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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小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更新时间:2021-08-14 09:59:50
作者: 岳小国  

   摘要:

   明清时期的武陵地区是古代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该地的社会治理对整个土司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社会治理的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王朝国家权力相关的制度体系;一是与土司地方文化、传统相关的社会组织系统。王朝任命的各级土司与土司的佐贰官共同构成了土司地区一套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土司、宗族大姓首领身份合二为一,土司制度和宗族制度对接,构成对民众日常生活控制的基础;地方神灵、国家信仰等,在身份认同及价值观念上向土司地区注入了王朝国家的背景,从而达到整合与教化民众的目的。可见,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变化是在王朝权力干预下完成的。因此,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也是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

   关键词:土司;社会治理模式;王朝权力;宗族组织;宗教信仰;

  

   在土司研究中,社会治理是近几年的一个热点。土司制度下的社会治理研究价值在于:一方面,作为地方管理体制,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开创了一种区域性的社会管理新模式,在行省之内,既有流官管辖的府、州、县,又有王朝间接统治的土司地区;另一方面,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构成封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这也是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这一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武陵地区位于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处,是明清时期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对武陵土司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可以反映土司制度运作的大致状况,亦可解释土司制度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存在、延续达600余年的原因。本文拟重点探讨武陵地区在推行土司制度之后,其内部的治理模式及状况,旨在进一步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武陵地区土司制度形成前的社会状况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制度。梳理该制度在武陵及西南地区产生的社会环境及其内生传统,对完整把握土司制度本身,以及土司时期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与效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武陵地区土司制度形成前的管理与运行做一简要阐述。

   土司制度之前的社会状况因土司形成途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国历史上土司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土司由地方政权过渡而来,它以湘西永顺土司为代表。永顺,“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1,永顺彭氏政权始于五代时期,至宋代成为“北江蛮酋最大者”2。元设土司制,十五世首领彭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3,“至正十一年四月,改升永顺安抚司为宣抚司”4。另一类土司由溪、峒等部落组织转化而来,如田万顷初为泊崖洞主。根据史料记载,元成宗即位初,泊崖洞田万顷等犯辰州,“朝廷尝讨降之。升泊崖为施溶州,以万顷知州事”5。就实力和影响而言,鄂西容美土司当属此类的重要代表。容米(系容美的古音)起初是一个不见史志的峒蛮部落,至清雍正时,“楚蜀各土司中,惟容美最为富强”6。显然,第二种类型更具普遍性,且与本研究更相关,为本部分关注的重点。

   武陵及其所在的西南地区在设立土司制度之前曾存在众多的部落组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7。部落间主要实行族外婚,唐代的“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8。族外婚为部落间联合、抵抗外来威胁创造了条件。部落内部巫术盛行,人们普遍畏鬼神。根据《五溪蛮图志》记载,苗人畏鬼神,“生苗为最甚。喜淫祀,疾病、兵战、出行、远归,皆有祀事”9。鬼巫信仰等原始宗教形式有助于部落内部的整合及部落事务的管理。早期的部落组织大多由氏族大姓构成。唐时的“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10,而松外蛮“尚数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凡数十姓,赵、杨、李、董为贵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长”11。后世(明清时期)作为强宗大姓的土司多产生于这类氏族部落组织。此外,部落间的争斗也有一定的组织和秩序。各部落“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刻木为契”12,“师行,人赍粮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为一营”,“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13。部落间在战斗时组织有序,其寓兵于民的特征一直延续并深刻影响到明清时期的土司。

   简而言之,在土司制度形成前,西南地区广泛存在的氏族部落组织及其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日常运行等表明,该区域具有形成土司制度的天然条件和内在传统,同时部落时期的组织结构及习俗也为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创造了重要条件,它形成了土司地区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系统的重要内容。

   二土司制度的建立与王朝权力的渗入

   进入明清时期,西南的部落组织逐渐被纳入王朝的管理体系,一些部落首领转变为王朝国家任命的土司。土司因与部落社会一脉相承,故而也被称作“土司部落”14,“今之土司,即昔之酋长”15。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土司制度,其显著变化有二:一是建立了土司职官体系,譬如,王朝统一设立土司职衔,并确定其品级,土司内部还自置佐贰官;二是土司司治场所的设立及职能部门的细分。在王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对衔号、等差均有详细规定,如清代的“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16,而且,“凡土官之职,皆给以号纸;土府、厅、州、县,则加以印”17。随着土司被纳入王朝的职官体系,朝贡等义务成为土司对王朝臣服的象征,土司地区由此“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18。王朝权力对土司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制度化的程序为土司管理地方事务提供了政治依据。土司还自设一些佐贰官,如总理、舍把、亲将、旗长等。其中,旗为武陵土司基层军政组织,“永顺各乡在土司时为五十八旗”,而福字一旗“系官土宗族”19。土司职官体系的建立,既彰显了土司在地方上的正统地位和政治声望,也有助于其区域社会的经营与管理。

