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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背景

更新时间:2021-09-02 06:55:12
作者: 张盾  
第306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清晰而深入地解释了什么是“通过社会劳动实现的综合”,其意义为:通过劳动的类存在自我产生的历史过程是活动与认识的统一。在这部手稿的术语中,人是“类存在物”就等于说人是“社会存在物”,其认识论意义在于:“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同上,第326页)再进一步说,类存在或类本质的具体的认识论规定有二:(1)对象性。在认识论上,人是类存在物,是“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当作自己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人的生命活动首先是劳动,人的类存在只能“是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在劳动中,人显示出自己本质的全部力量,并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认识,从而人同自身的类存在“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并在这种对象性中直观自身。(同上,第272-273、320页)(2)历史性。马克思认为,人在劳动中显示自己的类存在并认识这一类本质,这个任务“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而“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同上,第320、326页)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历史成为马克思认识论的概念,即作为劳动综合的活动过程与认识过程的统一。

  

   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却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参见哈贝马斯,第20、36页)然而,同一性概念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前提下并未解体,而是改变了基础,即主客体不是同一于精神,而是同一于实践和劳动。我们的研究需要借助于黑格尔的主客体同一性(即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发现)概念,才能理解马克思劳动综合的独特之处;正如我们只有借助于康德的综合概念,才能建构起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如前所述,把劳动综合表现出来并加以确定的范畴,是作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同一性主客体这一概念。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讨论。在第一个层面上,人既是主体,又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人在直接意义上就是一种同一性主客体。用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语言来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历史是人的自然史;但人又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是自在自为存在着的类主体。在工业化之前的简单劳动中,“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生产的自然条件“是他身体的延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0、484页);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工业的历史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的书,主体性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本质,自然只能是人化自然,即被人的劳动实践所中介、所改造的自然界。人和自然作为“物质交换”的两种要素,是社会劳动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我们只有在劳动所揭示的历史范围内才能认识自然界,“自然存在的优先性”也只有在劳动的综合统一性中才是可以确证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第二个层面上,同一性主客体的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前所述,当人通过劳动创造自己的类本质,同时又把这全部活动构成的历史当作自己的认识对象时,这意味着人在社会反思的意义上成为同一性主客体。在这里,类存在通过劳动自我产生的历史过程既是建构现实生活世界的活动,又是对这一建构活动的认识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客体,又是主体。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综合论题的认识论要义:劳动是人创造和表现自己类存在的活动,劳动所创造的对象化世界是“人的现实”,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页)关键在于,当马克思把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归结为劳动的综合,把“使外化返回自身的客观活动”等同于通过劳动对类本质的创造和占有时,对这种类本质的占有与丧失(异化)就成为问题,也就是对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产与占有的关系问题。此时,同一性主客体自我产生的自然历史过程,就变成了使他意识到对自己类本质的占有关系的社会历史过程。这种同一性主客体是社会反思的对象,而社会反思的要素是对人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的批判。

  

   基于康德的方法可知,同一性主客体的概念对劳动综合所产生的认识类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反思意义上的同一性主客体不同于直接意义上的作为“物质交换”的同一性主客体,由前者产生的认识指向类存在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活动,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历史性存在。这种认识只能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来完成并表述出来。在黑格尔那里,这就是对认识的精神现象学的自我反思,其成就与缺点均被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来:“《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页)马克思是真正完成了认识论批判的人。在马克思这里,劳动作为类本质的自我实现,它所完成的综合不仅是指由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更是指由类本质的占有与丧失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换言之,在类本质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同一性主客体与生产力和科技进步产生的主客体是不一致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把前者理解为社会的阶级主体。当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时,认识论批判就具有了社会批判的维度。对劳动综合的社会反思,只有在把同一性主客体重建为阶级意识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彻底的认识论批判。马克思直接使用了“阶级意识”这一概念,在认识论上,它也可以被理解为黑格尔所说的“显现出来的意识”的一种政治形态。按照卢卡奇对马克思阶级意识的重要阐释,这种阶级意识的认识论意义就是同一性主客体:“无产阶级是历史总体过程的同一主客体。”“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它作为历史过程的认知者,本身同时也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行动和受苦的部分;尽管资本主义使工人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把劳动力变成商品,但无产阶级一旦认识到这个自身被物化的过程,也就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单纯客体,而正是这一过程的真正主体。(卢卡奇,第292、77、70-72页)在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中,这种革命的阶级意识就是反思意义上的同一性主客体,它标志着通过劳动实现的类本质自我产生的反思阶段,由此产生的最完美认识成果就是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四、基于劳动综合的否定性解说马克思的主体范畴和知识范畴

