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更新时间:2021-08-27 11:09:35
作者: 胡翼青  
因而一种新的规则正在被逐渐确立, 并对原有的主导性规则产生了直接的挑战, 威胁到了原有的秩序和生产真相的专业新闻业。而且这不是游击战, 而是阵地战。

  

   三、专业新闻业的第三种危机

  

   真相的逻辑是由专业新闻业倡导并建立的。长期以来, 专业新闻业 (就本文而言, 商业化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国有化的专业新闻宣传模式没有太大的区别) 一直面临着两大困境, 第一个困境来自专业新闻业的社会层面, 即作为一种专业, 新闻业一直不具备自己的知识壁垒;第二个困境则来自于专业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层面, 尤其是对于客观性问题的强调。

   按照专业主义社会学的说法, 一个职业转变为专业, 需要经过五个阶段:一是开始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的职业;二是建立起培训学校;三是形成专业协会, 四是赢得法律支持以能自主掌握自己的工作;五是专业协会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16] (P6) 从表面上看, 任何一个国家的专业新闻业似乎都满足以上条件, 但实际上新闻专业一直面对一个摆脱不了的困境:培训学校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并没有很明显的专业壁垒, 任何学习其他专业的个体经过简单的专业训练, 都有可能跨界成为出色的记者。比如说, 海明威高中毕业以后, 经过短暂的职业培训, 便成为了《堪萨斯明星报》的著名战地记者。然而这种跨界现象在医疗领域、法律领域、会计领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些领域,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从事艰难的专业学习, 才能获得执业资格。与医疗从业者、法律从业者、教师和金融审计等方面的从业者相比, 新闻是最缺乏知识与技能门槛的专业, 这便在极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一专业的基础。从目前的情况看, 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借助技术资本的汇集以及团队的分工合作, 用行业的专业化来掩盖个体专业化的不足。随着现代新闻业的不断发展, 媒体可以通过采纳最新和最昂贵的信息技术来保持对信息采集制作权的主导, 可以通过资本运作来支撑团队的规模作战, 这导致了专业媒体的作用不可取代。“专业的新闻或文化生产需要建立在一个极其复杂和术业专攻的机构之上, 而且其初始投入极其巨大。从新闻业的整体发展来看, 规模化采集, 组织化运作, 科层化管理是一个不可能逆转的趋势。从现代新闻运作的方式来看, 庞大的媒介组织———通常都是传统媒体和即将迈入传统媒体行列的门户网站———似乎显得分工越来越细密, 节目制作越来越复杂了。”[17]因此, 个体知识上的专业危机就这样被掩盖了。

   专业意识形态层面, 基于现代性基础上的各类专业新闻业, 其核心理念均与真实性有关, 只是各有侧重。在商业化体制中, 客观性被看作是真实性的前提保障。在舒德森看来, 在整个20世纪, 美国新闻业已经形成了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这种理念以“新闻自由”的思想基础来调整政府和报刊关系;以客观性原则和社会责任论来调整经济利益集团与报刊的关系, “使报刊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而在国有化媒介体制中, 真实性被看作是专业新闻业的生命, 因为一旦这种体制中的新闻传播被证伪, 就会动摇该体制中媒体的公信力, 进而影响到体制本身的合法性。

   然而无论是客观性还是真实性, 其实都是难以完全实现的。舒德森指出, 早在李普曼的时代, 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事实时不客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 观点和事实的分离也被看作是不可能的, 新闻业的垄断并因此带来的信息的垄断使得大家开始普遍怀疑民主社会的可能性。所以, 客观性作为一种理念的提出, 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要直接做到真实性, 其难度并不比客观性小, 如果说客观性还可以变成一些操作性的原则, 比如平衡, 比如呈现不同立场的观点等, 那么真实性几乎没有可以操作的原则。主体的历史局限性和知识局限性决定了绝对的真实甚至连观点的真实和立场的正确都是很难实现的。

