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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170周年之反思

更新时间:2021-08-19 10:44:58
作者: 夏春涛  

   关于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评价,百余年来屡有变化,其起伏之大着实出人意表。

   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政府从宣扬“皇清武功”角度刊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湘军志》等著述,斥洪秀全等人为“匪”“贼”“逆”,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民间正面谈论太平天国成为一大禁忌。

   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终被打破,革命党人在海外刊印《太平天国战史》等书籍,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借此宣传反清思想。孙中山自命为“洪秀全第二”,在其著述中使用“广西金田村起义”“金田军起义”“广西起义”等概念。他赞许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正面评价金田起义,替太平天国正名,这是孙中山的贡献。不过,他认为太平天国纯为民族革命,仅看到历史表象,未能对洪秀全反满的实质作出正确解释。

   进入民国后,洪秀全等人被正式尊崇为民族革命的先驱。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采纳学者罗邕提议,针对一些报刊及新修县志仍轻蔑太平军的现象,明确宣布“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等名称,以保民族革命之光荣”。蒋介石为罗邕、沈祖基编辑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作序曰:“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学界普遍沿用“金田起义”概念,但对太平天国的具体评价仍存有分歧,褒贬不一。有学者零星受唯物史观影响,对民族革命说提出质疑。例如,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朱谦之著《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只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不过,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遭排斥和禁锢,上述新观点并未引起重视。相反,罗尔纲遭其师胡适面斥,说他带有主观,没有写太平天国的破坏性,是“学时髦”。萧一山、简又文同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代学者,均持民族革命说。简又文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这段历史。在他看来,“一般地言之,马克斯的唯物史观,经济定命论,或经济史观,实为不健全的学理,尤其不能施用于太平天国史之解释”。他认为太平军与湘军之战是“农民打农民”,并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以余观之,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但他在1943年撰成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中,仍赞许太平军伸张民族大义,扉页赫然题曰“谨献此书于为国族生存而抗战的全体忠勇将士”。总体上说,民国时期对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认识已有民族革命与农民革命之分歧,但仍以“民族革命”说占主流,与辛亥革命时期并无实质性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研究迎来重大转折,唯物史观居于指导地位。范文澜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1946年在延安初版,到1954年8月已刊印第九版,畅销一时。该书第三章以“太平天国革命”为题,否定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一说,明确指出:“太平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自从太平革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陈胜、吴广以下数千百次的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1951年1月11日为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胡绳撰写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开篇即云:“整整一百年前,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了。”文章高度颂扬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胡绳随后论及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力主“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提出“三次革命高潮”说,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其特征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以上论述奠定了新中国评价太平天国的基调,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与此相呼应,1950年12月,太平天国纪念馆(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开始在南京筹建。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开工。这些都具有导向意义,明确反映了新中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和定位。

   在此背景下,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受到空前重视。中国史学会在组织、统筹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建树之一是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计8册约200万字,分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编排,1952年出版。这种大规模搜集、整理、编纂资料工作在民国时期是无法展开的,为太平天国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考察清朝道咸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围绕太平天国性质展开热烈讨论,内容涉及太平天国的起因、动力、纲领、任务等,涵盖诸多问题,包括金田起义的源起,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土地制度、土地关系和工商政策,政治制度及乡官的阶级成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及相关人物评价,太平天国的军事战略、对外观念和文化政策,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业绩,与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两广天地会、上海小刀会、淮河流域捻军以及贵州苗民、云南回民起事等)的关系等。太平天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远远超过民国时期,客观上大大推进了研究。

   作为研究热点,太平天国史在社会上备受关注,乃至吸引部分群众参与研究。浙江某中学教师吴良祚依据《天父诗》研究洪秀全的宫廷生活,撰成《关于〈天父诗〉》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成为自学成才的一个范例。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太平天国研究空前活跃,其队伍之壮大、成果之丰富、研究之深入,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首屈一指;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被誉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此外,日本及我国港台地区均有学者专治太平天国史,简又文在香港先后推出《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多卷本专著。同期太平天国研究在欧美也达到高潮,陆续有多种专著问世;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构成历史专业博士论文的三个热门选题。太平天国研究由此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

