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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佐财:民法典视角下身份财产法特殊性的理性化重构

——夫妻财产关系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1-08-17 21:34:45
作者: 谭佐财  
如物权关系、债权关系[18]。身份财产关系因亲属关系的共同伦理目的而属于本质的社会结合。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自觉意识的提升,个人的人格渐生自觉,且经济生活单位也呈现个别化的偏好,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社会上的各种结合关系逐渐演变为目的结合关系,身份财产关系也不例外[19]。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个人利益为行为导向,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不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货币价值的神圣性,衍生出较强的利己主义观念[20]。

   (二)法律工具主义的司法动机

   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是各种矛盾集中、社会各个层面都有多种问题需要解决,但同时又缺乏有效的规范,在这个多种矛盾纷呈的时期,司法的功能和目的追求效率,通过制定可量化的裁判标准,使法官仅需在形式和工具意义上适用法律文本,保证了法律适用的一致性[21]。基于法律工具主义的立场,财产化趋势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缺乏对身份财产法特殊性的关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对民法的研究聚焦于一般财产法或者纯粹身份法,前者被认为是民法研究的基本范畴,后者则被认为是国家、社会、时代进步的最佳表征,对纯粹身份法的研究还承担着相应的政治使命。亲属法从理论到实践,都只是重视一般财产法的研究,而缺乏对身份关系和身份财产关系的研究,以致于在制定或者适用法律、司法解释时,都直接套用纯粹财产法原理[22]。

   其次,由“司法为民”向“司法便民”的司法价值转向。身份财产法被一般财产法规则溶解程度最高的表现在于最高人民法院所颁行的三个《婚姻法》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对婚姻家庭事务事无巨细地进行统一规范,司法机关采取的是一种能动主义的法律行动姿态去积极干预和处理家事纠纷。一方面,此种积极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力于家事纠纷的快速、便捷地解决,提高了司法的效率,极大地方便法官进行夫妻财产的分割;但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在实现“司法便民”“司法高效”的同时,却与“司法为民”相去甚远。可想而知,人民法院如果仅按照一般财产法规则很容易作出裁决,但是若将情感、需求、互助等纳入裁判考量的因素,则会增加法院进行家事调查的成本。但这却与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家事审判改革的目标相悖。

   司法机关正是将司法解释作为便利其裁判也便利当事人迅速解除婚姻关系的工具,其所采纳的“爱情的归爱情,婚姻的归婚姻”的婚姻逻辑使家庭沦为分别拥有个人财产和情感的两个人的合伙生意,也就是所谓的“AA制契约婚姻”[23]。《婚姻法》司法解释其实是将现代公司和企业的管理模式引入婚姻家庭领域,本意是实现让家庭财产产权更加明晰的愿望,结果却造成了家庭关系的严重破坏[24]。离婚诉讼俨然成为了夫妻结束婚姻关系的“清算”程序。

   (三)工具理性在身份财产法领域的滥觞

   价值理性强调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主要考虑动机的纯正和方式的正确以实现其目的,结果不在行为人的考量范围。与之相反,工具理性则以效用最优为行动导向,通过理性的权衡实现预期目的,至于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则在所不问。

   R. W.菲尔夫在他的著作《西方文化的堕落》中认为,作为工具而非目的的经济理性(也为工具理性)并非普遍适用[25],但人们似乎认为“支出—收益”的分析模型或理性认知的步骤可以决定所有的事物。有学者发出追问:谁愿意暂时放弃工作而在家看孩子?虽然我们会以“工作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职业的看护会比初出茅庐的父母做得好”之类的语言予以搪塞。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只能将孩子放入工具性计算系统以权衡他们的价值。我们已经“掏空了日常道德”,用“支出—收益”的分析模型丈量我们和子女的关系[26]。这种经济道德,说服我们遵循一种“支出—收益”模式,却排除了对身心健康、人类关系和个人快乐真正投入的必要[27]。

   例如,“法释[2011]18号”第7条第2款引入了“谁投资,谁受益”的资本原则,把家庭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将1980年《婚姻法》所臆想的父母子女关系改变成精明的“资本家”的投资关系,有学者称之为该条款将《婚姻法》从人身关系法变成投资促进法[28]。所幸的是,“法释[2020]22号”第29条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一弊病并作出了修改,但仍严格以结婚登记作为认定父母对子女财产赠与的性质仍过于僵化。

   四、夫妻财产分割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一)夫妻财产分割的一般原则

   1.共同财产分割的价值选择:从弱势群体保护到按需分配。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7条体现了在共同财产分割时照顾弱势群体的原则。但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本身就不清晰,笔者认为,可以尝试构建按需分配的原则。按需分配以迫切的需求为财产分割价值导向,而且基于此的财产分割安排并不一定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7条的价值取向相背离。在大多数离婚案件情形下,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都是迫切的,在《德国民法典》第1568条规定的“苛刻条款”甚至基于子女利益的需要在法律上维护一段已经破裂的婚姻,认为婚姻的人身基础丧失不能妨碍社会功能的延续[29]。但是,在男女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已渐趋平等的环境之下,再一味地按照保护女方的原则则值得商榷。

