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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敢:“自然”的蜕变:从《老子》到郭象

更新时间:2021-08-26 15:23:44
作者: 刘笑敢  

  

   摘要:严遵《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想尔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以及郭象对《老子》和《庄子》的注疏和阐发这五部重要的注释类著作,对“自然”一词有着各具特色的解释、运用、乃至改造和创发。从中可见,《老子》之“自然”的哲学义或体系义并未得到后人的领悟和继承,而是汇入或淹没于百花各自盛开的景观之中。这种流变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自然”一词的词义,但也忘却和掩盖了《老子》之自然的宏大眼光和胸襟。

  

   关于《老子》之“自然”或道家之“自然”的文章已经很多,但美中不足的是,多数文章没有注意到《老子》之“自然”与后来诸家、诸书之“自然”有重要不同。多数研究者似乎假设《老子》和其他典籍中的“自然”都是一致的,因此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比如用《庄子》《淮南子》或河上公《道德经注》、王弼《老子注》的“自然”解释印证《老子》之“自然”。但笔者发现,《庄子》的“自然”明显不同于《老子》,甚至《庄子》内篇的“自然”也不同于外杂篇的“自然”。由进一步的扩展研究可见,先秦、汉魏八部子书的“自然”都与老子之“自然”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不是造词义和语词义的不同,而是“自然”在特定语境中的独特意义与在《老子》中明显不同,即笔者所说之“体系义”的不同。这一发现即拙文《“自然”的蜕变:从〈老子〉到〈论衡〉》之主要内容。本文为续篇,专门分析比较五部老庄注释类著作中的“自然”,即严遵《老子指归》、河上公《道德经注》、《老子想尔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以及郭象《庄子注》各书中所使用和定义的“自然”。

   正面定义《老子》之“自然”很难,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老子》之“自然”不是自然界,不是原始状态,不是野蛮状态,不是无政府状态,也不是强制的秩序,而是一种值得追求和向往的原则,或理想,或状态,是内无冲突、外无压迫的理想状态。它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一种可能的理想状态和秩序。这是从《老子》原文中读出来、分析出来的。为了与后来各注家所说的“自然”相比较,这里有必要先简单提示一下老子之“自然”的体系义的内容。

   《老子》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这里,“人—地—天—道”逐层向上铺排,最后则是道法“自然”,这就将“自然”推到了最高的位置。“自然”不属于域中之“四大”,不是客观存在物,却是道要取法、体现或实现的对象,那么它是什么呢?只能是非实体的原则、价值、或理想状态。为什么用这么多说法?因为无法找到准确对应的现代术语。概括地说,这种“自然”有最高义、整体义和价值义。

   《老子》第64章说“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郭店本)。这里的主语是圣人。《老子》中的圣人不是现实中的人,也不是历史人物,而是道的人格化体现。“自然”是圣人辅万物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自然”也就有了价值义和最高义。同时,万物是一切物,不是个别物或某些物,所以这里的“自然”也有整体义。

   《老子》第51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中的“自然”,是道和德的尊贵地位自然而然的体现,因此也有最高义和价值义。第17章有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其中的“自然”是对圣人的赞颂之词,亦有最高义和价值义。“百姓”也是一个集合名词,有整体义。第23章“希言自然”是圣人不言之教的体现,也是一种正面的肯定之词,也有价值义。

   综上所述,老子之“自然”的独特的体系义包含整体义、最高义和价值义。但是这些独特的意义在《老子》之后各家的“自然”中都消失殆尽,最主要的思想意义大体可归纳为外在“自然”,内在“自然”和社会“自然”,这时,最高义变成了普遍义,整体义变成了个体义,价值义变成了客观义。这是我们从文本分析中发现的五六百年间“自然”一语词义的蜕变过程。

   一、严遵《老子指归》

   现存可以考察的最早的《老子》解说类著作当推严遵(君平)的《老子注》和《老子指归》,此书缺失讹误较多,流传不广,研究也比较少。近年出版的樊波成所著《老子指归校笺》在饶宗颐、王德有等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比较可信的整理、校阅、编排,为我们的考察分析提供了方便的文献基础。

   现存严遵《老子注》《老子指归》共约五万八千余字,其中“自然”一词出现113次,占总字数的1.9‰,比后来的《河上公注》和《想尔注》都高一些。

   人们对古文献的理解无法摆脱当下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老子》的理解也是如此。《老子》可能流传于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该书并非为当时邦国的君主出谋划策,而是针对春秋无义战的现实提出了更高的人类社会的理想,以及为了实现这种理想所需要的新概念、新路径,其中也有对“侯王”的批评和期待,但绝非为现实之侯王作谋划。也就是说,《老子》的思想本来是“学”而不是“术”。但是,在秦代建立了大一统的皇权国家之后,人们似乎本能地从皇权的需要出发去理解老子之理论,不分老子思想与黄老之学的区别,加之《汉书·艺文志》直接将道家定义为“君人南面之术”,形成了对《老子》思想之解读的一种传统。这一传统包括的一些误解可能与严遵有关,他也提到过“帝王根本,道为元始”。但严遵思想之主流也是对社会与人生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并未将《老子》归结为统治术。

