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姚中秋:世界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更新时间:2021-09-01 06:52:14
作者: 姚中秋  
苏俄从欧美支配的旧的世界体系中脱离出来,另行构建新的、革命性的世界体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其中,始得以完全跳出清末民初的路径锁定。

  

   二、二元世界政治体系的对抗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欧美支配的世界体系的不满,但中国出路何在,他们并不清楚,因而当时很多人陷入彷徨之中,乃有外来思想之大爆发。真正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结构性因素则是五四运动之前,美国与苏俄分别着手构建自己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国共产党正诞生于两个对抗性体系刚刚成型的重大历史时刻。

   一战前,世界上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英国是其霸主。19世纪后期,德国、美国渐次完成工业化,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引爆世界大战,战场在欧洲,体系中心地带遭到严重破坏,两个边缘性国家崛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最后曾做出一个著名的预言:美国、俄国终将各主世界之一半。23近百年后该预言应验,美国与苏俄几乎同时提出其世界体系构想,且其取向、性质完全不同——但也绝非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由与奴役之别。

   美国着手接过英国的霸主地位,维护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1918年年初,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第一次系统宣告美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想。该构想确有一些有别于旧殖民主义的新内容,中国人据此曾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巴黎和会满怀希望。24然而,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表明,美式自由主义是最彻底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纳的“边疆史观”则昭示了美式个人主义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倾向。因此,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不是作为旧世界体系的革命者,而是作为霸主的继承人;变化仅在于,美国更多依赖意识形态作为其支配机制,除了追求世界规模的利润,还追求世界规模的价值认同,热衷于诱导或强迫他国接受美式清教-自由主义价值观。美国率先退还庚子赔款,在中国积极推进美式文化教育事业,即体现了这一倾向。

   同样是在1918年,热切期待西欧、中欧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列宁,着手构建另一个世界政治体系,于巴黎和会举行期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西欧革命浪潮很快退去,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转而重视“东方问题”,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依据世界范围内“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运动,这极大地有别于马克思所构想的以反资本主义为主的无产阶级革命。25这一转向让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走出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带,进入了广阔的外围地带,从而具有了完整的世界性,并深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部,构建了一个反抗性的革命的世界政治体系。

   为什么是苏俄?从经济上看,俄国虽积极参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争夺战,但它从来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农奴制改革开启之后,其经济快速外围化,沦为农产品、矿物出口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无异。26从政治上看,俄罗斯帝国是通过持续征服、殖民而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内部帝国主义”和“内部殖民”属性,民族问题很严重,而其对内部民族问题的思考完全可以外推到整个世界。从地理上看,俄国位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27与之接壤的中国、朝鲜及中亚、西亚各国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为西方列强所支配。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布尔什维克政权也不能不认真处理东方问题,尤其是针对与其有漫长边境线的中国。

   五四运动前后,两个世界政治体系分立、对抗之格局已初步形成:原有的覆盖全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坍塌了一角,出现了一个反抗性政治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偏于经济逻辑,对后者不够重视,仅称之为“反体系运动”。28汪晖对此有所批评,他援引霍布斯鲍姆“短20世纪”之说,将20世纪历史的主题界定为两个不同性质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对抗。29二战之前,这个新体系的力量确实十分微弱:除了苏联,别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通过输出观念、组织、行动方案,共产国际构建了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和政治网络,其主体主要不是国家,而是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革命性政党和社会组织;它们有共同的价值、理论甚至行动策略,服从一个中心的领导,因而足可谓之“革命性世界体系”。它与既有世界体系是相对抗的,明确地以反帝国主义为根本目标,因而首先是政治性的,这与美国接手主导的旧体系以掠夺世界规模之利润为目的有很大不同。

   两个体系分立、对抗格局的形成是现代世界历史之根本转折点,斯大林对此有所论述。30对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转折意义尤其明显:由此,救亡图存和现代化多了一个全新的路径选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所有思想和政治力量来说,这之后都不能不首先面对如下根本性的抉择问题:应该加入哪个体系?这个抉择是无可逃避的,因为自己的国家已在世界体系中,世界已经内部化,体系化力量广泛而深刻地塑造其价值、思想、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甚至信仰。考察191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可有如下结论:历史演变之基本线索就是世界政治体系抉择的转变;思想、政治的大分化,比如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就是世界政治体系选择之分歧。31

