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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坤:狗屁工作、劳动分工与后工作的可能

更新时间:2021-08-20 20:34:04
作者: 王行坤   房小捷  

   格雷伯探讨狗屁工作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肆增长,其用意在于解释为何我们的工作时间不见缩减反而增加。格雷伯在2013年的短文中追溯了凯恩斯在1930年的著名演讲《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在这篇演讲中凯恩斯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100年后社会总产品会极大丰富,人们将基本摆脱“亚当的诅咒”(被迫的劳动),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到时人们将需要严肃考虑如何利用大量的闲暇时间。但是在自动化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定周工作时间普遍维持在40小时左右,非农劳动者普遍存在加班现象。3

   但是凯恩斯的预测并非荒诞不经。事实上自1930年代至198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工作时间的确在持续缩减4,但是在1980年后这个趋势便停滞下来,西方国家的劳动时间普遍维持在40小时左右。有学者指出,虽然美国人撕心裂肺地抱怨自己工作时间过长,但是据估计,周雇佣劳动时间在1970年代至2010年代这40年间并没有什么变化。[11]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工作岗位加班现象颇为严重,且美国的年工作时间明显要高于欧洲发达国家。

   在格雷伯看来,凯恩斯的预测之所以落空,就是因为狗屁工作在近四十年左右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大量滋生。虽然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真正的服务业工作如餐厅服务员、理发师和店员等所占工作岗位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20%左右),但与金融资本相关的管理人员、咨询师、文案和会计,IT专业人员等被格雷伯视为最容易滋生狗屁工作岗位的比例大幅增长,[2]149吸纳了大量劳动人口,这导致社会总劳动时间不减反增,社会成员的平均劳动时间也就不可能有所缩减。

   但格雷伯的数据是有问题的。西方自1970年代以来,增加最多的是低工资、低技术水平的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零售、餐饮、医疗和教育这些所谓真正的服务业。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美国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岗位为个人护理、家庭护理、餐饮服务、零售人员、护理助理、客服代表、医疗助理、环卫工作等。[4]

   当前中国的情况虽有不同,但也反映了相似的发展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04年到2017年,尽管由于近二十年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空前狂飙突进的阶段,建筑业和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在迅速增加,但是,随着全面改革进程中商品货币关系的全面扩张和日趋复杂,金融、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并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就业人数,日益在新增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作为增量式经济改革直接结果的各种不稳定的非单位就业(包括私营企业、个体等就业形式),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增加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些增加迅速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明显分成了两类:一类是集中于正式稳定的单位就业且收入较高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城镇单位的就业人数和相对比例尽管都在上涨,但也不过从2004年的占比4.32%上升到2017年的6.14%,上涨比率并不高;另一类是工资收入越来越相对低下,就业日趋不稳定的“低端”服务业和岌岌可危的普通白领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些格雷伯所谓的“真正的服务业”合计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从20.5%上升到47.8%。这三类行业中,不稳定的非单位就业占比占据绝对优势且提高很快,自2004年到2017年,批发和零售业从86.2%上升到94.0%;住宿和餐饮业从79.5%上升到91.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59.5%上升到83.9%。服务性工作越“低端”,越容易进入不稳定的非单位就业。当然这些工作的收入也远非占比极少的“高端”服务业可比。自2004年到201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批发和零售业平均工资从平均水平的81.7%上升到了95.8%;但容纳绝大多数该行业就业人数的私营和个体就业中,该行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却从2009年整个私营和个体就业平均工资的97.7%下降到2017年的92.6%。与此同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住宿和餐饮业的这一比例从2004年的79.3%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61.6%;在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从2009年的85.8%下降达到2017年的80.6%。只有尚具有传统白领性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还具有相对体面的收入,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的这一数据也从2004年的121.8%年的下降到2017年的109.5%;在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中则从2009年的117.2%下降到2017年的112.3%。

   可见,书中那些向格雷伯抱怨工作无所事事又收入不菲的回应者似乎误导了格雷伯。事实上,这些回应者都是格雷伯在“推特”上的粉丝,他们自然大都认同格雷伯的观念。从样本来看,他们不能代表社会的一般态度,也不能说明一般趋势。社会平均工作时间四十年以来之所以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看起来高端上档次、实则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的泛滥,而是那些没有保障、不稳定的“低端”工作的增多,这种工作以作为独立承包商的优步司机为代表,他们受雇于众包平台(如“优步”、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任务兔子”),没有稳定的雇佣关系和工作时间(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随时处于待命状态,这其实极大地拉长了工作时间),工资微薄。这种趋势被称为工作的优步化(Uberization)。这种工作看起来灵活,能够让劳动者自由安排时间,其实只是神话。以美国优步司机为例,他们每小时纯收入平均只有10美元,如果每周只工作40小时,收入就会处于贫困线之下。[12]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加班加点工作,从而处于时间紧迫的状态之中。

