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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认识论问题——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背景

更新时间:2021-09-02 06:55:12
作者: 张盾  
这个方向也是对的。这两点是康德对认识论的不朽贡献,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依循这一问题的方向,继续展开新的探索。但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以及解决该问题的方法,经过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到马克思这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和转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具有严格的认识论意义,它提出对对象和现实的认识要从客体和主体的双重形式上去理解,也即从“实践的维度”去理解,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由此可知,马克思的核心认识论观点是:关于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的探讨,不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先验结构和主观规律的研究,而是对人的实践能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研究。因为,“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显现出来的意识”,不仅仅是具体行动的意愿,同时也是“认识着的意识”,它就发生在“类的自我产生活动”的实际过程中,因而是认识论的真正本原问题。与黑格尔“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相比,实践问题是对康德建立的认识论问题的更彻底的路径逆转。这样,在马克思之后,任何关于认识可能条件的探索,都不能再退回到先验的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去,而是必须以现实的社会历史问题为出发点。

  

   在建构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时,借用康德的“综合”概念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方略。在康德那里,综合是思维将表象杂多在意识的统一性中联结起来的一种活动,它是主体为关于对象的知识提供主观条件的一种先天思想能力,所有理论知识无论从逻辑的意义上还是从发生的意义上都要回溯到建构性的综合。康德将综合理解为纯粹的思想能力,这是错的;但是康德将综合的本质理解为认识中的主客关系的建立,即“思想的主观条件怎能有其客观的有效性,即怎能提供关于对象的一切知识之可能性的条件”(康德,第82页),这对认识论仍然具有奠基意义。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与客观的对象相关联,并必然植根于某种同一性形式。马克思坚持认识的可能性条件涉及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结构,所以从实践上来揭示人与世界的综合。因此,综合不应理解为纯粹的思想能力,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实践能力,它要求在唯物主义的新基础上重新解释认识如何可能这一问题。马克思实践概念在哲学上的具体规定是“中介性”,即以人的社会实践为中介去理解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的这种本体论中介性最突出地表现于社会劳动中,因为在劳动中包含了人类最重要的、行动与认识双重意义上的综合能力及其形式(详见后文)。而实践综合之中介性在认识论上的进一步的规定就是“否定性”。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提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最伟大成果就是“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320页),正是否定性使实践的综合成为反思性的和在概念上可以理解的。这意味着辩证法就是认识论。按此理解,现实生活之所以能够被认识到是辩证的和能动的,就在于它包含着一种否定的因素,即任何现实存在物莫不扬弃自身;而这种否定性只能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人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人是天生的否定性存在,人通过实践改变和取消给定的存在,使存在由自然的直接现实变成间接的、中介性的“人的现实”,使存在二重化为主体和客体。这里需要注意,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不是由理论来完成的,而是由实践来完成的;推动历史本身辩证运动之否定性力量的实现形式,作为实践的综合统一性,就是劳动和斗争。它们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认识论反思的共同主题。当黑格尔把劳动和斗争作为否定性引入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他就进一步远离了康德“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性”,这为马克思探索认识论的新综合做了准备。

  

   在探究马克思的认识论问题时,从康德综合概念中必须保留的一个进一步的方法是,所有的综合统一性无论从思想的意义上还是从实践的意义上都要归结为概念的建构。在康德那里,综合既作为直观的“把握”,也作为想象的“再生”,但由此产生的最高的统一性联结必须在概念的“认定”中才能最终确定下来。也就是说,综合的统一性形式必须在知性范畴上得到固定的表现,没有范畴赋予诸综合以最高的统一性,就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认识。①在马克思这里,实践能力在人的现实历史存在中产生的综合统一性,同样必须上升到概念的高度,才能达到对现实历史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理解。对此,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文献中给予了深入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这里,具体作为“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必然是思维和理解的产物,因为具体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只能“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它实际上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是思维着的主体以概念方式掌握世界的正确方式。而唯物主义的实践综合之认识论要义就在于:“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43页)关于马克思的实践综合,阿尔都塞有一个特别独到的说明,即实践综合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唯物主义立场的对世界的概念式理解,它要求严格区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拒绝黑格尔把现实对象同认识对象混为一谈的做法。“马克思反对这种混同,坚持把现实对象同认识对象区别开来。而认识对象则是思维的产物,思维在自身中把它作为思维具体、思维整体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把它作为与现实对象、现实具体、现实整体绝对不同的思维对象生产出来。”(阿尔都塞等,第36-37页)基于这一理解,阿尔都塞提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断裂”就在于,后者仅仅指向它的“对象”,即那些经验性的经济事实,而马克思则创建“对象的概念”,并要求用概念来规定和说明经济事实,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性的概念式理解。(参见同上,第210-213页)

