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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政学私言》中的钱穆法治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更新时间:2021-08-16 14:57:54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钱穆先生是文史大家,在晚年之际口授文章提及“天人合一”,既是最终的文化遗命,也是对秩序法理的终极关怀。法治思考和论述在钱穆先生洋洋大观的诸多著述中并不凸显,主要存留于20世纪40年代的若干篇学术论文之中,以《人治与法治》《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法治新诠》诸篇最具代表性,并均收入《政学私言》之中。这些篇章并非突兀论述,而是基于双重背景:其一为抗战时期的激进氛围及和平建国的多方讨论,钱穆以一家“私言”孤独而坚定地参与了讨论,为儒家论政议法立一榜样;其二为其文史研究已有规模和定见,法律秩序之思考与之密不可分,可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学术运用。在具体论述中,钱穆先生提出了中国固有法治论、中国人法律观念的五点特质以及中国法治大义的“四端说”,指出法治应以“人尽其才”为首要,以“官尽其职”为支撑,以“事尽其理”及“物尽其用”为展开,法律应当宽和并以教化引导为正面,不可一味追求功利惩罚之法家境界。钱穆先生的法治论述在最激进的时代氛围中发出保守理性之声,对于当时和当代之法治思想、制度的反思和调校具有重要的理性批判意义,也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依法治国起到一定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路向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钱穆;法治;法律秩序;国家治理;人尽其才

  

   引言:文化遗命与秩序法理

   1990年初秋,钱穆先生在台湾逝世。在其晚年的“终极思考”中,具体的中国历史细节与议题争讼已不重要,老先生在身体与思维能力均有所下降和受限的条件下,将最终的思考点放在了“天人合一”之上,并以口授形式留下了最后的思想遗篇《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文中仍聚焦关于天人关系的义理辨析,但指向秩序维度的天下主义关怀以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秩序法理的自信和阐发,却是真正的“文化遗命”之所在。钱穆先生在文章落脚结论之处提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文化政治判断:其一,中国文化宗主论,即“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其二,天下主义秩序论,即“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文化宗主,并非指向中国文化的霸权地位,而是文化的常态复兴,这是钱穆先生一生所持有的中国文化自信的再次申明,是对流行亦流弊日久的“东方主义”文化歧视理论的坚定反击。天下主义,牵涉天人关系的秩序法理,是天人合一的制度之维,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内涵。

   钱穆先生逝世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秩序已大有进展:一方面,正统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积极和解开辟了传统文化复兴及介入合法性重塑过程的必要空间;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展开,为天下主义的理念与制度构想的激活和实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空间。而从国家整体治理思想的角度而言,法治与德治的宏观二元架构逐步落实于各个治理层次,为钱穆心目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治理提供了实践条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贸易摩擦的交叠冲击下,西方文化与制度的“魅力”已大有衰减,中国文化与制度的自信及实践更为巩固和稳健。钱穆先生关于“天人合一”的治理遗命实有进一步探讨和扩展的必要及空间。

   回向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历经激进主义革命与法理涤荡的中国并非易事。即便在西化和激进化最为激烈的20世纪上半期,钱穆先生仍能以《国史大纲》所陈述的“温情与敬意”对待中国历史和文化,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前景抱有坚定的信心和理想。这种文化与政治立场,不因时代、利益和个人浮沉而变动,实在是由于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切理解及对基于此种文化基础的秩序法理的精致雕琢。钱穆先生以历史学见长,但其思考和论述早已超出一般历史学家的眼界和使命,在关乎秩序法理的法学与法治理论维度亦颇有探索和斩获。本文拟对钱穆先生的法律秩序观加以文本和理论线索的考察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钱穆法治理论对当代中国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意义。

   一、书生论政:《政学私言》的性质与功用

   钱穆不是职业法学家,其论法议政的基本根据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钱穆的大部分著述以中国思想史与制度史为主,直接的论法议政,尤其是对现实政治与法治建设提供“一家之言”的表现并不凸显。但《政学私言》是一个例外,其十余篇政论性质的文章代表了钱穆先生关于秩序法理的中国本位思考与针砭,亦有其时代独特语境和积极对话的意识诉求所在。

