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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袁隆平生平三问:兼呈吸纳国内外科学大奖获得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建议

更新时间:2021-08-23 09:59:11
作者: 沈登苗  
幸运的是,他的两个学生听到砸的风声后,头天夜里,就把三种不同类型的试验盆藏了起来,否则,整个实验起码又要倒退两年以上。

   再如,1968年5月18日发生毁苗案,2分试验田的秧苗被人全都拔掉,一株不留。他悲痛欲绝,接连几天,在校园里到处乱转,八方寻觅,终于到了第四天在一口千年古井里发现了水上浮起的五株试验秧苗(其余的全沉井底了),才使研究得以继续。如果没有发现,或许再迟一二天发现,这五株秧苗还能成活吗?则“前四年的工作就全部废了”(袁隆平语)。

   又如,1970年11月,当杂交水稻的研究处于“高原”阶段时,他们团队在三亚意外地发现了“野败”(袁隆平也承认,“这里有运气的成分”。现在所有的杂交水稻都是其后代),使研究峰回路转,“我才如释重负,终于看到了曙光”(袁隆平语)。

   总之,看袁隆平生平,觉得有两个“注定”:袁隆平注定是学农的,袁隆平注定会成功的,似乎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袁隆平走某条路,举托着袁隆平翻越一座座高山,最后必达顶点。正如陈启文所言,“每当关键时刻,袁隆平总有一种如得神助的幸运”。[31]

   也可以这么说,“近距离”看袁隆平,他似乎在荆棘丛生的路上跋涉,十分曲折。但“远距离”看袁隆平,他似乎在草原上策马扬鞭,一帆风顺。在除了国防以外几乎所有的科研都受到影响的时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从未间断和耽误。保证科学研究的连接性,尤其是保证出成果周期较长的农业研究的连续性,是何等的重要。十年内乱时期,他可能不仅是全国唯一“名正言顺”地开展研究并保证研究连续性的科学家,而且,其研究成果还以世界良种推广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推广。这是意外之外的意外,神奇之外的神奇。袁隆平是中国六七十年代最幸运的科学家,没有之一。所以,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感激是完全出自内心的。

   因此,窃以为,袁隆平可能从小就信仰基督教。一路走来,看似迈不过的坎,都被他一一征服了,这在基督徒看来,是神给予了启迪和智慧,是神帮助他成功,跨越的一座座“山”,就是一个个见证。则就益发坚信了。所以,信仰始终如一。

   当然,我还不能肯定袁隆平是个基督徒,更不是说把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归结于耶稣。我只是根据相关的史料和教徒的心理特征,做出自己的推理和判断。

   事实上,如果袁隆平真的是基督徒,我们也不必忌讳,相反,这不正是在我国宪法允许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的绝好证明吗?[32]

  

   03. 袁隆平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因为他的研究不够新的诠释是否服人?

  

   袁隆平是获得国内外奖项最多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几乎囊括了除诺贝尔科学奖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外的所有与农业有关的奖项及荣誉。因诺贝尔科学奖不设农业奖,所以,人们关注的是后者。却正如人们所言,袁隆平落选院士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

   因袁隆平、屠呦呦、李爱珍、饶毅、颜宁等著名科学家的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的科学性、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不少质疑。但中科院似乎仅对袁隆平落选有过直接的回应。那是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路甬祥“个人认为,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其落选“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如果仅仅是如此解释,那也无非是自嘲,权当他没说而已。问题是其前面的铺垫:在当时有投票权的院士认为,是袁隆平的方法、手段、思想不够新(以下简称“不够新”),“所以没有能够选上。”[33] 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的院士作出了符合当时眼光的专业判断。此一时彼一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袁隆平落选院士无可厚非。

   那么,我们要问的果真是袁隆平的研究不够新吗?

   笔者对生命科学是外行,但常识告诉我,如果是研究不够新,那么,应该有人超越了袁隆平、超越了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

   然而,至少到《自传》修订版出版的2015年,既没有发现有人用类似袁隆平那样的方法、手段胜出袁隆平,也没有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超越袁隆平,那么袁隆平的研究何“旧”之有?

   从1976年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至少到2015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取得了领先世界近40年的骄人成绩”,这也包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且如果说袁隆平的研究不够前沿,那不是无意之中贬低了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水平和贡献吗?

   退一步说,即使有人的方法、手段、思想超越了袁隆平,也不影响中国杂交水稻在国际上的地位,毕竟“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1982年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国际水稻学术报告会上提出来的,是国际公认的。任何学科“创始者”的地位是永不动摇的。

   还须指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的特点,始终是理论走在前头,实践一直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大概每十年袁隆平发表一次重要的论文,都是对以前的理论、技术、经验和问题进行总结和展望,而各阶段基本上沿着理论构建和战略设想方向发展的。正如樊洪业所言,袁隆平院士在他的科学研究中使理论与实践达到完美结合。所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完全满足中国科学院院士评选条件——“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

   我想,这些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学富五车的院士们应该更清楚吧?

