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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浩:汤一介先生与后现代哲学思潮

更新时间:2021-08-28 15:31:14
作者: 杨浩  

   【摘要】汤一介先生早年接受过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严格哲学训练,对西方哲学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后来又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哲学著作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在欧美接触到西方流行的各种哲学思潮。在这些哲学思想当中,汤先生特别对后现代哲学思潮当中的一支——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情有独钟。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将怀特海的哲学视为其理论源头。汤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赞叹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而怀特海的哲学本身确实也与东方哲学有很多亲和力。颇有意味的是,汤先生还与过程哲学的继承者过程神学的大师霍桑等有近距离的接触,更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主要分支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科布有过对话。汤先生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注,不仅看到它与中国哲学的多种共同性,而且应该说也是为了克服现代主义的弊端等有着很多共同的建设性思考。汤先生还对其后学王治河提出的“第二次启蒙”思想表示赞赏,并提出了将“第一次启蒙”与“第二次启蒙”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

  

   【关键词】后现代哲学、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过程哲学

  

  

   汤一介先生(1927-2014)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并尝试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而为人所知。然而,对于汤先生特别关注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其中与中国传统哲学气味相投的后现代哲学思潮方面,却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究其原因,汤先生并不是专门研究西方当代哲学的专家,在这方面也没有专门的论文,论及相关内容的论文也不是很多,更多的则是在讨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时候顺便提及当代西方哲学。然而,即便从少量的几篇论文以及散落在各篇论文的内容当中,仍然能够看出,汤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与建构是以当代西方哲学为重要参照背景的,他密切地关注着当代西方哲学的动态,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格局宏大。无论是汤先生所思考的内容,还是他所使用的方法,都是值得后学进一步继承与发展的。

  

   汤先生在年轻时代,曾经受过严格的、良好的哲学教育,其中有大量的西方哲学课程。他在大学的四年学习里,汤先生印象深刻的西方哲学方面的课程,有郑昕先生(1905年—1974年)专讲康德哲学的“哲学概论”课,贺麟先生(1902年—1992年)的“西洋哲学史”,以及汤用彤先生(1983年—1964年)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卷9,98页。)[1]汤先生后来在北京市委党校任教期间,又大量阅读了马恩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其中自然也渗透了丰富的西方哲学资源。(卷9,24页。)改革开放以后,汤先生成为那一代人最早一批接触到西方学术研究的学者,结识了众多海外学者,多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对西方当代哲学有着切身的接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汤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哲学思想都是在与海外学术研究的接触下催生出来的。比如,思考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实际上是从一个宏观的高度思考中国传统哲学当中的自然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这是在1983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上提出来的。其中“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在思考中西哲学差异,也是在思考现代性弊病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再比如,汤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也是在余英时先生文章的启发下提出来的。因此,在汤先生的学术名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汤先生已经关注到西方哲学的一些动向。汤先生已经注意到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开始流行,汤先生看到七八十年代有解构主义的出现,“提倡零碎化、多元化、反体系化。”(卷2,78页。)汤先生也还看到西方哲学界的各种思潮的流行,而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一支。汤先生注意到:

  

   例如当今的西方哲学,很难找到一种主流思想,现象学、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有很大影响。同在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既有萨依德的后殖民主义,又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还有各种基督教哲学,其影响也不能忽视。(卷2,78页。)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虽然后现代哲学思潮只是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当中的一支,但西方哲学界没有一种主流思想,多元共存、百花齐放的特点正是后现代哲学思潮所赞赏的。

  

   什么是“后现代哲学思潮”或“后现代主义”是难以定义的。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各种主义与概念都是难以定义范围的,而关于“后现代主义”更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对这种思潮进行“标签”本身就是与此种哲学背道而驰的。对之进行“标签”,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现代思维方式”的结果。与汤先生有交往的后现代哲学研究专家王治河在其《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中,将11种思潮归在后现代主义的旗下,其中有非哲学、非中心化思潮、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后人道主义,解构主义,视角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多元论,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反美学。当然,在此书增订本中,王治河还特别增加了有关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并提及后现代女权主义哲学等内容。[2]汤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在这些后现代哲学思潮阵营当中,对其中新兴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情有独钟,写作了《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儒学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等论文,并且为王治河、潘美筠的《第二次启蒙》作的序也论及这一思潮。鉴于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复杂性与汤先生所思考问题的广度与深度,笔者将本文的任务限制在梳理与分析汤先生对后现代哲学思潮关注的重点上。

  

