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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无名者”的出场:短视频媒介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更新时间:2021-08-16 17:45:57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原创视频库存已超过130亿条(快手研究院,2019:17-18)。这显然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记录”。

   短视频时代的这种“全民记录”使得“平民起居注”成为一种新的记录方式,一种“微型史记”。据快手大数据研究院的统计,仅在快手上,就有超7000万作者记录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既涉及工作场景、吃喝拉撒、也涉及文化和精神生活。在笔者看来,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全民记录是一种更有价值的记录,更具公共性和历史社会价值,典型代表就是一些“乡土文化”类的视频。快手发布的“非遗”数据报告显示:在快手,每3秒钟就诞生1条“非遗”视频。在2018年里,有252万名用户发布了1164万条“非遗”视频内容,累计获得250亿播放量,收获5亿次点赞(快手大数据研究院,2019)。这些所谓的“非遗”,其实很多是尚没有完全消失的,仍然活跃在民间的文化传统,或者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如婚礼、丧葬、祭祖等,既是文化仪式,也是生活本身。短视频对于保留这些民间的文化传统及文化生活,可谓居功至伟。在“快手”上,有一位名叫魏宗富(快手号:835521006)的甘肃省环县的农民,他出身皮影世家,14岁开始跟爷爷学习演出。可惜的是,他爷爷和父亲的演出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有他,适逢短视频的兴起,幸运地拥有了自己的记录媒介和记录平台。他的演出可以在“快手”被他人看见并与他人共享。有了短视频,魏宗富的生活不再同于他的祖辈,皮影戏也不再“稍纵即逝”,这无疑是一种划时代的变化。

   从媒介的特性来看,对于表现为工艺或仪式的“文化生活”,文字记录的局限性本来就非常明显。图画和照片虽然可以“立此存照”,但信息量非常有限。视频媒介对此却有着巨大的优势,它比文字和图片的记录更加直观,提供的信息更加丰富,更加真实。“全民记录”可以使更多人的生活和更多样的民间文化得到保存。因此,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全民记录”就是短视频媒介最大的价值。正是这种记录媒介,带来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和“平民起居注”的崛起,并使“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物品、每一个才能、每一个声音、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传承、每一个群落、每一个产业”都能够得到展示、记录和保存,构筑成了一个“生活史的博物馆”(快手研究院,2019:200),也由此彰显出了记录媒介的价值。

   (三)短视频媒介的史料与文献价值

   一个短视频的记录就是一个文本。借助于新的技术手段,这个文本既容易生产,也容易传播和保存。我们因此也可以把这样一种全民记录看作是一种新型的出版。对于历史史料的生产和累积而言,短视频媒介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史料的形成及传播也是信息历史学(Information History)关注的重要议题。信息史学的主要倡导者、英国学者韦勒(Toni Weller)认为,信息历史学即是对过去信息的研究,它试图将信息的生产、传播、审查、保存、访问、隐私等主题放在更广泛的历史话语中考察,着重探讨信息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Weller,2010)。对信息史学的研究离不开媒介分析。不同的媒介对于信息的形成、积累及传播显然具有不同的影响。在黄旦教授看来,媒介即史料:“从媒介的角度,史料不仅仅是历史记载,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制作,寓含着其特性、时间事件与其他媒介的关系。好比福柯眼中的‘档案’,就是一种特殊的‘陈述系统’,它既是陈述自己,同时也规定着陈述。”(黄旦,2019)从媒介学的观点来看,短视频媒介所生成的史料和文献,有不同于其他史料与文献的独特性。傅斯年先生指出:史料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史料,一种是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相反,则是间接的史料。而从史料的记载主体来看,则可以分为“官家的记载”与“民间的记载”(傅斯年,2016:5-38)。就短视频媒介而言,尽管其内容生产有三种模式:普通用户创作的UGC模式、专业用户创作的PUGC模式和由专业机构负责生产的PGC模式,但UGC仍然是主流。从史料价值而言,普通用户创作的短视频显然是一种“直接的史料”和“民间的记载”,这使得它更加真实,更加平民化,可以补充“间接史料”和“官家记载”之不足。

   短视频的呈现和保存方式也使它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献。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多,按通行的时间先后,这些文献资料大体可以分为铭刻、简帛、写本、印本这样四个序列(张涌泉,2013:9),但基本都是以文字记载为主。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文献的记载和存储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到了短视频时代,这种颠覆则更加彻底。文献数量海量增长、视频材料占主导、史料存储“云端化”,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则可能使这些史料永远不可消灭。有历史学者指出:“文化材料向数字媒体的迁移,是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和后文艺复兴印刷文化开花的过程,其历史重要性及对未来的影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王旭东,2019)我们今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历史信息和史料“数字化”的过程。这种史料形态的变化本身也会影响到历史。

   历史知识受到传播媒介和传播体制的影响,这也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特定的传播和保存方式与媒介如何影响甚至决定着什么东西能够被人述说、被人记住,这个问题成了20世纪最后20多年里历史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Goody&Watt,1975;德兰迪,伊辛,2003/2009:582)这即是有关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研究。媒介对历史记忆有着深刻的影响。阿斯曼(1992/2015:15)用“文化记忆”来描述“由媒介技术手段所决定的革新进程。”古代文化,如埃及的金字塔、文字等都是精英阶层的文化记忆,而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则代表了平民阶层的文化记忆,短视频媒介则将这种“平民性”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快手上,一位文化程度很低的名为“潇洒哥”的徐州汽修工,他每天用短视频记录自己浑身油污的汽修生活,3年来他上传了2000多个短视频作品,全是他不厌其烦的修车主题,但却吸引了290多万“老铁”(粉丝)的关注和点赞。这种情形可能只有在短视频时代才会出现。“去精英化”的媒介和“无名者”的崛起或将意味着历史记忆的“平民化转向”。