   反过来说,1990年代的前五年,路甬祥担任的是浙江大学校长,袁隆平落选院士与他无关,他没有必要“编”理由。故窃以为,袁隆平落选院士,可能有难言之隐吧?

   不知大家注意了没有,在落选院士争议较大的5个科学家中,除了2011年获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之前,还没有多大声誉的屠呦呦是中共党员外,其余4位(袁隆平、李爱珍、饶毅、颜宁)都既非中共党员,也不是民主党派人员。虽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评选条件,没有“政治面貌”一项,但从4个当选呼声较高,最终却都落选的科学家,均没有参加政党、政治团体来说,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参加政党、政治团体的“群众”,一般不予考虑?

   笔者虽然没有对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政治面貌”做过统计,但给人的感觉是,两院院士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以2017年(颜宁落选)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为例,13人中除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徐涛院士政治面貌不知外,其余12人均是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员。这至少说明,非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员,在院士竞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可能存在的无形的设计,对人才评价和吸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需要主事者权衡的。

   我们再具体讨论袁隆平落选。

   《自传》透露:“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南省人民政府曾三次推荐我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却三次落选。”但《自传》没说清楚竞选年份和名称。许多“袁隆平传”也大都按上迻录,唯袁隆平弟子兼同事谢长江,以及祁淑英把竞选年份和名称说清楚了。[34]

   袁隆平作为院士候选人被提名推荐共经历4次。前两次(1991年、1993年)参选的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两次(1994年、1995年)竞争的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姗姗来迟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35]

   那么,新的问题,甚至说更大的问题来了。袁隆平不仅两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且首次竞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败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的是基础科学或理论研究,袁隆平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多或少有些理由。而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的是应用科学及其推广,如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的水平和效益,达不到“工程科学技术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这一标准,那么,1994年,也是首届当选的126个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几个能真正符合条件?然而,袁隆平又确确实实落选了。那么,其中必然是非学术性因素。故我认为,除了他天马行空般的性格,与他的“政治面貌”是否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哪怕真的受制于“政治面貌”,并不是说组织上在政治上不信任袁隆平,相反,至迟从1976年开始, 党和政府各方面都高度、极端信任袁隆平。只不过,从执政者的角度,袁隆平能加入执政党更好罢了。或者说,执政党对袁隆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袁隆平作为“知名群众”或“社会贤达”的“政治面貌”,是不够亮丽的。[36]

   那么,袁隆平为何1995年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呢?笔者以为,学术之外的因素可能有两个。第一,如果第一届不能当选,可以用时间仓促来解释的话,第二届又名录186个被当选者外的话,无法向外界交待;第二,是李鹏总理的干预。1994年11月23日,在国家科委领导向李鹏总理汇报全国农业科技问题时,李鹏质问“湖南的袁隆平为什么不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37]总理虽然质问的是中国科学院,但中国工程院也归口国家科委,实际质问的是一回事。由于1993年后湖南省人民政府不再推荐袁隆平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所以也不再存在是否当选的问题。依我之见,如果湖南省人民政府继续推荐,1995年应该会当选。因为即使真的有“约定俗成”那回事,也由顶层扛了。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否也可以看成第二个问题的延续,是精神信仰的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至此,我们是否对袁母那句名言——“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是否有新的认识呢?

   以上三个貌似已自答的自问,并不是笔者的结论,一切以事实为准。本人只不过提出假设和演绎,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事实上,相关问题都还有健在的当事人,若能迅速开展相关的调查,弄清真相应该都不是问题。且哪怕笔者的假设和推理都不成立,也有利于还原一个比较完整、真实的袁隆平。

  

三、建议吸纳国内外科学大奖获得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文提出的三个问题,分别反映的是人事制度、宗教信仰和人才评价制度,故折射的不仅仅是袁隆平个人生平。然而,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及其后代采取的歧视政策,已成为历史;宗教信仰,在看得见的未来,在我国不可能形成主流;唯院士评选制度仍在运行,咱们继续探讨。

   我们先从对国内外两个曾经的落选院士的不同遭遇及其反馈说起。1911年1月,在获得第二次诺贝尔科学奖前夕的居里夫人,参加法国科学院院士评选,因涉及妇女能否进科学院的问题,以一票之差落选。此后,她不再参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就此,法国科学院百年后仍被人诟病。因为“她曾经将自己最优秀的科学家拒之门外”。[38] 相反,袁隆平1994年落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1995年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则人们不仅不再批评中国工程院,而且,连袁隆平1994年落选该院院士这件事,也几无人知晓了。而袁隆平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之事,仍不时遭人非议。

   我们仅谈谈袁隆平自己对落选院士的看法。袁隆平“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人,据他的学生兼助手尹华奇回忆,即使在“5.18”毁苗案后悲痛欲绝的情况下,他也“丝毫没有追究谁干的?”[39]唯独对待落选院士是例外。

2008 年3 月20 日,应邀出席广东科协论坛的袁隆平,回应有关他十几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以及几天前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推卸责任的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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