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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华:晚清理学狭小范阈的丰富和拓展——曾国藩哲学思想四题

更新时间:2021-08-31 11:40:21
作者: 程志华 (进入专栏)  
在此指去认识上述物中所蕴含的道理的行为。比如,事亲定省是物,而寻求之所以事亲定省的道理,就是格物。曾国藩认为,格物时要从事物的差别处入手,“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同上,第29页)他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蔽。不论是墨翟,还是杨朱,其学说虽为两个极端,但它们在生于心,害于政,达到极点足可乱天下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在差别处入手以寻求物事之道确是理学甚至儒学一个方便法门。

   所谓诚意,曾国藩认为就是指以仁义为标准来区分好恶进而努力去践履。诚意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欺骗,二是身体力行。他说:“诚意,力行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字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同上,第31页)很明显,在曾国藩,格物的意义在致知,而诚意的重心则在力行;他不仅重致知,而尤重力行。因此,他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即理,求理无须做向外求理的心外工夫,只须做心上工夫即可,因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了”(《传习录》下)。曾国藩认为这种“即知即行”的良知说忽视了天地万物的差别,而且也不重做分辨事物的工夫,属于一种“摄行入知”的学术倾向,而实际上这种倾向是一种受佛教影响的“禅障”。他说:“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曾国藩,2001年,第30页)既然阳明心学有导致浮屠的危险,因此其泯灭万物差别的思想是万万不可轻信的。儒与佛的纷争与划界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长期萦绕儒者心头的一块心病,在此可见,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如果从差别处这一方便法门入手寻得了某一物事所蕴含的道理,是否就意味着格物、诚意的完成进而圣人施教天职的实现呢?曾国藩不赞成对圣人施教天职的这种简单化处理,他认为,因为物事是无穷无尽的,物之理遂亦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即物求道之格物与身体力行之诚意就不应有停止的时候;如若停止下来,则仁就会有所不“成熟”,而义则亦会有所不“精炼”。这样,问题并不在于圣人是否能够完全把握仁义之道,而在于常人因此而在接近仁义之道的道路上停顿下来而可能产生前功尽弃的后果。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永不停息地格物诚意;圣人是不可能停顿下来的,他们会孜孜不倦地引导着常人进行着不懈的追求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对负有施教天职的圣人施加了压力,倒不如说是对千千万万的常人的格物诚意增加了动力。很明显,在儒学内部心学与理学关于本体与工夫的争执中,曾国藩不仅选择了理学的立场,而且凸显了工夫(诚意、力行)的意义,因为在曾国藩看来,无论是格物,还是诚意,其中所蕴含的行的成分比知的成分更重。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通过从理论上设定和宣扬工夫的无止境性,进一步深化了程朱的理学思想。

   事实上,照曾国藩的理解,圣人的施教天职有两个方面的展开,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格物诚意去寻求仁义之道,二则是通过礼乐的约束以恪守仁义之道;如果说前者是内在的心意层面的教化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层面的教化。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种理路汲取了船山之学的精神,所谓船山之学的精神就是“内仁外礼”。“内仁”就是“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外礼”就是“显以纲维万事”。(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72页)仁是体,礼是用,“内仁外礼”就是“明体达用”。但是“内仁”是“幽”,看不见;“外礼”是“显”,透露在外边。承继着这样的理路,曾国藩进一步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同上,第129-130页)曾国藩又更加简单明了地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同上,第61页)所以李鸿章说曾国藩的“学问宗旨以礼为归”。李鸿章还认为,在曾国藩,从天地万物以至一家之柴米油盐,都是他的礼学的对象,都是有礼可循的。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

   严格地讲,李鸿章的把曾国藩的学问概括为“礼学”并不全面,因为这种概括极容易产生曾国藩只重视“外礼”而忽视“内仁”的误解。实际上,曾国藩的“礼学”仍然强调以“内仁”为本,“外礼”为用;在曾国藩,如果说“外礼”是活水的话,“内仁”则是源头。他崇信二程“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公法度”(《二程集·程氏外书·龟山语录》)的理路。二程和王安石都主张行“周礼”,但王安石是从富国强兵的“利”出发,二程的出发点则是“《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二程集·程氏文集·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也就是“内仁”,而认为行《周礼》就是“外礼”。曾国藩一贯主张“不诚无物”(曾国藩,2001年,第25页),当然也就“不诚无礼”。“《关雎》、《麟趾》之意”即“至诚恻怛之心”,概括起来就是仁,所以也就是“不仁无礼”。但是,在“内仁”与“外礼”的关系上,曾国藩并未“销礼入仁”,取消“外礼”的实际意义,相反,曾国藩十分重视“外礼”的作用,他曾主张“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诚”、“舍礼无仁”,否则,李鸿章就不会把曾国藩的学问称为“礼学”了。总而言之,曾国藩认为圣人施教时应将“内仁”与“外礼”融为一体,而不是单论“内仁”或单论“外礼”。当然,常人受教时亦应“内仁”与“外礼”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颇。

