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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背景

更新时间:2021-09-02 06:55:12
作者: 张盾  

   作者简介:张盾,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213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对近代认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但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的认识论。为了发现和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需要依托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遗产。康德用“综合”概念来说明人在认识过程中如何建立起主客关系的统一性形式,借助康德的这一“综合”概念,我们得以建构起马克思的新认识论问题,即“通过社会劳动实现的综合”。黑格尔则开启了对认识论问题的历史分析,并提出了主客同一性概念,借助黑格尔的这些理论遗产,我们得以理解马克思“劳动综合”的独特内涵,即在劳动中,认识的主体不是先验的意识主体,而是现实的人的具体活动,由此产生的认识是人在与自然的综合中发生的、人作为同一性主客体对自己历史性存在的自我创造和自我认知。

  

   关键词:马克思/康德/黑格尔/认识论/劳动综合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5ZDB002)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是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是在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之思想史关系的框架下,追问马克思理论中到底有没有可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如果有,那是何种意义上的认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多有持“马克思没有认识论”之主张者,但又明显感受到康德、黑格尔之后马克思对认识论发展产生的那种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参见哈贝马斯,第3、26页;施密特,第112-113页;雷特尔,第5页)笔者以为,马克思确实没有康德开创的那种关于知识抽象形式及其先验主观条件的认识论,但经过黑格尔揭示的认识论之自我批判的中介,马克思以一种特殊方法改变了认识论问题的形式和内容,把认识论研究引向了一个全新的不同的方向。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

  

   一、德国哲学的发展为马克思设置的问题背景

  

   自康德提出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问题,认识论才有了自己特定的对象、方法和维度。康德对问题的解答,是在理性界限之内分析经验的先验结构,即用先天的直观形式和知性概念去构成关于经验对象的知识。知识的构成过程称为“综合”,先验的标准是独立于经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对先验的综合来说,认识之可能性的历史起源是不可理解的,康德的认识批判悬搁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维度。然而,按照学界今天达到的问题意识,康德对主观性固有的思维形式进行先验的哲学反思,这本身就是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康德之后,一切自在的直接的东西都被主观概念所中介这一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观念。这个观念也被马克思接受,只是在马克思这里,起中介作用的不是先天的形式和无限的精神,而是有限的人的历史活动过程。

  

   康德的认识批判要求为了检验知识是否正确和可靠,首先要对主体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康德要求的批判是一种内在批判,即对于认识之可能条件的研究必须保证本源的绝对性和论证的彻底性,使之能够经受彻底的怀疑,使这一批判本身能够成为科学。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包含着突破康德认识批判、重塑认识论问题的明确意图。黑格尔认为,认识批判不可能有一条内在的逻辑形式之路,也不应该把基于绝对怀疑的绝对确定性设定为认识的最高标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真实的知识都是“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在其产生的实际过程中包含主观与客观之各种辩证关系的丰富内容。康德的知识概念是以数学和当时的物理学为典范的绝对可靠的知识。与之相反,黑格尔认为,近代哲学赋予科学的规范力量是一个虚假的观念,现象学作为科学的新的自我理解,必须放弃以数理科学的范型为出发点,而成为一种辩证的思辨科学。

  

   黑格尔打破了康德的认识主体概念。康德的主体实际是标识认识的一整套主观条件的概念。康德认为,主观与客观不同一,认识依赖于可能认识的主观条件,没有先验主体把认识的主观条件作为工具提供出来,整个认识对世界的建构就是不可能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把主体与客体彻底分开,假定“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观念,是认识论的最大误区。实情是,主体与客体是同一个存在内容的自我关联:“绝对即主体”。或者换一种说法,客体的存在作为实体,实际上是一个建立自身并展开自身的运动过程,因此实体本身就是主体,“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黑格尔,第53、10、11页)主客体的同一性是黑格尔认识论的新坐标系,在这个新的坐标系中,由于放弃了作为认识先验条件的主体能力概念和作为认识目标的正确知识概念,认识显现着另一种真实的内容,并构成了认识论的新问题。那么,这是一种什么认识?