   理解《政学私言》的性质,应当放置于其特定的创作语境和作者的创作动机之中加以周全考察。该书多数篇章创作于抗战中后期,当时的建国主题已非常凸显,钱穆先生作为熟习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家,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尽管缺乏党派力量基础和实践机遇,却仍有一腔热情进行讨论和建言。在《政学私言》“自序”中,钱穆先生坦承创作背景、意图和旨趣。

   其一,政论定位。“春尽花落,病乃向已。……其所论刊,皆涉时政,此为平生所疏,又不隶党籍,暗于实事。”这表明钱穆先生是抱病感时而作,以不擅长的政论文章风格阐述政事法理,不以任何党派立场为局限,对实际事务亦缺乏具体经验。也因此,文章所论并非通常的技术性批评或建言,而是原理和方向上的原则性论述,其所虑及的乃是中国政治法律秩序的价值根基和制度框架问题。钱穆先生的政论文章,总体上仍然非常讲究对中国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理性阐释,侧重对西方及当时固有偏见的典型批评和对话,追求一种面向国民的文化共识,并希望在此基础上讨论政事法理,建立国家秩序的稳固基础。

   其二,儒家立场。“抑时论所尚,必有典据,或尊英美,或师马列,蜾蠃之祝,惟曰肖我。”钱穆先生对于自身所处的政治思想处境非常自觉,面对强势的“言必称英美”或“言必称马列”,他自然无法苟同,概因一方面他并无党籍约束和认同,另一方面则是深有想法及独立判断之人,其所论之“典据”不是他家,正是儒家。当然,钱穆先生并不会认为儒家之论是一党之论,而恰恰是一种真正的基础之论和“公论”,是任何一党之论都应当谨慎尊重和吸纳的中国传统之要素。在英美与马列之间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实际上不仅困扰着钱穆,也困扰着当时两大党的最高政治领袖并倒逼他们各自做出相应的回答:毛泽东有“新民主主义论”,而蒋介石则在1943年提出了“中国之命运”相关论述。至于民主党派和中间派人士,大抵是以“民主建国”为基本纲领。钱穆先生正是在这一特定语境中提出自身的儒家政治论和法治论的。

   其三,私人建言。“其有回就国情,则以党义为限断,区区所论,三俱无当,谥曰‘私言’,亦识其实。”这就解释了钱穆所论为何谓之“私言”。钱穆先生终究是书生,无意于在政治变革之际组党参政或参党议政,而是更加重视基础性的文化建设与面向国民的文化教育。在文化与政治的两极之间,钱穆先生的文化本位取向是一贯和坚定的。这种立场,越是在风云际会的政治变动时刻越难能可贵。钱穆先生的政论文章相继在《东方杂志》和《思想与时代》发表,是以学论政,并不以为领袖采纳作为最高目标,而毋宁是一种完全没有政治依托的书生之见、一种纯粹的理论分析意见、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私人意见”。称为“私言”,有钱穆先生的谦逊品德所在,对其不擅长之事并不张扬,但又有其积极的儒家君子责任所在,面对秩序危局及人心浮动的现实,不得不发。与其同时代积极参政的梁漱溟等人相比,钱穆先生更有一种超脱于政党政治的学者客观立场和冷静的理性视角,议论政治但并不卷入政治。变动时刻,儒家立场内部本就可以有多种取向和选择,钱穆先生的“私言”虽未必轰动于一时或起到具体的政治塑造效果,但却是“历史时间”的戳记,无法抹消其对于文化、政法秩序的思考和建言的积极责任及闪烁其中的思想光芒。诚心论证,有了光芒,为人所见,历久弥新,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是“私言”了。