   这些低收入、低技术含量的社会友好工作都可能面临优步化的命运,这就导致劳动者必然处于惶惶不安、时刻待命的焦虑状态——去等待电脑或手机众包平台分配任务。长此以往,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工作都成为所谓的零工(gig work),因此有学者追问:你能想象社会变成土耳其机器人式的经济吗?那时所有人都在空闲时做计件任务,没有人知道下个任务何时到来,报酬到底有多少。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私人生活,还能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和家庭?[13]这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和自动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工作的两极化:内容带有很强重复性和程序性的中产阶级工作日益被自动化,剩下的则是少量的高收入、高技术含量工作以及大量的低收入、低技术含量但一时难以自动化或者自动化成本高于人力成本的工作。

   这也是当下人们日益繁忙且惴惴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直面工作的无意义,挑战工作意识形态

  

   现代人面对着格雷伯所说的“现代工作的悖论”:(1)绝大多数人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都来自于谋生的行当;(2)绝大多数人都讨厌他们的工作。8尤其是面对着零工的崛起,长期稳定并给我们带来身份感和尊严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但我们依然被告知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干一行爱一行”。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要好,工作本身就是好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虚假意识,成为工作的意识形态。

   一般认为,这种工作的意识形态源自于新教改革所带来的工作伦理。这与西方古代的劳动观形成了断裂。在新教改革之前,任何体力劳动要么被视为是卑贱的(古希腊、罗马),要么被视为是不得已的苦劳和惩罚(原始基督教),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因为世界祛魅,新教徒不能再通过巫术-圣礼等非理性手段来确认自己的受恩宠状态,只能通过入世禁欲的方法,通过劳动积累财富获得成功,让自己心安。劳动成为新教徒的“天职”(calling),他们是为增加上帝的荣光而劳作,现代工作伦理就这样确立了。

   而格雷伯追踪出工作伦理更早的起源:中世纪欧洲的“生命周期服务”(life-cycle service)。在中世纪,几乎所有人都要作为仆人在另一家庭服务7至15年。这不仅是行业工会中的学徒所必经的人生历练,农民的孩子也要在家境更好的农民家中贡献自己的少年时期,而最为常见的则是低等级的贵族男女在较高等级的贵族家庭或皇宫中服务。这些伺候别人的贵族小姐被称为侍女(ladies-in-waiting)。另外,这些低等级贵族男女从事的并不是义务劳动,而是有偿劳动,这样的经历不只是培养贵族仪态,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个学习过程,即学习自律、学习驾驭自己低俗的欲望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成年人。[2]223-225而这正是现代人对于工作的基本期待。一个没有工作的成人,或者一个无法在工作世界中稳定下来的成人,在我们看来是没有独立性和责任心的人。

   在19世纪,随着工作意识形态取得主导地位——正如威廉·莫里斯所指出的:“一切劳动本身都是有益的,这已经成为现代道德信条”[14],劳动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观念也被工人所接受。格雷伯指出,在19世纪初,这种观念就广为流传,而林肯于1861年的如下讲话也被认为代表了当时普遍的观念:劳动先在于且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果实,如果开始没有劳动,资本就不可能存在。劳动比资本优越,我们应该对其报以更大的敬意。[2]230在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工人眼中,资本家不劳而获,而他们应该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

   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关系颠倒了,资本家成了财富的创造者,成了工人的恩主。企业巨头、银行家以及他们的政治盟友宣扬资本家创造财富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属于统治阶级,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自然为社会所接受。另外,随着机器大工业和“科学管理”的发展,工厂的管理者凭借对知识的垄断控制了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而工人日益被去技术化,他们对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毫无掌控,[15]这在剥夺工人对自己工作的理解的同时,也瓦解了工人对自身工作的认同和自豪感。

   但是格雷伯却认为新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取得主导地位,是因为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存在致命错误。这种劳动创造财富,而资本家不过是寄生虫的观念也被称为生产者主义(producerism)。在格雷伯看来,马克思主要关注那些从事制造的工厂工人(通常是男性),只将他们视为生产性劳动者和财富的生产者,忽视了那些从事照看工作和再生产工作的劳工。如前所述,在马克思那里,判断一种活动是否具有生产性不在于是否制造有形产品,而在于是否为资本所雇佣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如果一个作家或写手被书商或网络平台所雇佣,那他/她所从事的就是生产性工作。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也并没有忽视不被资本所雇佣的私人家庭内的非生产性的照看劳动9。所以认为劳动价值论应该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负责,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格雷伯强调照看性劳工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前所述,这是目前美国就业增长很快的部门,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为自动化技术所取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友好劳动。

   如果说工人被剥夺了财富创造者的骄傲感,他们如何去面对单调无聊的工作呢?这就要诉诸我们前面所说的工作意识形态了:工作塑造品格,是对我们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隐忍、自律。工作场所与轻松快乐无缘,快乐是下班之后的事情。逐渐地,工作本身成为目标,成为我们每天必须完成的重任。格雷伯就此总结说,劳动者获得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恰恰在于(原文为斜体)他们痛恨自己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汉语的“苦修”来比喻工作:我们通过苦修来证明自己的道德,证明自己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并获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我们拒绝工作,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获得他人的尊重,甚至失去活下去的资格(“不劳动者不得食”)。

格雷伯所列举的狗屁工作正是要质疑这种工作意识形态:有些人因为诸多原因,的确会感觉工作毫无意义和益处,他们的身心受到折磨,甚至所处的社会也会受到损失。我们应该勇于面对工作的无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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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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