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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薇薇: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与日本女性——上野千鹤子的女性学理论建构

更新时间:2021-09-01 07:00:07
作者: 陆薇薇  

   【内容提要】 日本女性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旨在为女性主义,即女性解放思想和运动提供理论支撑与学术支持。上野千鹤子是日本女性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深入剖析日本近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机制。虽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其研究也同时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中心论对女性受压迫问题的遮蔽,并借用弗洛伊德理论加以补充分析。首先,上野指出,“父权制”与“资本制”这两个辩证关系的变量,分别作用于家庭(私人领域)和市场(公共领域),对女性造成了“性别”和“阶级”的双重压迫,“无酬家务劳动”和“再生产方式”是明晰父权制与资本制之间辩证关系的两个关键词。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又补充了与资本制同属公共领域的“民族国家”这一变量,揭露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对女性的父权制压迫,进一步明晰了女性解放运动所要对抗的目标,为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关键词】 上野千鹤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父权制 资本制 “慰安妇”

  

   一、引言

  

   2019年4月12日,在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上野千鹤子①通过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舞弊事件、东京大学性侵事件等②,再次揭露了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她说:“你们至今所经历的学校生活,是‘表面’上平等的社会。在成绩的竞争中,没有男女之别。然而,从步入大学的那一刻起,性别歧视已在暗处悄然萌动。走进社会,性别歧视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行其道。很遗憾,东京大学里亦是如此。”③

   身为日本女性学代表人物的上野千鹤子,已为女性平权奋战了数十年,仅独立撰写的书籍就多达四十余部,如《父权制与资本制》《国家主义与社会性别》《厌女》《不惑的女性主义》《女性的思想》等,在日本学界及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然而,我国学界对其学术思想鲜有涉及,只有《读书》(2004年第8期)曾刊登她与中国学者李小江的对谈《“主义”与性别》,以及少数论文中零星地引用了她的部分观点。

   上野千鹤子在女性学研究上最主要的特色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潮的引领者之一,上野始终走在学术理论的前沿。日本后现代思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每个阶段的特征如下:第一阶段,与后现代思潮密切相关的日本新左派学者对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了译介;④第二阶段,他们尝试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欧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8年的新左派运动做出回应,反思现代性⑤,反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及以后,这些学者的关注点从抽象的西方理论转移到现实的近现代日本社会,回归对历史的思考,反省战争责任,探究历史叙述和历史认知中的伦理性,揭露日本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压迫问题。⑥上野的女性学理论建构是在上述划分的第二、三阶段展开的,换言之,以上的划分可视作其理论的思想史、学术史脉络。上野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使用弗洛伊德理论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别研究领域的不足,批判作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日本对女性的压迫等,这也可视为日本后现代思潮在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在西方后现代思潮来袭之前,上野已参与了日本“全共斗运动”⑦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⑧——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她的学术思考源于本土实践。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并非欧美的舶来品,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一样,它与欧美几乎是同步展开的。⑨与西方诸国类似,日本女性也在参与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以及反越战、反《日美安保条约》等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内化于其中的性别压迫,这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然而,与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先行”不同,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之初并未以理论为指导,而是在学术机构之外发展起来的。⑩由于参与运动的女性大多与学术世界无涉,所以上野等少数新左派学者承担起理论建构的重任。

   本文旨在理清上野千鹤子日本女性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她是如何运用理论剖析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对女性的压迫,帮助女性认清近现代日本社会性别压迫的结构性问题的。对该日本女性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核心思想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女性学发展变迁的历程。同时,性别研究的视角是跨越国界的,上野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国社会中的性别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

  

   日本女性学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由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孕育而出。1970年10月21日,在国际反战日的当天,首次在新宿举行了只有女性参加的游行活动,这被视作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11的开端。在第一波世界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参政权等政治上的平等权益,所以与其他国家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类似,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将矛头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问题,诘问为何政治的平等未能带来社会的平等。同时,在日本女性解放“运动”过程中,她们对女性解放“理论”的渴望与日俱增,这给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女性学应运而生。

   井上辉子将女性学定义为“女性的(of women)、由女性开展的(by women)、为女性进行(for women)的学术研究”,明确了“女性”这一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121974年,日本和光大学最先开设了女性学课程,1977年日本女性学研究会成立,1979年日本女性学会成立,同年《女性学年报》杂志开始发行,女性学逐步走向制度化。