   为了解决上述危机, 舒德森采用了上文蓝江的那种思维模式为客观性的必然性进行了辩护。他指出, 正是因为不可能做到客观, 才更应当将客观性而非主观性作为新闻业的追求。“客观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而有效的标准, 它建立在事实和价值完全分割的基础上。它的崛起, 与其说是因为天真经验主义和对事实的盲从, 还不如说是对怀疑主义的回击。……它最终表达的不是对事实的信任, 而是声明为一个连事实都不能相信的世界设计了一个方法。”[18] (P110) 所以, 每次面对指责自己的暴风骤雨, 客观性都无法给予有力的回击, 但当强调新闻的主观性时———如同新新闻主义所呈现的那样———大家还是觉得客观性更加靠谱, 于是又转而继续坚持客观性。据此, 舒德森形象地将客观性比喻为“风中的芦苇”。而在现实中, 由于真实性的操作面临相似问题, 因此的表述对真实性也是适用的, 即因为无法完全做到真实性, 因此才应当将努力追求真实性当作是新闻业的使命。这样的说辞勉强维持着新闻业专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在新媒体出现后, 新闻专业主义受到了来自公民新闻的持续挑战。一开始, 公民新闻的强劲生产势头使人们对其充满期待:“人们期待它能够打破原先封闭的、专业的、层级式的、单向的新闻生产过程, 而代之以公开的、分享的、平等的、多向的新闻对话。”[19]然而, 公民新闻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强劲, 相反, 还令人失望:“用户参与没有带来普遍民主, 弱势群体的发声渠道依然有限;公共领域中理性的讨论少, 而骂战、谣言、情感宣泄和心灵鸡汤无处不在;……不同的群体通过互联网聚合成团, 并与敌对群体互相攻讦。”[19]专业新闻机构对公民新闻是嗤之以鼻的, 认为这种低水平的信息根本无法对专业新闻报道形成实质性挑战。确实, 谁都承认, 对像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新闻事件, 如果要进行系统性、专业化的报道, 非依赖专业媒体不可。所以有学者总结道:“UGC不可能在主流媒体主导的权力体系获得主流媒体的赋权。用户只能依赖技术提供的反抗可能性, 但技术亦非中立。故而, 所谓公民新闻之中的参与和赋权, 不过是狂欢的幻象。”[19]

   然而, 事实并没有因此而盖棺定论。因为随着社交媒体文化的不断发展, 公众得以跳出主流媒体主导的框架,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公民新闻是否对新闻机构的产品的专业性构成挑战, 而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客观与真实已经变得次要甚至是不必要, 新闻仅仅是一种被消费的大众文化, 也就是说, 没有情节, 没有悬疑, 没有趣味和没有温度的新闻就没有被关注和消费的价值。专业新闻的一切价值都基于对真相的宣称与公众对真相的需求之上, 如果这种供需关系终结了, 便必然意味着专业新闻的边缘化。公民新闻那种独有的文化正在互联网上和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主导性文化, 公民新闻已经跳出了专业新闻规定的那套传受因果关系, 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与规则。于是, 新闻专业主义开始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 它存在的一切前提条件———也就是新闻业的合法性基石正在发生动摇, 这比起前两次危机而言要致命得多。公民新闻确实是一种狂欢的酒神精神, 它永远不会是那种庄严的日神精神,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还会像以前那样, 以弱者的姿态生活在精神的权力体系中。相反, 专业新闻倒是会被纳入公民新闻文化的框架中被消费、反讽和调侃。从现在的情形来看, 在日常生活中, 由我们的社会圈层通过社交媒体形成的信息圈层将成为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图底, 而专业新闻将只是我们日常信息来源的一种补充。

   在《真相》一书中, 科瓦奇等学者希望一个公民能通过以下六步去识别真相:

   第一步, 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第二步, 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 缺少了什么?

   第三步, 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第四步, 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第五步, 其他可能性的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第六步,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20] (P34)

   然而, 执着的新闻专业主义者们可能要失望了, 因为很多素质出众的公众并不是不能识别和批判新闻, 但他们压根没打算这么做, 因为对于新闻的消费者而言, 这么做实在是太无趣了:就算发现是假新闻, 那又怎么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今天的专业新闻业与社交媒体的公众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

  

   参考文献

   [1]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 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2]蓝江.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J].探索与争鸣, 2017, (4) .

   [3]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4) .

   [4]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M].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5]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 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6]哈里·G.法兰克福.论扯淡[M].南方朔译.南京: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8.

   [7]南塬飞雪, 胡翼青.后真相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J].青年记者, 2017, (16) .

   [8]孟钟捷.后真相与历史书写[J].探索与争鸣, 2017, (4) .

   [9]陈龙.修辞术博弈:“后真相时代”的政治传播症候[J].探索与争鸣, 2017, (4) .

   [10]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M].赵和平, 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

   [11]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J].方琳琳, 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胡翼青, 李子超.重塑新闻价值: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J].青年记者, 2017, (4) .

   [13]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M].刘海龙, 连晓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4]孙江.“后真相”中的“真相”[J].探索与争鸣, 2017, (4) .

   [15]汪行福.“后真相”本质上是后共识[J].探索与争鸣, 2017, (4) .

   [16]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17]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 2013, (3) .

   [18]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陈昌凤, 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9]闫岩.公民新闻:参与的幻象[J].新闻与写作, 2015, (6) .

   [20]比尔·科瓦奇, 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M].陆佳怡, 孙志刚, 刘海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251.html
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