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跃进:西汉文学叙说

更新时间:2021-08-23 23:28:24
作者: 刘跃进  

  

   摘要: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关键词:西汉;辞赋;文章;诗歌

  

   作者简介:刘跃进(1958—),男,吉林白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

  

  

  

   公元前206年冬十月,亦即秦历时年的岁首,刘邦至霸上,西入咸阳。此前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故欲王关中。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其《入关告谕》一文,实一代文章之本。这一年,刘邦51岁。西汉纪年由此而始,西汉文学史亦由此而始。

  

   公元25年,即淮阳王刘玄更始三年夏,长安城被赤眉军樊崇等部所毁。六月,刘秀称帝于河北(鄗),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西汉王朝至此结束,前后延续231年。

  

   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汉代辞赋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而汉代文章则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一、“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辞赋

  

   汉代文学的正宗是大赋。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他的看法代表了传统的认识。

  

   (一)辞赋的含义

  

   赋,其本义是敛。何时冠以文体之名,其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历来歧说不一。概括起来主要有四说:

  

   其一,《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由此看出,赋之产生在《诗》淡出之后,是“贤人失志之赋”,是诗学范畴之外的一种文体。赋有两类,一是诗人之赋,二是辞人之赋。而《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一是以屈原赋为首,二是以陆贾赋为首,三是以孙卿赋为首,四是《主客赋》为首,作者定义为杂赋。因为《汉书·艺文志》大都承袭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而来,所以,有人认为此语出于刘向。刘向生活在西汉后期,就是说,他就生活在大赋兴盛的当时,因此,这恐怕就是当时人给大赋下的定义。

  

   其二,左思《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先王采焉,以观土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是说,赋出于《诗》的“六义”之一,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含义是铺陈,即《文心雕龙》所说的“铺采摛文”。对此,班固在《两都赋序》也说过类似的话“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

  

   其三,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即原本于《诗》《骚》,出入战国诸子,从文体特性上看,具有战国纵横家文的色彩。

  

   其四,“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当有得于诗教。”姚鼐《古文辞类纂》、刘师培《论文杂记》并主此说。

  

   (二)辞赋的分类

  

   《汉书·艺文志》分辞赋为四派,即: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刘师培《汉书艺文志书后》认为最后一类是荟萃众家之作的总集,而前三类则是个人的创作,屈原赋为缘情托兴之作,陆贾赋为骋词之作,荀卿赋为指物类情之作。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屈原赋类: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这是西汉辞赋的主流。在汉代,尤其是西汉,《楚辞》的影响随处可见。黄伯思《校定楚辞序》认为:“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譬如西汉文景时代,楚、吴、梁、淮南、河间诸藩国,文士济济,如枚乘、邹阳、庄忌、淮南小山等均以擅长楚辞而闻名于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类作品,如贾谊《吊屈原赋》《惜逝》、严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等,可以说都受到了《楚辞》的沾溉。在整个西汉前期,具体说,主要是汉武帝登基以前,赋体创作,主要是受到了《楚辞》的巨大影响。就是汉武帝之后,直至终东汉一朝,《楚辞》的影响依然存在,比如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扬雄《反骚》《广骚》《畔牢愁》、刘歆《遂初赋》、班婕妤《自悼赋》、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等,依然可以看到《楚辞》的影子,只是没有以前那样明显罢了。所以《文心雕龙·时序》说:“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除了大赋、骚赋以外,在两汉还有为数不多的抒情小赋,比如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穷鸟赋》、祢衡《鹦鹉赋》等,不用设问,篇幅短小,通篇押韵,或三言或四言乃至六、七言,咏物抒情,灵活多变,也可以看出屈原的影响,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先河。

  

   陆贾赋类,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以扬雄赋为代表。汉景帝时发生了著名的“七国之乱”,这是诸侯王国和中央集权间的一次大的较量。这次战争的结果以吴、楚等国的彻底失败告终。这就大大地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使中央集权制大为加强。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汉赋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原来的辞赋家多半在诸侯王国进行创作,此后,则大部分都转到了朝廷中来。例如司马相如等人本来都在诸侯王国,后来先后来到长安。这是因为诸侯王国已被严重削弱,而景帝死后,即位的汉武帝又非常喜欢辞赋,他久闻枚乘之名,即位后就用“安车蒲轮”去迎其进京。可惜枚乘年老,在半途中就死了。在汉武帝周围,还集中了一批辞赋家,如枚皋、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进入京城后,这些辞赋家的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原来他们的创作多少都还保留了个人的独立性。但是,到了这时,却多已成为文学侍从。其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供皇帝阅读,所以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在体制上,铺陈排比,驰骋才学。其中,司马相如、扬雄是最典型的代表。“一般认为,枚乘《七发》是大赋形成的标志。”可以说,到了他们二人手中,汉赋的体制基本上已经定型。

  

   孙卿赋类,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孙卿赋十篇。今存:《成相篇》《赋篇》五篇,《佹诗》一篇,凡七篇。若《成相》作五篇,则十一篇也。其中赋篇五篇分别写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以四言为主,半韵半散,问答相间。其表现手法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文心雕龙·谐隐》),近于隐语。西汉以后作者二十三家,可见创作之盛。此外就是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杂赋中有大量的杂咏草木器物之赋,说明咏物赋之起源甚早。

  

   上述所列主要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是多数已经失传,很难考察班固这种四分法的依据。而《文选》则根据标题与题材,将赋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15门类,共56篇作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对赋体进行“原始以表末”发展梳理时,将赋分为两大类:一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一是“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小赋。大赋的主题,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特征,这“体”与“经”为动词,而“国”与“野”相对照。也就是说,大赋的基本功能即全面描述整个社会的风貌,关涉一国体制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因而表现出劝百讽一、光明正大的文化特点。因而,我认为,刘勰用这八个字是很能概括出大赋的政治文化指向的。

  

   二、积极关注现实的西汉文章

  

在古代,所谓“散文”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始终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其本意原是文采焕发,与今天所说的“散文”原本无涉。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名称,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实际上在南宋才开始广为流传。为了区别于韵文、骈文,而把凡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概称散文。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与其他抒情、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至于近世,则与诗歌、戏剧、小说相对,凡是前三者所不收者,都可以归之于“散文”类。因此,“散文”的含义最为丰富。换言之,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之外,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散文,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包括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即赋、骈文及一切实用文体均在其中。比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就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录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大概以为屈原《离骚》诸作是诗。但是,《汉书·艺文志》将赋分为四家,其一就是屈原赋之属,则汉人认为屈原的作品是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说明刘勰也将屈原的作品视之为赋。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以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赋。而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辞赋类,选屈原《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而不选《九歌》,大约以为《九歌》名之曰歌,归入诗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8196.html
文章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