  

   康德的认识批判赖以起步的两个前提是既定的认识主体概念和既定的正确知识概念。因为,只有以可靠的主体为出发点,并以确定有效的知识为目标,才能着手重建先验认识能力的结构。康德的主体是先验的“统觉”,即伴随一切表象的那个“我思”,它是一切综合活动得以可能的前提;康德的认识则是以科学为最高典范的绝对确定的知识,它是使一切综合的成果具有意义的标准。我们按照康德的这一问题结构去追寻马克思的主体概念和知识概念,可以更具体地看到马克思的认识论观点完全不同于康德的那些内容;在这一探讨中,主客体同一性概念的内涵也将变得更加丰富和清晰。

  

   我们已经讨论了劳动综合的中介性原则,并证明了将综合的统一性表现为中介性的根据,在于在劳动实践中发生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现在讨论劳动综合的否定性原则,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将进一步阐明主客体同一性这一概念的辩证法内涵。

  

   马克思的主体概念作为方法论前提是指社会:“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他同时指明,这个作为主体的社会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的角度看,“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3、587页)基于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两大阶级对立的政治观点,我们可以这样划分:在现实的社会体制内,资本是绝对的主体,它取得了支配社会一切领域的权力;而在马克思的理论规划中,无产阶级则成为社会变革之革命实践的主体。需要强调的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语境中,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关键词,从来都是既作为认识的主体范畴,又作为认识的对象和内容范畴来交替使用的。这种用法所给予我们的极其重要的启示就是:劳动与资本,作为马克思的主体(兼对象)概念,其在认识论上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过程中自我建构而又自我否定着的同一性主客体,辩证法的否定性是它们的根本规定。正是这样一种极为独特的主体范畴,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认识成为可能。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从一开始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它同时作为活动之主体和客体的反思性概念。原初意义上的劳动是劳动的综合统一性的肯定性的表现形式,按照马克思的描述,这种劳动应该是人创造和享受自己自由本质的活动,劳动所及的对象化世界是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劳动者间关系是被别人的爱所证实的劳动者自己本质的补充。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劳动作为人的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生产的一致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中,生产力是劳动的反思形式。在劳动中凝聚的具有社会建构意义的普遍的东西是生产,在永恒的生产中积累起来的生产力,是自然的客观性与主体的客观活动之现实的综合形式,构成了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按照马克思的假设,科学化的生产一旦把人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类本质的自我产生活动就完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4页)马克思把大工业代表的生产力当作社会进步的条件,其认识论意义正是在于,他把劳动生产力的客观性反思为主客同一性的历史进程:“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41页)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当劳动被资本所吸收,劳动就按它自身内在的逻辑发生自我否定,从类本质的全面占有变成这一本质的全面丧失,同时也失去了它与社会生产的一致性。这种情况被马克思规定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差别:所谓生产性劳动就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换言之,“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同上,第268、264页)此时的劳动变成了资本诸要素的综合统一性,马克思将其进一步规定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综合:所谓活劳动就是劳动在同财产分离后剩余的纯粹劳动能力,它是资本的生产要素,在哲学上是“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因而是劳动的“非存在”,标识着劳动“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同上,第253页)另一方面,所谓物化劳动作为劳动的客体化就是资本本身,它是对过去以及未来一切被客体化的活劳动的所有权,因而是“通过劳动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表现为“在劳动能力之外的独立存在”。(同上,第444-445页)在这里,劳动的异化被马克思最深刻地描述为:“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同上,第453页)由于劳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特性,它与社会生产的一致性也一并消失,生产力的概念也随之发生自我否定:“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同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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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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