   一、现代性的弊病

   汤先生自觉认识到他与其父辈们的不同,即“可能更加关注现实”。[3]汤先生的哲学史研究具有很强的经院哲学的特点,但是他的哲学思考则并非纯粹的书斋学问。汤先生立足于当下,认识到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虽然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现代社会才有的各种弊病。与任何时代的哲学家一样,哲学家就是要站在时代思想的最前列,比普通人具有更强的敏锐性与深刻性。汤先生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也是要反思当今中国面临的现实,期望能从传统资源出发分析与反思现代社会的困境。

  

   后现代哲学思潮虽然主要针对“现代性”及其思维方式,但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问题意识则是针对“现代性”导致的各种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人自身问题等提出的。汤先生也是从当前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出发来引介后现代哲学思潮的。汤先生将人类面临的问题按照“矛盾”的性质大致归为三类:“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包括“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人自己身心”的矛盾。汤先生用最精练的语言将三者概括为:

  

   近一二百年来,①由于对自然界的无量开发、残酷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②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残酷的战争。③由于过分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吸毒、自杀、杀人,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卷5,11页。圈号为笔者所加。)

  

   “人与自然”的矛盾体现为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综合国力的腾飞,但显然这是以严重破坏环境、消耗资源为代价的。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恶化、空气污染、土壤硬化、水污染、食品安全等,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切身地感受到这一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受列强欺凌,受二次世界大战的折磨,被迫向西方的现代化学习的结果所引发的。不发达国家与地区为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与西方列强抗衡,主动或被动接受了西方转嫁的生态方面的阵痛。随着交通、信息等的高度发达,使得生产资料、资金、知识等在全球的转移更加便捷,整个地球上的各个国家与地区变得日益密不可分,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潮流。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弊病也就逐渐成为全球的普遍的问题。人类有史以来首次结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与人”的矛盾从大的方面体现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从小的方面则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战争与革命虽然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主题,但是这个世界仍然很不太平,局部战争频仍与难民潮,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与核威慑,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人们带了无尽的痛苦。个人愈加自私自利,缺乏奉献精神,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严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复杂,日益难以协调。层出不穷的各类社会问题难以解决。

  

   以上两类矛盾易于看到,而“人自我身心”的矛盾则容易被人忽视。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忽视精神内容。身体层面,癌症的梦魇笼罩着人们,更为恐怖的是艾滋病无声无息地在蔓延,还有稀奇古怪的各种绝症折磨着人们。更为严重的是,很多人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小至心理的失衡、压抑、抑郁、扭曲,大至人格分裂、精神失常、变态疯狂,最终导致自杀、杀人等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顽疾,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安宁,使社会无序和混乱。

  

   以上有些问题无疑在现代社会之前也是存在的,但是显然远远没有现代社会如此严重与普遍。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到了可以轻易毁灭人自身,人类文明,甚至整个地球生命的边缘。

  

   绝大多数人仍然陶醉在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当中浑然不觉,有识之士已经提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当代中国学者当中,汤先生无疑是一位先知先觉的思想者。

  

   后现代哲学思潮基于相同的忧患意识,对造成现代性种种弊病进行反思,追溯现代性思想的根源。如科布所说:“今天,人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或许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全体人类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正濒临崩溃。现代性之二元论的和人类中心论的思维习惯延误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仍在妨碍人们做出适当的回应。”[4]他们认为找到了要为此种弊病负责的近代西方哲学的源头,那就是从笛卡尔开始的“主客”截然对立二分的思维模式。科布指出:“现代哲学的历史主要是以17世纪的笛卡尔为开端的。怀特海将笛卡尔置于一种不断发展的起源于先前一个世纪的科学—哲学思想的运动之中,但他认识到了笛卡尔在重构已有思想的人类主题为基础的哲学中的重要作用。”[5]汤先生则经常引用罗素《西方哲学史》评价笛卡尔的一段话为例,[6]指出这一点:

  

   西方文化传统曾长期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的关系看成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外在关系,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二元,为了“人”的需要可以不考虑到“自然”;对“自然”的征服也不必考虑“人”的生存条件。(卷5,231页。)

  

按照汤先生的思路,我们看到,他所谓的三种矛盾从根源上来说,都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在作怪。西方近代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觉醒使人们从上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随着人类自我的极度膨胀,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与自然”的矛盾就是始源于人们把大自然作为与主体自身完全没有联系的只供人们所利用、所征服的客体。人类成为宇宙的中心,自然环境、动植物都是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这是将人类整体作为主体,大自然作为客体的截然对立二分。“人与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人类中的某个个体将自己作为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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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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