   土司职官的体系化,客观上需要一个正式的司治场所。明宣宗时,施州卫忠路安抚司等上奏:“前元故土官子孙牟酋蛮等,各拥蛮民,久据谿峒,今就招抚,请设官司,授以职事。”20对招抚的酋蛮设立职官,以及建造司治官府成为当务之急,该建议很快得到明宣宗的批准。土司司治一般设在其辖区的核心地带,而且治所的地理空间有功能化分区。根据永顺土司城遗址分析,永顺土司曾建有宫殿、寝宫、寿宫、大将府等,明代土司的家族墓地位于其司治老司城东南郊,宗教区在南部。21邻近的鄂西唐崖土司遗址以衙署区和牌坊为中心展开布局,西部地势高亢处为高等级功能区,分布有土司宗庙区、墓葬区;东部地势较低处为一般的行政功能区或普通的居民院落;城址北部主要为军事区。22此外,唐崖土司还建有检阅台,以及关押、惩罚犯人的地牢和杀人台。司治在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封建王朝地方政权建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与延伸。王朝推行的大一统政策在土司地区体现为:土司权力的集中,以及土司地区在礼制、建筑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通过模仿的方式彰显国家权力及土司权威。譬如,土司衙署的建筑设计大量吸收和借鉴了内地京城的建筑风格,折射出内地文化中的王权思想和治国理念。23土司住所也以京师皇帝为参照,土司出行则前呼后拥,颇似督抚。土司在日常生活及礼仪方面注重学习、模仿中央王朝,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地方借助国家礼仪制造正统,往往使得国家礼仪重叠在地方习俗之上”24。具有集权特征的王朝权力在土司地区渗透或影响的结果,使得地处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制度性特征。同时,这类治理方式或手段借助国家礼仪或仪式,也增强了土司在民众中的权威性与认同感。土司权威或权力的加强和集中,使其俨然一个主宰地方生杀予夺大权的土皇帝,以至于“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25。

   概而言之,进入土司时期,武陵地区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治理体系:部落大姓首领确立为土司,简单的部落组织演变成较为复杂的土司组织机构;土司司治衙署的建立,改变了部落社会“无城壁,散为部落而居”26的状况,而且司治场所还有了功能分区;土司社会改变了部落时期“诸种蛮夷刚愎嗜杀,骨肉之间一言不合,则白刃相剸”27的状况,武陵土司地区不断接受中央王朝的文明、教化,并主动学习与模仿王朝礼仪;土司的职责与义务亦被明确下来。可见,从部落组织过渡到土司社会,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延伸与发展,而这种变化是在王朝权力通过其设置的土司制度干预下完成的。因此,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而且武陵土司地区还形成了一套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治理模式。

   三武陵土司地区社会治理的模式

   土司地区经历了从非政治性的部落到组织结构完备的政治实体,王朝权力也随之渗入。组织机构等制度体系的建立为土司施政和内部管理提供了依据与保障,这类治理方式与政府权力密切相关,是一种“次生型”治理模式。显然,土司地区还存在一种“原生型”治理或管理模式,它与地方传统相关。在国家权力影响较弱的土司地区,社会或文化因素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独特的治理领域或治理手段。换言之,土司社会的治理还需依靠另一种形式:社会组织系统。它由宗教、宗族组织,以及由血缘关系拓展的姻亲关系等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组成,与土司地区的制度体系共同构成土司社会治理的一种特有模式。

   (一)神灵信仰对地方社会的整合

   作为区域内的“官员”和宗族大姓首领,土司很重视传统的宗教祭祀活动,节庆礼仪等日常仪式,均率众参与。永顺土司曾建有祭祀五谷神的福民祠庙,“每年正月十五日传调合属军民于鱼渡街……亲临点阅后躬诣本庙参谒……一以祈当年之丰熟,二以祈合属之清安”28。土司建祠并率众祭祀五谷神,以祈祷区域内丰收与平安。这是武陵土司地区信仰实践的一个缩影。该区域宗教信仰有一个显著特征:多种宗教形式相混合,既有祖先神或地方神信仰,也有王朝国家正祀的英雄神祇,还有儒释道信仰。29这些信仰活动共同构成土司管理地方事务的一种重要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本部分区分和强调的民间信仰与国家信仰不是否认二者间的关联,事实上,国家信仰与民间信仰之间也存在重叠的成分,即它们之间的神祇可相互转换或是转变。

   1.祖先神崇拜

   武陵土司地区信奉的地方神灵主要有八部大王(神)、廪君及土王等。八部大王信仰主要集中于酉水流域。在该区域土家先民的传说中,有八位首领带领部族战胜河妖、守卫山寨,与中原王朝对抗。这八位首领因此成为后人心目中的祖先神,人们广建庙宇以纪念他们。永顺老司城内曾有一座八部大王庙,《永顺宣慰司志》中记载,“古设庙以祀八部大神,每年正月初一日,巫祀弑白水牛,以祀一年休祥”30。当地民众每年正月初一杀白水牛祀八部大神,以祈新年吉祥。根据《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祭八部大神”条目的解释:在祭祀八部大神时,人们分成若干排,由巫师(梯玛)带领,到指定地点汇合,军旗招展,军号齐鸣。祭祀中表演古代军事竞技,动作有升龙凤旗、列队、汇合、对阵、比武、过沟、夺长竿、登长竿等。31在这类祭祀八部大王的仪式中,大量融入了土司时期军事训演、竞技操演等内容,俨然一个土司主导下的盛大节日。因此,湘西民间存在一种看法:八部大王本身就是土司册封的神灵,土司还为他们建立了庙宇。土司借册封、祭祀八部大神,既展示了军威和实力,也凝聚了人心。也有学者认为,溪州在进入土司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八部大王祖先崇拜便开始与具有强烈地缘和政治色彩的土司信仰相融合。32这类观点未必真实可信,但其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八部大神既是区域神,也是深受当地人敬仰的祖先神。而且由于土司的推动,八部大王信仰在民间与土王(司)崇拜产生了关联。

   与酉水流域的八部大王信仰类似,廪君系鄂西清江流域民众心目中的祖先神。传说中,廪君由该区域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等“共立为君”,后逐步发展势力,影响力遍及鄂西、川东等地,成为当地传说中的先祖。33

八部大王与廪君的事迹年代久远,后人将其视为各自区域的始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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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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