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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永:汤用彤对《太平经》与早期道教关系的研究

更新时间:2021-08-19 10:52:37
作者: 赵建永  
并相互影响。汤用彤先生发挥其精通梵文的优势,指出汉魏佛经中,“意”字原当梵文二字:一指心意(末那),一指忆念。安般守意本即禅法十念之一,非谓守护心意。言其为守护心意,乃中国因译文而生误解。守意之说,中国道家养生之常谈。道家养气之方曰吐纳,吐纳者亦犹佛教之安般。现存《安般守意经》,亦多杂入道家言,如“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名为,是清静无为也”。由此,汤用彤先生得出一重要结论:“汉末以来,安般禅法,疑与道家学说相得益彰,而盛行于世也。”(《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107-108页)

   可见佛教初来,一方面为求生存流布而附会道教,另一方面道教亦取资于佛教,增益其所不能。汤用彤先生对当时佛、道二教互惠关系的揭示,实发前人所未发。在其启示下,李养正先生对道家气法和安般禅法两者如何“相得”、如何能“相得”,如何“益彰”、如何能“益彰”,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剖析和探讨。(参见李养正)

   由上可知,汤用彤先生对早期佛、道关系研究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对汉译佛经(包括梵文、巴利文佛经)与道经文献的初步对比,发现了它们在用语和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这种比较研究方法,汤先生实发其端。现代学界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极夥,但主要仍将佛教与道教分开来论,对二者交互影响之研讨仍未见深入。在这一值得继续开发的领域若欲有所突破,须将佛教与道家道教结合起来研究,同时要于文献比照上用功。此项工作中应注意辨别所译之文字是源出,还是自创;所译之内涵是新义,抑或旧说之变化,如是方能看出佛、道间的交互影响。

   四、《太平经》与“老子化胡”说的渊源

   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重视甄别史料,但不限于繁琐考订,而是站在“文化移植”三阶段理论的高度来纵览所考订的对象。“老子化胡”说的出现正是佛教和道教两种不同文化在相遇初期因见表面相合而调和的产物。他写完《读〈太平经〉书所见》一文后,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中,列“《太平经》与化胡说”一节来阐明这一观点。他还指导研究生王维诚完成了学位论文《老子化胡说考证》,并写有《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于1934年共同发表在《国学季刊》四卷二号,取材详备,论据周密,引起学界重视。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言,汤先生的考订方法不只是考订了《老子化胡经》为伪书,其可贵之处在进一步指出此伪经出现的社会原因,并从中清理出佛、道两教斗争的背景。(《汤用彤全集》“序二”)

   1.关于佛道

   汤用彤先生对于佛、道两家关系研究所作的一大贡献在于他首次提出,佛教在汉代不过为道术之一种,故称“佛道”。(同上,第1卷,第43-44页)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他专开“佛道”一章,从教理、修道行为等方面论述佛教初来与道术的调和。自楚王英至桓帝,约一百年,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佛教本来面目未显著。当世人士不过知其为夷狄之法,且视为道术支流,于是乃持之与汉土道术相拟。而信新来之教者,复借之自起信,用以推行其教。因此他认为,佛道之间的关系非仅佛教附会道术,而实为相得益彰,相资为用。双方牵合的理论,则为“老子化胡”之说。后世佛徒,耻其教因人成立,虽知之,而不愿详记。(同上,第65-90页)这就批驳了佛教在桓灵以前未行中国的说法,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佛教自入华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寂然无闻的原因,是在于其傍依黄老道术而其迹不显。“佛道”说自汤用彤先生提出后,已成为学者们普遍奉持的观点。

   为了更详尽地解释“化胡”现象之产生,汤用彤先生又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了佛、道相合与地理分布的关系。《太平经》流行在山东及东海诸地,与汉代佛教流行之地域相同,其道术亦有受之于佛教者,而佛教亦与其并行,或且藉其势力以张其军,二者之关系实极密切。(同上,第44页)佛道独盛于齐楚以及江淮之间,这种地理分布由历史文化背景决定。黄老道术源出燕齐,渐及江淮。琅琊滨海地域成为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他说:“《江表传》称于吉琅琊人。襄楷亦称宫崇为琅琊人。东汉琅琊国,当今胶东沿海地。而琅琊县近海上之劳山。太平道发源琅琊与楚国,东汉俱属徐州。而琅琊平原(襄楷此地人)则现均属山东。楚王英、笮融、襄楷所在地域,与道教发源地不远也。”(同上,第64页)

   原始道教的流行地为佛教流布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东汉事佛的楚王英、笮融、襄楷皆在太平道发源地附近。佛教初来,人地两生,不得不依附流行学说,被视为一种道术,因而以上地域盛行其教。由此汤先生得出推论:“东汉常并祀佛老。黄老之道以及方士托名于黄老之术,其盛行之地亦即佛教传播之处,为理之所应然。”(《汤用彤全集》第1卷,第64页)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亦认为,于吉、宫崇之本土琅琊,实为道教发祥地;其对原始道教之兴起,悉用滨海地域观念一以贯之以为解释者。(陈寅恪,第1页)与汤先生佛道地理分布之论,自属英雄所见略同。

   2 .“老子化胡”说的根源

   “老子化胡”故事虽属伪造,但在佛教、道教历史上却意义深远。汤用彤先生明鉴于此,精辟地解析了“化胡说”产生的深刻历史必然性:“汉代佛教依附道术,中国人士,如襄楷辈因而视之与黄老为一家。但外族之神,何以能为中华所信奉,而以之与固有道术并重,则吾疑此因有化胡之说为之解释。以为中外之学术,本出一源,殊途同归,实无根本之差异,而可兼奉并祠也。”(《汤用彤全集》第5卷,第271-272页)