   可以想象,短视频媒介的兴起也将带来“史料”积累的大爆炸。海量的视频文本将彻底改变未来历史研究“文献不足”的问题。由于文献不足或记录媒介本身的缺陷,人类的历史越往前追溯越模糊。春秋时代的孔子对于商代的历史已然不清楚,他感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文献不足”的问题尤其表现在生活史材料上,盖因中国古代史学只记录帝王将相的历史,很少记录平民生活。当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试图呈现一千年前宋元交替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但由于史料不足,这种还原充满了想象和片面性。与此相反,一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要呈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史,显然拥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通过短视频记录和呈现的“起居注”,甚至饮食起居等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未尝不会成为以后历史学家的民俗史料。而其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实现一个从历史个案研究到历史大数据研究、从文字分析到视频分析的转向。

   不过,历史充满迷雾。未来敏锐的历史学家一定不会流于历史表象,他们一定会有所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出现这种“全民记录”?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如何?如果要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我们则需要进一步分析短视频背后的媒介逻辑。

  

   三、媒介逻辑:短视频勃兴的驱动力量与“意料外后果”

  

   阿什德和斯诺用“媒介逻辑”这一术语来描述媒介制度性的和技术性的运作模式,包括媒介如何分配物质性的和符号性的资源,如何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下运作,以及如何影响社会经验的选择与表达(Altheide&Snow,1979:206)。显然,短视频的兴起有着自己的“媒介逻辑”。

   (一)商业互联网公司的引导与助推

   在笔者看来,“无名者”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历史性出场不是偶然,它是一个逐步演进、水到渠成的过程。短视频的勃兴由中国互联网的演进过程所推动,也受到互联网演进逻辑的深刻影响。简而言之,中国短视频媒介的勃兴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1990年代以来国家在互联网领域的长期投入,尤其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完善,网速越来越快,资费越来越低,这使全民上网成为可能;其次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一部内置摄像头、功能完备的手机价格越来越便宜,原来专业记者的装备现在成为普通人的“标配”。任何人动动手就可以生产一个短视频文本;三是互联网商业企业的创新与大力推广。短视频的流行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在视频领域的首次大规模商业运用。它离不开“电商”企业的技术创新,更与许多专注视频行业的互联网公司的商业策略分不开。在笔者看来,第一和第二个因素只是短视频普及的前提条件,而只有第三个因素,即互联网企业的竞争与主动创新、引导,才是短视频媒介崛起的关键性原因。

   在短视频媒介引导全民记录和全民表达上,在商业互联网竞争中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快手”公司做得非常出色,是这种“全民记录”的重要推手。很大程度上,正是“快手”给了“沉默大多数”突然出现于大众视野中的历史性机会。诚如研究者所言,“作为一个虚拟社区,超过7亿的社区成员在其中记录生活、交流分享,这些普惠式的生活记录让观者看到了一个多元美好的真实世界,让身处不同时空的观者看到那些在他的生活空间中不曾出现的人和事物。”(姬广绪,2018)事实上,人人都有传播和记录的本能。正如文化人类学家埃里希·罗特哈克所指出的:“‘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感’是人类的原始本能,意在将过去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形象固定保存下来,以便对此进行回忆和讲述。”(阿斯曼,1992/2015:62)但人的记录本能需要激发出来,也需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快手公司在激发人的记录本能以及降低记录门槛上可谓不遗余力,也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快手”自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和“普惠价值观”来确保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被看见”,以此来引导全民记录。“快手服务于人的记录和分享,平等普惠是快手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值得被记录。”(快手研究院,2019:8)依托人工智能“机会均等”的分发机制,“快手”保证了普通记录者“被看见”的机会,这既保护了普通人,也调动了他们视频生产的积极性,带来了短视频拍摄内容的多样性。据统计,在快手上,每天都有超过1500万条以上的短视频上传。2020年春节,“快手”的日活用户已达到3亿,且还在不断扩大。为了降低内容制作的门槛,“快手”也广泛应用AI技术,给普通拍摄者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从帮助用户矫正拍摄中可能出现的图像问题,到解决创作视频中的字幕编辑,再到“智能音乐”及AI生成音乐技术的开发等,这一切的“技术赋能”,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愿意创作自己的视频”(快手研究院,2019:8)。这种“技术赋能”也为“抖音”等其他短视频媒体平台所运用。通过降低技术门槛,提高用户体验,甚至推出流量补贴及巨额奖励,普通人的记录和创作欲望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海量的短视频也由此被生产出来。一定程度上,“无名者”的历史性出场就是这样被短视频企业激发出来、簇拥出来的。与那些专注“头部大V”的短视频公司相比,“快手”这样有明确的“为平民赋权”,打造“平民记录”平台的互联网公司可谓独树一帜。“快手”的口号是“记录生活记录你”,它这样表达自己的定位:“快手的出现让每一个生活都可以自我表达,被看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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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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