约在比三百石、比二百石至百石之间(注:据《续汉书》卷24《百官一》。《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西汉将军幕府组织没有叙述。大庭修谓:“《汉书·百官表》……还记载了位比三公的将军幕府的组织系统。其中有长史、司马各一人,为千石之官,司马主兵。还有从事中郎二人,为六百石之官,参与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见其《秦汉法制史研究》,第323页。按,大庭修过于粗率,把《续汉书·百官志》中的东汉制度,误叙为《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容了。《续汉书·百官一》叙公府掾:“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这段史料所叙颇有含混不清之处:掾属“皆自辟除”之后,似乎也不会有掾、属“通为百石”之事。从“或曰”看,作者对大将军掾属的秩位并不十分清楚。《宋书》卷39《百官上》:“公府长史、司马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东西曹掾四百石,他掾三百石,属二百石。”这是晋宋制度,但也可供推测东汉。);西汉将军幕僚大概也是如此。不过《杜钦传》后文又称其“优游不仕”,似乎他是以私人身份入幕的。无论如何,这个例子可资说明大将军征辟是病免者再仕之一途。又:

  鲁峻: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丧父如礼,辟司徒府,举高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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