  

   黑格尔用“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代替康德的认识批判。现象学的对象是“显现为现象的认识”,它是自然意识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形态,对这种认识的现象学反思不依赖本源的绝对性,而是依赖“先前的东西”。在实际发生的认识中,只有先前经验过的东西才能在它的起源中被看清,并作为结果被回忆:“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显现的那样接受下来了的。”(同上,第58页)这就是“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这种认识的自我反思了解认识的整个形成过程,它考察事物的标准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而是基于显现出来的知识在自然意识中所经历的种种形态,“意识在这条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本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同上,第55页)

  

   但问题是,这种从自然意识产生出来的“作为现象的知识”将充满错误,它在什么意义上成为认识论的新对象?正宗认识批判所强调的基于绝对怀疑的绝对正确认识,无非是惧怕在认识和真理问题上犯错误。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害怕犯错误的态度反而离真理最远。因为所谓知识的内在正确性只是形式上的抽象肯定,绝对怀疑则终止于抽象否定,除了“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一正确性标准,绝对怀疑把一切新的异质性的内容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同上,第56页)而对显现出来的知识的现象学反思,则开启了认识论研究的另一条道路。这里的关键在于,自然意识直接把自己看成或证明为知识,这不是一种抽象肯定,而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去说的。对事物的错误认识是感性世界之有限性的标志,在生活经验中,虚假意识的落后状况的解体是反思经验阶梯上的踏板,反思的观点就从这种解体中产生出来,认识从中学到的东西是“否定”,即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超越自身。黑格尔指出,这种否定不同于怀疑主义的抽象否定,怀疑主义只看到纯粹的虚无,而看不到“如果虚无是对结果所自出的东西的虚无,那它就纯然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内容”。(黑格尔,第56页)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果都不会是纯粹的虚无,而是在对产生结果的那个东西的否定中包含着以前知识里所包含的真理。

  

   这是一种什么真理?它包含一种什么内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理解黑格尔认识论反思的关键:“当结果被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为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诸形态的整个系列的发展过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这里出现的是认识论的新对象:“新对象的出现——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出现于意识面前——在我们看来,仿佛是一种暗自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同上,第56、62页)这种新对象的内容就是存在本身(即精神)之自我认识与自我形成的历史过程,它是发生在纯主观认识活动之“背后的东西”,是认识论的更深刻的问题。按照施密特的看法,由于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认识的先验条件这一问题失去了目的:“无论对黑格尔或对马克思来说,认识的最高形式是世界历史的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描述成主观与客观的死板板的关系。”(施密特,第113页)黑格尔实现的关键变革是取消了认识论的先验基础,从而取消了先验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的绝对划分。一方面,连先验的规定性本身也是在意识的经验内活动的,在这一范围内,认识的先验框架赖以构成的那些条件可以在主体所处的有限状况下产生出来;离开了这一范围,先验本身并没有绝对稳定的点。另一方面,现象学的经验不同于普通的经验,它不包含在先验的前提下,而是包含在“显现出来的意识”中,这种经验包含着人们把握世界和进行活动的模式的全部变化,因而能够帮助我们觉察主客间的先验关系发生变化的“背后”的过程。

  

   对认识论来说具有革命意义的是,对认识的反思经验只有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才能被理解。“意识形成过程”这一思想打开了认识论变革的方向,这就是对认识问题进行历史分析,在历史中实现认识的新综合。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通过历史性的活动而得到发展的,认识的要素也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因此不存在认识的先验形式。整部《精神现象学》都在强有力地推动这一认识论的变革,反复讨论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和类的自我产生的历史。比如在最重要的“理性”章和“精神”章充满了这样的思想:个体在他的行动中达到了与外在世界的统一,并终于认识到世界的真正主体是在“一个民族的伦理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精神,因而不存在先验的认识主体。黑格尔的“精神”实际上是指作为人的理性和生活意义之根据的世界整体,黑格尔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突出世界的主体性和过程性,因而这个概念的引入改变了认识论的问题。阿多诺说黑格尔的精神就是社会(参见阿多诺,第14-15页),詹姆逊说黑格尔的精神就是集体(参见詹姆逊,第9、11页)。黑格尔以这种思辨的形式打开了认识论的历史维度,为马克思完成认识论变革铺平了道路。当然,黑格尔的理论也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矛盾,比如,黑格尔取消了认识的先验条件和知识的科学规范,却又预设了“绝对知识”的目标,而现象学的自我反思又不可能提供这种绝对知识。哈贝马斯尖锐地指出:“黑格尔认为,他的精神现象学研究不是把(康德)认识批判的理论推向极端,而是使它成了多余的”,但是当现象学仍然追求绝对知识而又达不到时,“它就使自己成了多余的。”(哈贝马斯,第16、19页)此外,黑格尔将他的主客同一性落实在精神的自我运动上,这其实是以一种更大的主观性来替代康德的先验主观性,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认识论的自我批判无法彻底完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但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是诉诸真实的社会历史活动,把黑格尔开创的认识论的自我批判进行到底。这对马克思实现认识论的彻底变革确实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来说,仅有黑格尔遗产是不够的,需要借助德国哲学更广泛的理论遗产。限于篇幅,本文对马克思问题背景的勾连仅涉及康德和黑格尔。

  

   二、实践作为认识论的新综合

  

康德创立了认识论的问题,即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是什么,这一问题对认识论研究始终有效。康德还从形式上示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他的“综合”概念。对认识论研究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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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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