   上野千鹤子指出,“女性主义”指代女性解放的思想及运动,“女性学”则是服务于“女性主义”的理论与研究。13上野的女性学研究主要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14的影响,结合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看似偶然的理论选择,其实与上野之前的实践——从男女共同参与的新左派学生运动转向女性的自主解放运动,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关联。日本女性解放运动揭露和批判了日本新左派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引)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从这一实际出发,上野在理论上既继承了具有解放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在性别问题上的盲点。

   上野于20世纪80年代接触到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随即将其译介到日本。之后,她结合日本语境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理论创见。1986年—1988年《思想的科学》15杂志对其相关论文进行了连载,80年代日本女性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上野千鹤子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论展开的。

   (一)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与激进女性主义的一元论

   在上野之前,日本主要存在两种女性解放理论,16即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socialist feminism)17和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上野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论建立在对这两者的继承与批判之上。

   日本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与欧美有所不同,它完全依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别”与“阶级”两者中优先考虑“阶级”,可谓阶级一元论。换言之,日本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者认为,性别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消灭了“阶级压迫”,妇女自然会获得解放。于是,女性为了寻求解放,与男性一起投身于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然而,包括上野在内的革命女性发现,“日本共产党成员在外面搞左翼运动,一回家就成了‘大丈夫’。那些男性‘战友’其实并没有把女性当作‘战友’,而是仅仅看作‘女人’”18。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追求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过是无产阶级“男性”的解放,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因而陷入了困境。

   激进女性主义站在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的对立面。它批判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所倡导的阶级一元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运行的“市场”之外,发现了“家庭”19的存在,并阐析了家庭中男性对女性在心理、意识上进行性别压迫的机制——“父权制”。激进女性主义者主要依据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她们认为,在被划分为公、私两大领域的近代社会领域(social sphere)中,马克思主义仅对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即“市场”中的资本主义压迫机制进行了剖析,却未能对市场之外的私人领域做出解释,而弗洛伊德理论可以有效地说明私人领域中的“家庭”这一社会制度的再生产机制。具体说来,所谓俄狄浦斯情结,是儿子与父亲同一化,成为压迫者的过程,也是女儿通过男根崇拜意识到自身的劣等性,成为受压迫者的过程,在“性”与“代际”之间存在压迫和歧视的父权制家庭,就这样不断地繁衍、生成。20如此,激进女性主义论者提出了父权制的概念,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者相反,她们认为必须解决男女间的性别问题才能实现解放,我们也可称之为性别一元论。

   (二)上野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二元论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把妇女革命还原为社会主义(阶级)革命,而激进女性主义则强调性别革命,其实质分别是阶级一元论和性别一元论。上野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既不采用阶级一元论,也不采用性别一元论,因为这两者之间不是排他的、二选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统合了两者的二元论,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制的阶级压迫,女性主义则针对父权制的性别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使用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两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来对抗“父权资本制”(patriarchal capitalism)对女性的双重压迫。21

   具体而言,首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是“女性主义”论者,而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论者。在上野看来,只有敢于从女性主义的视角侵犯马克思原著的圣域,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不惧怕对其理论进行修改的人们,才能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22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从激进女性主义者那里批判地继承了她们依据弗洛伊德理论提出的父权制概念,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性别的视而不见”(sex-blindness),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

   其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不囿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仅把父权制看作男性对女性在心理、意识上进行性别压迫的机制,她们借鉴被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者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性别压迫进行唯物主义分析,明确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无酬劳动”(unpaid labor),揭示出消除性别压迫与变革其社会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道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是仅仅尝试分析父权制,而是试图把握父权制与资本制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23

  

   三、父权制与资本制的辩证关系及压迫机制

  

《父权制与资本制》24(1990年)一书,以发表在《思想的科学》杂志的论文为基础撰写而成,是上野千鹤子女性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二元理论,阐明近现代父权制与资本制的辩证关系,剖析其对女性双重压迫的运作机制,是该书的核心内容。董金平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前沿问题及其内在逻辑》一文中肯定了上野千鹤子“避免从单一的阶级范畴来理解女性问题,父权制概念的导入使其对现代社会的双重压迫机制的批判更为深入”,但同时指出上野未能解决“如何保证阶级批判和性别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的同一性”问题。25笔者认为这里存在对上野的误读。在上野看来,阶级压迫问题(资本制)和性别压迫问题(父权制)本就是对立统一的动态辩证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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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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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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