   四

   如前所述,面对汉宋之争,曾国藩曾言自己虽宗宋儒,但亦不废汉学,表现出调和汉宋、博采众长的学术理路。实际上,综观曾国藩的整个学术,其思想并未停留于调和汉宋以渐息争执而止步,而是向着超拔于汉宋学术大胆地向前推进。曾国藩的这种超拔可以用“务实”两个字来概括,因为他不仅在“务实”的意义上找到了汉宋学术的契合点,而且也是在“务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汉宋学术的超越。总的来讲,无论汉学,还是宋学,在“务实”方面都有所欠缺而因此倍受攻讦;而这种欠缺放在内圣与外王的语境下,就表现为过于内倾自闭而缺乏外在事功,即内圣与外王理论模型的失谐。在坚持“内仁”与“外礼”融合为一的基础上,曾国藩也坚持内圣外王的并重,一方面他坚守程朱义理,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力求通过外王的开拓实现对汉宋学术的超拔。当然,曾国藩的身世、经历和其所处的时代也决定了他理解的和所致力的外王已与前代不同。

   “务实”是曾国藩终生恪守的价值理念。他主张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强调“禁大言以务实”。(曾国藩,2003年,文集,第181页)针对当时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毋以诗书为迂阔”,“非圣之书,屏而不读”的理路,曾国藩主张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同上,第224-225页)务实的精神还表现在曾国藩实际的政治主张中,比如在对外关系上他就主张舍去虚仪,重视自尊自强。他提出了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清史稿·列传一九二)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从清乾隆朝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礼仪问题。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曾国藩则认为,要取得别国的敬畏,全在自尊自强的实力上,而不在装模作样的虚仪上。这些务实之主张颇得后人的赞许,有评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同上)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来看,务实与经世致用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经世致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渐渐复兴。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就强调在“义理”、“词章”和“考据”三种学问之外诗文还应表现“经济天下之才”,另一位代表人物梅曾亮也认为“经世致用”有补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学”,他批评“考证性命之学”无事于读书穷理,而陶醉于经生章句,了无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经世精神。作为桐城派“中兴”重要人物的曾国藩不仅受到桐城派学者的影响,也深受龚自珍和魏源等站在经世致用思潮前列的思想家的影响,所以,曾国藩治学也非常倡导理学服务于现实。据其日记所载,他在从学理学大师唐鉴时,唐鉴以理学经世思想相指点,曾国藩听后“昭然若发蒙也”。(曾国藩,2003年,日记,第88页)曾国藩一生虽坚守程朱理学,但他着力发挥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化。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经世著作,使传统的经世之学注入了西学的内容。此时许多经世思想家虽坚守程朱义理,但他们重视应变求新,开始关注和学习西学。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核心便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和“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艰难选择。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文章要则并非曾国藩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和“多闻”四事为作文之要。但是,曾国藩所言的“经济”还纳入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和制造机器等新内容,因此,他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其著名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更是认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同上,奏稿,第588页)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术在曾国藩那里已退居次要,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他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有了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派遣学童赴美留学等经世济民的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始终是在义理与经世并重、内圣与外王并举的理论模型下展开的。或者说,曾国藩在坚守理学义理的基础上,致力于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但他在拓展经世济民之洋务时,并未遗弃理学之义理。他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同上,文集,第205页)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与“经济”是体与用的关系,因此“经济”之学从属并服务于“义理”。因此,曾国藩认为,“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在为晚清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他不仅没有丝毫削弱儒学义理之意,而且特别强调学习西学和办洋务其终极目的是强化“义理”进而维护道统。故而,他反复明言治学“莫急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等,(同上)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航标。但是,在曾国藩,西方的器数之学确实可充实传统儒学的“义理”,即“经济”可强化儒学“义理”。这样,实际上曾国藩把“经济”嵌入了儒者之事。这种观点在当时不仅提升了“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儒者学习西学进而对传统儒学补空救弊扫清了理论障碍。

   曾国藩一方面宣传“义理”和“卫道”,另一方面又宣传“经济”和学习西学,这种理路反映了一代大儒对儒学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而希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心态。重要的是,曾国藩的这些主张,尤其是其在洋务运动中对“经济”之学和学习西学的主张,在儒者和国人看来均是陌生之事,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使得儒学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范畴得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曾国藩,2003年,曾国藩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0年,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

   2001年,曾国藩全书(第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光绪刊本,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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