   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当时汉人以为异族之神不宜为诸华所信奉,如此则老子化胡说,虽为后世佛家所痛恨,而在汉代实为一般人所以兼奉佛老的关键。彼时道教亦方萌芽,与佛教争高低,其化胡说虽谓老子为佛陀之师、胡人所行实老子教化,然其客观结果却使人深信佛老本一,二教无殊。盖因初起之道教与初传之佛教,分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老均藉老子化胡说,会通双方教理。

   以今之流行话语来说,这也是“双赢”的一种表现。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在接触中所发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外来文化为适应本土民族心理的需要必然要对自身进行改造;本土文化则在不改变自身特质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以实现新的创造性发展和转化。这是汤用彤先生梳理佛、道教关系的用意所在。

   汤用彤先生认为:《太平经》虽反对佛教,但也吸收其说;佛教徒所奉者虽非老子,但不免有人以之与黄老道术相附会。双方既渐渐接近,因而有人伪造化胡故事。此故事必产生在《太平经》与佛教已流行的区域。襄楷疏中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东汉佛陀之教与于吉之经,并行于东海齐楚地域,则兼习二者的襄楷首述此说,固极自然之事。《三洞珠囊》卷九《老子化西胡品》首云:“《太平经》云,老子往西越八十年,生殷周之际也。”据此《太平经》未叙化胡之事。襄楷亦仅曰“或言”,可以相证。但是《三洞珠囊》又云:“ 《化胡经》云,老子……复与尹喜至西国作佛化胡经六十四万言与胡王。后还中国,作《太平经》。”

   在汤用彤先生看来,此言如实出于晋世旧书,则其时人士,固认《太平经》与佛教有特殊关系。《化胡经》相传为西晋道士王浮所造,当系摭拾旧闻而成。自汉以后,又因佛道二教分流,而夷夏之争已起,王浮作《化胡经》提出此问题,引发佛、道长期争斗。其背景是佛道二教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道教此后的发展,正像汤用彤先生的研究表明的:“晋宋之际,道教之势力,逐渐确立。教会之组织,经典之造作整理,均已具有规模。北朝道教势力,由寇天师而光大。”(同上,第1卷,第349页)

   由上可见,汤用彤先生治道教史,视野开阔,不局限于具体问题而不能自拔,不只是在考证中兜圈子。诚如任继愈先生所论:汤先生“注意从历史的前因后果,从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同时又注意结合地理、社会环境来考察历史现象。这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也是汤先生大量著作常用的一种方法”(同上,“序二”)。

   五、余论

   解放后,汤用彤先生自言“常思治道教史”(同上,第7卷,第48页)。1954年他不幸患脑溢血,使这一可能改变中国道教研究现状的宏伟计划付之东流。但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他阅读了大量与道教相关的典籍,并写有一些道教短文和札记。汤一介先生认为,汤用彤先生研究道教史有两个考虑:“一是考虑佛道之争的问题。从佛道之争这个角度可能对把握当时思想潮流变化之轨迹有帮助。另一是想对道教经典作一梳理。”《汤用彤全集》第7卷,第684-685页)

   汤用彤先生的研究初衷虽然没有完全展开,殊为可惜,但在其努力中可以看出,他的道教研究体现出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他梳理道教变迁之迹的思路是:从纵的方面对道教自身的起源、演变中的关键问题作具体探讨,同时从横的角度梳理道教代表的本土文化与佛教外来文化的关系。他通过考证和比较发掘出不同宗教文化交互作用的规律:

   汉魏时,外来佛教因见表面相合而与道教调和,附属道术为“佛道”;两晋南北朝时佛教与道教因见不同而冲突,由此催生了“本末(体用)”之论以调和矛盾;此后佛、道会通理论渐趋成熟,佛教与中国文化因见真实相合而调和。

   综观全文之探讨,汤用彤先生实以佛教与道教之会通为着眼点,并且从多个方面提出例证。由此,他总结出了文化冲突与调和必经的三阶段理论。(参见同上,第5卷,第277-281页)按照这一文化视角,他发现了佛教思想与道教(家)等本土文化的融合对于催产宋明理学的作用。从中不难看出汤先生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仅仅是为考证而考证。他所得出的结论,不仅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其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汤用彤先生积极倡导道教史的学科建设。在研究中他注重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对一些道经进行考证分析。他注重双向交流造成的文化发展,善于透过历史表象发现问题,像有关守一、种民等等的研究,引起了学界重视和持续研讨,也有力地回应了世界各国的道教研究。汤一介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全面继承发展了汤用彤先生道教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思路,同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揭示了早期道教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汤用彤先生未竟之志的继续。

   综上可见,道教史研究的深化,依然绕不开汤用彤先生确立的研究方法和关注视角。他对早期道教的奠基性研究,为后人于道教史继续述作树立了典范。

  

   参考文献:

   陈寅恪,1980年:《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籍:《后汉书》,《太平经》,《三洞珠囊》。

   李养正,1995年:《东汉道家气法与佛教“安般守意”小议》,载《道教经史论稿》,华夏出版社。

   缪勒,麦克斯,1989年:《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饶宗颐,1991年:《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汤一介,1988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汤用彤全集》,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王明,1984年:《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建永,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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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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