   其四,诚意对话。“风林之下,难觅静枝,急湍所泻,无遇止水,率本所学,吐其胸臆,邦有君子,当不悯笑。”钱穆先生的政论有其尺度和依据,一方面他充分意识到当时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潮和政党力量的严重冲突,所谓“风林”“急流”,另一方面则坚持以“率本所学”据理平议,姿态虽低,但不卑不亢,自许固存,但对话诚意隐伏其中。抗战后期,和平建国成为各方诉求,但以谁为主的“主权/制宪权”问题悬而未决。民主派人士如梁漱溟等对促成国共和谈以及输入第三方调节性制宪力量颇有热情和期待,但钱穆却保持着一种特别的政治清醒和学术独立的立场,诉求对话但不苛求,以文化建设面向国民,并不追求一时的政治参与和具体成就。

   在上述背景和意图之下,钱穆先生的《政学私言》逐篇成就,陆续刊发,并最终结集成册,于1945年初版发行,后又经其本人增订扩充。从具体篇目来看,钱穆先生论及了政治法律秩序的若干基础性命题以及在当时语境下迫切需要辨析的理论性命题,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秩序法理,论述国家建构的法治原理,包括中国传统政治、五权宪法、道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法律观念、政治家风度等;其二为制度批评,论述国家建构的具体制度环节,包括选举与考试、元首制度、地方自治、首都、变更省区、农业国防、教育制度等;其三为宏观展望,论述对中国文化与政治走向的宏观判断与愿景,包括中国社会展望、中国前途、建国信望等。

   钱穆论法议政的视野和主题极其开阔丰富,可以做多维度的专题研究和评述。本文集中于《政学私言》中涉及法治与法律秩序的若干篇章,具体包括三个基本维度:其一,法治比较论,以《人治与法治》篇为主;其二,法律观念论,以《中国人之法律观念》篇为主;其三,法律制度论,以《法治新诠》篇为主。钱穆先生的法治论述以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研究为基础,内里贯穿一种坚韧的文化与制度自信,与通常的法学家以西方形式法治为基础和框架颇为不同。钱穆先生关于中国法治与法律秩序观的论述,不是一时之政论,而具有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即便在今天我们讨论全面依法治国的语境中,仍有其关乎文化与法治的真知灼见。

   二、人治还是法治?钱穆的法治比较论

   西法东渐伴随西学东渐而来,分享了一种自贬崇洋的学风和政风。钱穆先生在《政学私言》“自序”中早已指出,当时的学人与时人言必称“英美”或“马列”,唯独对中国传统政治与法制颇多全盘否定之论。其中,将中国法制定为“人治”,而将西方法律定为“法治”,以西方理论和制度模式作为法治(rule of law)的唯一标准,成为一时的理论风尚,甚至至今仍未有积极的反思和改观。钱穆先生在《人治与法治》开篇即点出问题之关键和要害:

   时贤率谓中国尚人治,西方尚法治,今主模拟西化,故于人治主义排斥唯恐不尽,于法治规模步趋唯恐不肖。

中国人治论,是民国学人尤其是西学背景人士的通论,一方面是基于西方学理对中国文化与制度的“东方主义”式批判,其结论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则基于救亡图存的改革意图伦理,宁愿歪曲历史和制度而达成激进改革之功效,所谓的“风林”与“急流”是也。西方人认定中国无“法治”,而只有“人治”,人治之下只有皇权专制、酷吏酷刑及民权遭受践踏蹂躏,因此推导出两项主张:其一,治外法权,外国人不能忍受中国的专制和酷法;其二,民主法治,要求中国进行政体革命,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法治体系。西方现代化历经百转千回,在自身的野蛮政制、杂乱法律及宗教纷争基础上终于开辟出民主法治的理性框架,并在殖民主义与全球化过程中展现强大的制度理性和规范性力量,对中国自有的文明、制度和法律秩序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变革压力。晚清以来的变法理论与实践即在这样的西方“泰山压顶”式压力之下,基于生存理性而仓促启动乃至狂飙突进。变法理论将西方现代化成就归于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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