   严遵对老子思想的重要发展之一是提出了“道德—神明—太和—天地”的万物衍生序列。这里的道德一词等同于老子的道。汉代以来道家亦称道德家,以道德代替道,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老子》有道、德两篇,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受汉代赋体文风影响,更讲究语言节奏的韵律和对仗,于是有时要用单音词,有时要用双音词。这里的“神明”不指任何具体的神祇,大概类似于《系辞下》所说“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的神明,大意是神妙、彰明。所谓“太和”当来自《易·乾·彖》“保合太和乃利贞”,指原初之气尚未分化的完美和谐之境。将神明、太和加入由道到天地的演化序列之中可能是严遵的发明。对这个序列,严遵本人也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或详或略,有时加入“性命”,有时加入“阴阳”“万物”,有时贯通于“自然”,有时体现于“无为”。这里先举一例:

   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

   这是严遵关于万物生成过程的一种概括说明。这里的“因”不是因顺,而是凭藉、依靠之义。大意是说人和天等具体的存在都来自于气,气来自于更早的和谐而虚空的状态(太和),太和来自于神明,神明来自于道,即严遵之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一语似乎承袭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将“自然”置于道的高度,是道要“法”或“因”的对象。但是要注意,《老子》要“法”的对象不是一种已然的存在,而是要去追求的价值目标,而严遵所“因”的可能是已经存在的原则、趋势或功能。

   这里笔者特意回避使用“顺应规律”的说法。虽然说道家讲因顺规律似乎更符合现代理论,似乎可以提高道家的理论地位,但这种解释毕竟不符合思想发展的真实历史。规律应该是反复出现、可以反复验证的客观现象和趋势,这个意义上的规律只能留给物理学和自然界。在人类社会生活历史中,由于参与其中的偶然性作用太多,客观的、主观的,内在的、外在的,现实的、历史的,不同人群的行动逻辑和方向各不相同,各种因素和各方行动结果也不会千篇一律,很难有可以反复验证的规律。人类历史有基本的发展趋势,在一些大体一致的趋势中,各种人群演出了多姿多彩的、彼此互动或对抗的活剧,这里没有共同的剧本和必然性。

   《老子指归》中类似的说法很多,比如:

   且道德无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时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验也。

   夫道德神明,陶冶变化,已得为人,保合精神,而有大形。动作便利,耳目聪明;游于昭旷之域,听视天地之间;上观自然之法式,下察古将之得失。

   这里的“自然”都与道德、神明、天地有直接关联,说明严遵的“自然”在他的理论系统中也有很高的位阶,这样的“自然”似具有客观功能的含义,同时也是值得君王和百姓去追寻和实践的,这就凸显了“自然”的价值义。不过这里的价值义与《老子》中的“自然”还是有所不同。第一,在《老子》“道/法自然”或“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中,“自然”是目标或理想状态,而严遵这里的“自然”则是天、人、气、太和、神明、道德所体现的“自然”,是已然存在的状态或趋势。第二,《老子》中的“自然”是要人自觉地“法”和“辅”的,是要去实现的价值,而严遵的“自然”则主要是客观功能的体现。第三,严遵的“自然”体现于太和、神明和道德,显然有正面的、肯定的意义,或曰具有某种价值的含义,但没有老子之“自然”的最高价值的地位。这种“自然”大体说来还是外在“自然”,即外在于行为主体,不以人的情感意志为转移,是人应该顺从、因任的,这是严遵之“自然”的第一个意义,即外在“自然”,外在于行为主体的“自然”。

   对外在之“自然”,严遵所述甚多。如“不为物先,合和顺理,以应自然”,“而天地之生巨木,自然而已”,“使物自然,令事自事”,“虽若不成,物自然也”,“动违自然,福与之远”,又如“保自然哉”,“归自然也”,此例甚多,兹不赘述。

   严遵之“自然”的第二个主要意义是本性“自然”,即体现于生命本性之“自然”。请看:

   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纤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于自然,情意体于神明;动作伦于太和,取舍合乎天心。

   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气,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于自然,情意几于神明;动作近于太和,取舍体于至德。

   《老子》第38章有上德、下德、上仁、上义、上礼的排列对照,是一个道德和价值的序列,严遵则明确将其归结为君主之性的五个层次。在古代的注释类著作中,解释文本原意和发挥解释者之新意之间往往不加区分。按照严遵之发挥,上德之君和下德之君是最高的,二者都受道之精华,但稍有上下之别。上德得道之纤妙,下德得道之正气。二者的性命都与“自然”有密切关系。前者“同于自然”,即化“自然”为其性命之全部;后者“比于自然”,即性命类同于“自然”。二者有高低之区别。这里略去了后面所讲的上仁、上义、上礼之君,因为这三种君之性都与自然无关,三者虽然都有其性之醇粹、和平、和柔的特点,但都达不到“同于自然”或“比于自然”的境界。在这一段中,“自然”主要体现在最高层次的君主之性中,因为严遵的《老子指归》的重要主题之一即治国,所以这里突出了君主之性这一议题。当然,“自然”一语并不限于君主,如下文:

   万物之性,各有分度……自然一概,正直平均。

   道高德大,深不可言……而性常自然。

   性命自然,动而由一也。

   心为身主,身为国心,天下应之,若性自然。

   这里前三个例句中的“性”和“自然”涉及万物之性等,不必然属于国君,笼统言之,都可以称之为“本性自然”,是道、德、万物及人类本有之性。就此来说,这种“本性自然”也可称之为“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相对。

   这里值得强调的有两点:一是严遵认为“性”可同于“自然”或通于“自然”,可见严遵重视“本性自然”的概念;二是“自然”的概念在严遵思想中占有很高的价值地位。和先秦及汉代诸子所用到的“自然”相比,严遵关于“自然”的理解和运用更为重要,内容更为丰富,这可能是因为他毕竟是在全面地解读、发挥和运用《老子》的思想,和各抒己见的思想家不同。

   二、《老子河上公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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