   考察比较法上的经验,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在分配共同财产时,尤其是针对家庭住宅,很可能会给予夫妻一方以优先权。优先权的赋予并非必然是向女方倾斜,因为这种优先权并非无代价的优先,享有优先权的夫妻一方必须以自己享有其他优先权的资产抵消自己应得的那部分财产,甚至还应支付给另一方超过应得财产的该资产价值的对价[30]。英国法上形成了“需要+补偿+平等分享”的分割原则。德国法上,将迫切需要使用房屋作为首要考虑因素,配偶一方比另一方更需要使用住宅或由于其他原因,另一方离开住宅符合公平原则。德国学者迪特尔·施瓦布曾举出一例:男方系职业小说家,房间中拥有庞大的图书馆,在离婚时他向法院申请要求保留该房屋而获得准许,由女方搬离房屋[31]。本案中,女方处于弱势,但是女方对房屋并不具有迫切的需求,而男方如果搬离房屋将会造成巨大的不便乃至无谓的花销。

   2.个人财产调和共同财产分配:突破物权法的规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确立了婚后所得共同制,将婚前个人财产与婚后共同财产严格区分开来,之后通过司法解释将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所得收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但即便是婚前个人财产,夫妻共同生活、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决定了个人财产的管理、收益、甚至处分极有可能是夫妻共同决定的结果,或另一方也为收益付出了一定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而非个人独力而为[32]。因此,以个人财产调和共同财产分配具有正当性根据。

   在英国法上,用以分割的财产并不以婚后所得为限,在一定条件下婚前个人财产也可纳入法官分割财产的范围。家庭房产分割即便依据财产法一般规则首先确定了财产的所有权人,但是法官仍会依据具体的家庭关系分割房产,若双方当事人的财产总额不足以保证满足离婚后的两个家庭的住房需求,法院会优先保护弱势方即未成年子女及其主要扶养人的住房需求。由此可见,英国法上,出于身份财产法的特殊性的考量,一般财产法上的规则并不具有绝对的效力,而是结合保护善意弱势方的权利实现实质的公平,让双方当事人能在离婚后的生活中获得平等的起点[33]。德国法上,《德国民法典》第1569条第一句规定,离婚之后双方原则上应各自承担自己的扶养费。但很多情况下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许多离婚者无力自己扶养和独立生活。在此情况下,原配偶的责任得以延续,法律赋予配偶一方在特定条件下的扶养请求权。该请求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第一,双方怀着对未来共同生活的信任而将命运结合在一起,当共同生活的预期规划破裂时,将会造成一方或者双方预期利益的损失[34]。第二,扶养请求权的行使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如照顾子女(1570条)、年老(1571条)、疾病(1572条)、无业(1573条)、教育、进修或培训(1575条)、公平原因(1576条)等。

   3.一般财产规则在夫妻财产关系中保持谦抑性。首先,在身份法与相关财产法规范发生争议时,应当适用身份法的特殊性规定。例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65条规定了夫妻财产的约定,对于夫妻财产约定不明的,应当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62、1063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般规定。也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将被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此时,夫妻对财产所作的含义不明的约定不应适用合同解释原理(如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其次,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应当与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而非无视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径行与物权编保持一致。《婚姻法》司法解释以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在功能和定位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乱,未发挥身份财产法的应有作用。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颁行之际,应当在法律适用上充分关注到身份财产法的特殊性,协调好《民法典》一般财产法与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中财产规则的关系。虽然《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身份关系协议均可参照合同编规定,仍需在个案中具体判断。例如,夫妻忠诚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能否参照合同编违约金条款适用尚待研究。

   (二)夫妻财产法特殊性的两个限度

   1.横向限度:财产法的精髓亦可为夫妻财产法所用。夫妻财产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安排和处理,虽然不能无视其特殊性照搬财产契约法原理,但也不能无视其财产契约的一般原理而只关注其特殊性[35]。否则可能产生因噎废食的效果。

   首先,不可忽视市场伦理与婚姻家庭伦理存在交叉。有学者认为市场伦理可以侵蚀一部分婚姻家庭伦理[36]。诚然,一般财产法奉行意思自治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理,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动机,但身份财产法毕竟作为私法的一部分,市场伦理与婚姻家庭伦理中在主体地位上都是独立、平等的,在意思表达上都遵循意思自治。因此,在强调身份财产法的特殊性的同时,要注意亦不可忽视身份财产法中的财产属性。其一,财产法上的交易倡导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原则,而这些也正是身份财产法所必需的,只不过市场伦理精神在身份财产法领域需要结合身份关系的特殊之处;其二,财产法中的自由原则亦可转化为家庭伦理生活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家亦是充分展现自由的宝贵场所,而非限制或者遏制自由的牢笼和枷锁[37]。

   其次,《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中的财产归属确认规则在身份财产法中发挥着前置性作用。夫妻的财产归属确认并非不重要,但其仅仅是前置性程序或者手段,而非终极目的。财产关系的明晰与个案中财产的分割,二者是一套程序中的两个步骤[38]。因此,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仅依靠《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等亲属规范处理纷繁复杂的家庭财产争议是不够的,一般财产法需予以补充适用。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在占有、使用的权能上可能不分彼此,但是在管理和处分、家庭债务等问题上存在“你我之分”,由此衍生的财产权归属问题与《民法典》物权编等一般财产法规则不无关联。《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相较于《合同法》第2条第2款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明确了身份关系协议可以根据其性质适用合同编的规定,这正是《民法典》合同编强大的体系效应与辐射力的彰显。而身份关系协议包括了身份财产关系协议和纯粹身份协议,由此可以看出身份财产法与一般财产法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至于如何把握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度”,已可成为持续的讨论话题。

2.纵向限度:传统、现代、后现代的视界融合。后现代的财产权观念逐渐兴起,但尚未形成完整的财产权概念。中国家庭财产伦理也经历了“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变迁[39]:传统的家庭道德正在解体、现代家庭道德尚未形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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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时代法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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