  

   从所有这些教诲得到的启发是:所谓实践综合是认识论的问题结构和解释原则的根本变革,而非把认识论变成对现实性、现实事物和现实活动的直接性的经验描述。实践综合要求的是,在新的哲学前提下,对认识如何可能问题给予全新的更具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解释,因而它要求上升到更高的理论思维界面。在理论的形态和方法上,马克思的实践综合保留了康德综合对“表现为概念的最高统一性形式”的追求,但这不是先验逻辑的范畴,而“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这就是我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见到的那些既是实践哲学又是历史科学、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复杂概念体系,比如作为实践的劳动和斗争(革命),作为工业与科学的生产力和作为物化与剥削的生产关系,作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对象的商品与货币、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与资本,等等。

  

   三、实践综合的具体范本:劳动与主客体同一性

  

   综合活动所产生的统一性结构使认识成为可能。在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下,实践能力取代思想能力,成为认识综合的新问题。实践的综合在劳动中达到了它的具体性,因为在马克思谈到的人类实践之既有现实性又有理论意义的诸形式中,劳动是头等重要的,因此,通过劳动实现的综合具有首要的认识论意义。我们按认识论的严格意义来追问:劳动的综合在什么意义上创造了认识可能性的条件?或者劳动使人类的何种认识方式和认识成果成为可能?答案肯定不是康德说的那种以经验观察为基础、以逻辑的判断形式为标准、以科学为典范的纯理论知识,因为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创造并认识世界的主体根本不是先验意识,而是在自然条件下建立自己生活的具体的人。这应该是在新的人与自然的综合中产生的同一性主客体对其类本质的自我产生过程的一种认识,是对认识的现象学的自我反思的一种拓展,具体来说,就是恩格斯所定义的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的综合。相比意识的统一性在于诸表象的逻辑联结,劳动的统一性则在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称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第56页)马克思用“物质交换”这个科学研究的术语把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是为了强调劳动的自然客观性,“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同上),连人本身也是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世界相对立。劳动的自然性是马克思为劳动的综合设置的唯物主义前提,为此,在最初的抽象环节上,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同上,第201页)但是,在具体的总体性上,劳动是比简单自然过程要复杂得多的自然过程,就在于它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中介性。在《资本论》中,劳动既是自然物质过程,又是人的实践的社会形式与历史过程。社会劳动不仅创造了使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实际物质条件,同时也创造了使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得以可能的经验条件和先验条件。

  

   劳动的综合作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首先使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成为可能。这是劳动的认识论问题的一个基础性方面,由此产生的认识是关于自然的客观知识,连自然科学也要在劳动和生产的基础上构成自身和发展自身。马克思明确指认自然界存在的优先性和自然规律的独立性,但他的认识论中的辩证法要素在于,只有通过劳动的中介与综合,人类才能认识和利用这种自然规律,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阶段规定着人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方式和利用程度,所谓“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也只有通过这种劳动的中介与综合才能确证。马克思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来衡量认识的进步,相信自然科学在克服了资本主义异化之后,终将成为“人的科学”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

  

但是,劳动的认识论问题的一个更重要、更具反思性的方面在于,通过劳动产生的同一性主客体,使对人的类本质的历史性存在的发现与认识成为可能。如前所述,通过劳动产生的综合不是先验自我的意识活动的成果,而是同一性主客体自我产生、自我发现过程的活动与认识的统一。如果像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综合不是思想的活动,而是物质的生产,那么综合得到的成果就不是思想的统一性,而是由社会劳动所构成的活动与认识的统一性。由此推知,通过劳动产生的认识综合既是先验的、又是经验的,因为人类劳动所固有的中介性和否定性,既是人的存在的先天结构,又是人的生活的现实内容。对于这种先验与经验的统一,我们只能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来给予规定。因为在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劳动的综合表现在概念上,就是既决定着现实生活世界的经验活动内容、又决定着建构这一生活世界的先验认识条件的历史性。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主客关系作历史分析的意图,主张在社会劳动中包含着主观性与客观性更彻底的综合,由此产生的认识是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自我产生与自我认识。正像劳动过程诸要素(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本身)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各种差异性的统一,认识的诸要素(感性材料、理性概念和想象力)也是通过历史性的劳动不断得到发展的,而绝非纯粹意识的固定的内在财产。被马克思称为“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认识的综合,在劳动与生产的历史性变革中有其根基,概念作为社会意识的理论形式离不开人的历史活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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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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