   如前所述,清末民初寻求变革的各种思想、政治力量广泛借用西方世界体系中的思想和政治资源。而受制于“路径依赖”,大多数群体在1919年之后,仍停留在西方世界政治体系中。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转向了另一个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突破意义在于,彻底跳出西方世界体系的路径锁定,给思想和政治场域带入了全新视野和立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从中心立场转换为外围立场,从而符合于中国在西方世界体系中的“位”;认识到自己是被压迫民族之后,在实践上即放弃了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内的追赶,而坚定地走上反抗该体系之路。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二大的历史意义尤为重大,对此学界已有共识。在此需略加说明的是,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已制定了东方战略,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拟定的纲领延续了清末民初的主流思想路径,虽引入阶级革命概念,却仍试图进行“内部革命”。中共成立后,第一年的主要努力是发动工人运动,改善其经济处境。中共二大则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纲领,从而实现了一次根本转向,转向对外革命,即反帝革命。这一转向的一个推动力量是,1921年底、1922年初美国主导召开华盛顿会议,以图重建太平洋秩序,这其中仍贯穿帝国主义逻辑。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劳苦大众会议”,主要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代表参加,中共首次专门派代表参加,32得以比较完整地掌握了共产国际的民族政策和殖民地政策,以帝国主义理论作为基本分析框架,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体系性,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帝国主义本源,认识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内部反动封建势力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中共二大重建了革命理论,重定了革命纲领,其所确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由内到外的大转向:中国问题必须在世界体系中求得解决,这就要求首先反抗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由此,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共产国际。33

   正是这一认知,让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策略,由此推动孙中山的革命观念发生了一次大转变:一直到1919年,他主要借用西方世界的思想和政治资源进行革命,并幻想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与共产党合作之后进行的“国民革命”,则以反帝为首要任务,从而成为共产国际领导的反帝民族革命阵线中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共产国际和苏联党都高度重视中国问题。

   不过,孙中山去世后,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做出了新选择:脱离革命性世界体系,返回美国主导的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国民党再度掉入清末民初的困境,而且是两个体系在其内部纠缠之巨大困境中:蒋介石本人已接受反帝理论,是颇为坚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者,但他已返回旧体系,就不能不在政治上依附美国这个新兴而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接受其资本主义经济支配逻辑,比如在抗战胜利后签订《中美航海通商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全面接受美式自由贸易政策,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外围化。在政治上,改组之时,国民党强调党权至上;返回西方体系后,不得不接受其宪政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国民党标榜民生主义,承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受西方体系的政治约束,根本无从进行社会、经济革命。总之,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混乱、制度扭曲、行为错乱等诸多乱象、败相,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两个体系在其体内之对抗、撕扯。

   可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两个相互分立、对抗的世界政治体系内化于中国,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不得不从中进行抉择,而这又决定了其能否正确地把握中国的世界处境,从而决定其成败。大多数思想和政治力量选择留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也就延续了清末民初的失败;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成功,则因为其本身是革命性世界体系的产物,形成了足以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翻身的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世界性与中国性的平衡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苏俄所构建的革命性世界体系中,意味着其已做出第一层级的体系或道路抉择,从而走上反抗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内部各种反动势力之路,进行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由此立刻带来第二层级的抉择问题:如何对待自身所在的体系与其中的中心国家?是甘于依附还是寻求自主?

   现代中国的古今之变,最为重要者就是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现代中国一切思想和政治力量都带上了世界性。自由主义无须多言,连保守主义也是世界性的:中国接连遭遇失败,导致传统政教体系瓦解;一战所暴露的欧洲文明病症使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将目光转回中国,发展现代新儒学。

   在各种思想、政治力量中,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是最强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由共产国际指导成立,以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首要政治任务,这三者都是世界性的。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一个世界性政党而成立的,世界意识与生俱来,故自其成立时起,均从世界视野观察和思考一切问题,中共领导人分析革命形势,往往是从国际局势开始的。34这种外向型思考方式完全不同于清末民初精英的内向特征。由此,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革命也超越了国家局限,充分利用“世界规模的革命资源”,35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世界性的理论和组织形态。

   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世界体系逐渐全面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但是,该体系的要素、结构、机制是高度复杂的,其运转逻辑是高度抽象的,惟有身在中心地带,且凭借高度抽象的概念和强大的理论推理能力,才有可能发现和构建其运作模型。中国处在这一体系的外围地带,中国思想者根本没有条件发展此类理论。因此,对现代中国人而言,仅从中国考察、思考中国,根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处境。

   要认清中国的处境,必须借助世界性理论。此类理论主要有两套:第一套是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社会科学体系,它发源于英国,发展于美国,一度流行于全世界。但这套理论几乎完全立足于中心国家立场,对外围国家来说,它有所显明,即阐明了现代社会的构成;它也有所遮蔽,即掩盖了世界体系的剥削、压迫机制。其实践结果经常是国家进一步衰败,经济持续依附化。

马列主义是第二套世界性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有条件探知其结构和机理,但与主流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持有批判立场,因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俄国处在世界体系的半外围甚至外围地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325.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