   新中国的太平天国研究取得骄人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进而打开了研究新天地。但研究中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说了一些过头话,认为太平天国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口号便是一例。再如,唯物史观为正确认识历史提供了科学遵循,打破了过去将整理、考订史料等同于历史研究的局限,但学界也存在对史料作简单化处理的缺陷:凡正面记述太平天国的文字便视为真实史料,甚或随意编造民间传说或史料;反之则当作“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加以排斥。《苏南日报》1951年7月29日刊登一首太平天国时期的民歌:“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了他像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试问,当时的老百姓怎会产生“地主”“农民”之类的阶级概念?该民歌显然是伪造的,却被研究者一再引用,以论证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围绕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所写供词的评价问题则掀起波澜。1964年,戚本禹借此大做文章,指斥忠王不“忠”,号召揪“叛徒”、彰“气节”。有学者认为李秀成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视作“站错了立场”,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批判李秀成,意在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影射史学泛滥成灾,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杨秀清被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极“左”思潮泛滥给研究造成极大混乱和危害,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给太平天国研究注入蓬勃活力。以对外开放为契机,中外学术交流日益紧密。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研究视野的拓展、新研究领域的开拓、新史料的大量发现和整理出版,都与这种交流、对话有关,极大促进了学术发展。最重大的变化则是学界解放思想,努力消除“左”的影响,纠正过去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戴逸1979年5月为《太平天国史论文选》撰写的“前言”指出:“目前,‘四人帮’的流毒正在进一步肃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初步活跃起来,各项工作有所进展,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正在进行讨论。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生动活泼、民主讨论的好风气正在逐步形成。”例如,王庆成对太平天国倡导“四大平等”这一传统主流观点提出质疑。他通过考订史实,仔细梳理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脉络,认为《原道救世歌》等诗文根本不含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如果相信洪秀全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历史”。该观点随后被几种较重要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所采用。随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走上正轨,大多数学者都能够本着实事求是态度,不再为尊者讳,力求客观公正地研究这段历史,包括对太平天国的消极面、阴暗面进行剖析,从而大大推进了研究、深化了认识。

   然而,有人无视这一事实,以“还原历史真相”名义大搞“翻案”,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走向另一个极端,明显矫枉过正。

   1989年,冯友兰就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接受采访,将否定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作为该书的特点加以介绍。在他看来,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是基督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属新瓶装旧酒,“那不仅没有什么意义,简直是一个笑话了”;而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战争建立在人权之上,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这是曾国藩的大功。2000年,潘旭澜出版《太平杂说》,谴责洪秀全因科场失意而蓄意造反,是“野心家”“邪教主”“暴君”“淫棍”“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痛斥太平天国是“‘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宣称“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军造反画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

   冯友兰对太平天国没有研究,难免立论粗率,断言太平天国宗教即西方基督教便是一例。因此,他的观点虽引起关注,但附和者寥寥,且遭到历史学者质疑。时隔11年,《太平杂说》问世。该书不是研究专著,潘旭澜也承认该书是“一个写历史题材的散文集”,但他却声称该书的“每篇文章,每一个见解,都是史实的自然而然的解读和生发”,揭开了“被冷藏的真相”。一些读者也信以为真,以为该书揭示了真相,说出了真话。事实上,潘旭澜所读史料有限,对学术史及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缺乏了解,书中史实错讹之处比比皆是。譬如,说洪秀全早期诗文借上帝名义鼓动造反,洪宣娇是洪秀全干妹、奉命嫁给萧朝贵搞“政治联姻”,洪秀全因湘军攻城甚急而服毒自杀;甚至把野史传说当作信史,说洪宣娇是杨秀清姘妇,陈玉成是洪仁玕亲戚。该书提出的所谓新见解,与史学界在新时期正本清源取得的新突破新进展根本无法比拟,遑论仅读一点史料就下很大结论,不免牵强。至于说太平天国造成“大破坏”“大灾难”,清政府及民国时期的简又文等人早就说过了,了无新意。区别在于,简又文等学者虽有批评和责难,但总体上仍对太平天国持肯定态度。潘氏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还不如民国学者客观,在历史观上已倒退到晚清时期。然而,该书却得以堂而皇之出版,书中辑录的35篇文章此前已在各地报刊公开发表。这说明其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决绝态度有人喝彩,获得认同。有学者赞赏潘旭澜的胆识和“启蒙精神”,认为其文字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某中文系教授还以此讥讽正统史学家显得“怯懦和虚伪”。

这股声浪确实冲击到史学界。上海某高校历史系教授撰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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