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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更新时间:2007-01-16 01:15:16
作者: 章清  

  

  【内容提要】“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将“年代”视野引入现代中国,或也难免聚焦于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毕竟,历史上能够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并不多。审视1920年代思想界的走向,就难以绕开“五四”。“五四”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分水岭,原因必多,其中之一当与“分裂”相关。“分裂”是全方位的,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以及学生运动,都预示着种种“分裂”的肇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学者,也大体接受这样的看法:1920年代是思想冲突加剧、思想界随之分裂的时代。

  学者思考的起点大都立足于五四“思想”的多歧性,论证则指向“政治”立场的分野。娴熟这段历史的周策纵就指出,1919年以后,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分裂。“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份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影响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注: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或许是因为这个观察稍嫌简略,且偏重于政治因素的分析,近年来也出现了从新的视野对此展开讨论的论作,罗志田就从“西方分裂”的角度分析了“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从整个近代这一中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既是西潮在中国的颠峰,也是其衰落的开始。早期的《新青年》尚处西方整体观的余荫之下,“五四”以后即渐分,表面是分裂为激进与稳健两派,实则与“西方”的分裂有很直接的关联,如学界与思想界就都有所谓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显的俄国派之分。(注: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通过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追踪,以审视中国思想的走向及思想界的分裂,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依我之拙见,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评估思想界的分裂,及所涉及的时间断限,值得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聚焦于思想界的分裂,往往将中国社会的重组掩饰,而这其中所发生的转变,却是同样值得重视的。这也意味着,本文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论性申述;以期在增进对“1920年代”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

  

  一、审视思想界分裂的“后见之明”

  

  关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显是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如何避免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尤其是当事者事后的种种说项,便成为绕不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不能对此略作说明,恐是难以做到“返诸旧心”的。(注:就此而言,柯文考察义和团所提出的“历史三调”,以及舒衡哲对五四“记忆”如何延续的探讨,都提示了历史学家处理有关问题时应有这样的“自觉”。参见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舒衡哲,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罗志田近年《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也涉及此问题,见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74页。)因此,在问题展开之前,略为勾画思想界分化问题的缘起,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图景”,即由此塑造。这其中,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就构成塑造历史的重要元素,并以此作为思想界分裂的象征。胡适即有其“后见之明”,作为当事人之一,晚年他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注: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这样的解释当然有“郢书燕说”之嫌,论者对这段历史的考辨,就指明这场论战的历史图景是如何塑造出来的。(注:见李林《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页。)实际上,这样的“回忆”并非只发生在胡适身上,关于“五四”的“记忆”,差不多都由此展开。譬如,夏衍也指出,“1919年到1920年,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刻”,“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口号,逐步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色彩,“这事件,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的分裂”。(注: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27页。)凡此种种,都提示我们注意,重塑1920年代思想界的图景,需要面对种种“迷思”,甚至“迷思”是由当事者自己营造的。

  应当承认,“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当时即已成为问题。1920年瞿秋白即有言:“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新”、“旧”之争,是探讨五四时期思想界走向的基本向度,无须多作说明。这里瞿指出思想界“新派”与“旧派”之分,即是延续了有关话题。只是他已注意到,“新派思想”中“潜伏的矛盾点”已“渐渐发现出来”——尽管未曾具体言明“发现”的究竟是什么。

  “新派”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派系之争,在“后五四时期”也偶有提及。主要是针对个人及所属籍贯和教育背景而言,并不一定确有所指。胡适进北大主要靠陈独秀援引,校内当时主要由章太炎门下弟子把持,陈去势孤。汤尔和、蒋梦麟等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与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立。胡则逐步培植自己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的“现代评论派”。吴虞注意到这一现象,因而评论说,“李石曾辈很有势力,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注:吴虞:《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295页;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1月17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1926年下半年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在厦门、中山大学均与顾颉刚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甚至闹到有你无我、你来我走的地步,报上就有“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的说法。(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2—430页;鲁迅:《两地书》第2集,“厦门—广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277页;鲁迅:《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398—401页。)此外,学生方面也被时人指为有“两种大的倾向”,五四运动之后,两者“越发分明”:前者是新潮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注: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大廿五周年纪念刊》(1927年12月17日)。)

  约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界的分化成为言说的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精神”成为建构三民主义的重要符号,相应也产生种种批评“五四”的意见。叶楚伧《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颓风》就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且将黄金时代定于三百年前,明显表现出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屑。陈立夫更是表示,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的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注:陈立夫:《文化建设之前夜》,《华侨半月刊》第46期,1935年5月10日。)。而在“革命”名义下,“五四”思想也被分解。朱镜我1930年发表《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即道出,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代表着“在现状态下有相当势力的思想系统”,而“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即是胡适一派的理论,新月派的立场。他们完全失却了革命性,“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注:朱镜我(署名谷荫):《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这里可以看出思想界的分裂是如何被定性的——主要来自于敌对思想的互相涂抹;“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的命名,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自有其深意在。这多少表明有关思想界分化的看法,缘自政治的立场;同时也提示当紧扣20年代末30年代中国社会的演进,审视思想界的走向。

  像这样本于政治立场针对“五四”思想进行的解释,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政治色彩愈加浓厚。1940年翦伯赞就撰文指出,在五四运动中,胡适及其流派,“一面对于还正在与他们直接斗争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真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拼命的打击,而积极的鼓吹资本主义合理之资本家的精神。”同样是将“胡适及其流派”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尤有甚者,因为抗战时期广泛开展民族动员、文化动员,胡适等还要承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责任,认为胡适等抨击中国古典圣经贤传,殊未知儒教“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的成分”。即便否定,也并非完全消灭,是要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着并发展他,当作新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注: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见《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4年版,第21—34页。)国民党方面,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也对“五四思想”贴上新的标签。以蒋介石之名炮制的这本书,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而视之,认为五四后输入国中这两种思想,不仅不切于国计民生,违反中国固有精神文化,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这两种“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抄袭和附会”的思想学说,“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71—73页。)

  “五四”时代的思想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对思想分化的分析。1933年胡适以1923年为界将现代思想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3年12月22日。)这一分期当然也有其“成见”,几乎全以他所理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依据,尤其突出了政治运动对于思想文化运动的干扰。稍后不久,胡适明确将《新青年》群体归于自由主义,并且认为北京大学1919年3月26日开会辞去陈独秀,“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因为“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注: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2页。)

  值得重视的是鲁迅等对相关问题的揭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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