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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纯:我在深圳的社交生活

更新时间:2021-08-09 11:02:42
作者: 陈纯  


大约是九年前,我去北京访学一个月回到广州,和邓伟生老师说起那边的氛围,“几乎遇到的每个人都和我聊政治哲学”。他说,这氛围有点不正常。我以为他要说不该聊得那么沉重,该谈点日常生活什么的,谁知他凝神望着空中,说,形而上学才是第一哲学嘛,怎么都聊政治哲学呢?


2012年暑假,我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之下,回到了生活二十年的深圳。那时我的博士课程早已修完,助教课程也刚结束,我把资料打包收拾好,回家里写毕业论文。读了两三个月文献以后,我在长辈的介绍下认识了阿朗,他是我父亲朋友的儿子,比我年龄稍长,在新西兰工作多年以后回到深圳,还没结婚。


有人以为我是深二代,在深圳必然有去不完的饭局和酒局,毕竟从小到大的同学都在这边。这真是天大的误会。首先我有不少以前的同学已经不在深圳。这里面分四种情况,一种是移民到了国外,主要是澳洲和加拿大,去过“好山好水好寂寞”的生活。另一种是去了别的城市发展,以北京上海居多,因为有的行业,比如传媒、学术、教育、医疗,在深圳不一定能获得最好的前程。还有一种是不太喜欢深圳的氛围,选择去一个小众城市生活的,比如我的小学同学辛瑶遥,已经在景德镇做陶瓷十年,现在是蜚声海外的艺术家;初中同学楚琳,一次旅行去了拉萨,从此在那生活数年。 


最后一种不多见:某些我小时候的玩伴,在后来人生的某个阶段,突然就决定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乡,不在这个自己长大的地方呆了。每个深二代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同学,他们读完初中就不读了,要么早早地出去“揾食”,要么稀里糊涂过了几年再开始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如果父母有些家底,那他们的日子还不一定会过得糟糕,但倘若家境比较惨淡,那只能凭他们自己的运气和读书以外的本事了。其中一些被“淘汰出局”,也是意料之中。 


我不能说离开的那些同窗恰好就是跟我玩得好的,但我一年里确实没动过几次想和老同学聚一聚的念头,这更有可能是因为我以前玩得来的同学也很少。这个情况很好解释,那就是“不合群”、“长得寒碜”、“嘴不甜”这三样我几乎全占。要说我的才华得不到同学的赏识,那也很牵强,毕竟我不觉得那时的自己有什么才华。事实上,那些愿意搭理我的同学才是人中菩萨,他们本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学”的精神在我身上挖掘长处,就这样还有几个被我气走了。 


回来九年去过两次同学会,第一次是高三同学聚会,去的几乎都是女生,聊奶粉和尿片,实在插不上话;第二次大学同学聚会,本来气氛颇为融洽,但有一位觉得自己赚了很多钱的同学一直抢麦克风,给自己开的公司打广告。从此我屏蔽了一切同学聚会的通知。那些还有联系的男性同窗,正值孩子最需要陪伴的时期,一有时间也是花在家人身上,即便偶尔想要找人喝酒吐苦水,也甚少会想到我这个住在空中楼阁的人。


刚回深圳那会儿我就预知了自己和故交的状态会是这样,所以早就想好了:如果我还想要有任何社交的话,那只能厚着脸皮去重新认识朋友。阿朗的及时出现,帮我省掉了好多脸皮。这倒不是说我跟他本人玩得有多好,而是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网络。现在的海归圈是什么样的生态我不太了解,但2012年的时候,这个圈子的活动可以用“层出不穷”来形容。我一度觉得,这里面没有诞生几部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小说,是深圳文化人的失职。


海归圈里面,外来人才和深二代的比例,大约一半一半。两边没有各自抱团,而是以职业、兴趣、人际关系,形成一个个小团体,里面不是海归的人也很多,但他们有另一些可以拿得上台面的标签,比如“博士”或“富二代”。阿朗的群都是他回国以后通过各种方式认识的朋友,里面的人参加社交活动的目的相当明确,那就是找对象。有一位情急之下还说过这样的话:“深圳单身比例这么高,深圳市政府是要负责任的!”


其中也有一些是想结交人脉方便搞钱的,但并不是主流,跟现在不太一样。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留日回来的博士,形象很到位,还上过《非诚勿扰》,他就是这样的例外。就我跟他打交道的短短一两年,他就做过婚庆、环保设备、美式口语,每次都是摊子铺得太大,资金或其他环节跟不上,潦草收场。他以为我是那种有钱亲戚多得数不过来的深二代,做环保设备那会儿找过我,极力劝我拉亲戚给他投资,说发达以后一定资助学术事业的发展。我当时就觉得他背景调查做得这么糟,画大饼的功夫这么差,要成功应该是有点难度的。


要找对象的那些人,几乎每一两周就会参加一次圈内组织的活动,阿朗对一个很爱组织活动的女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两个群经常联谊。有两个场地是我们常去的,一个是大剧院那边的一个酒馆,老板是留法回来的海归,在法国买下了一个酒庄,还获得过“骑士”的封号。他平时闲着无事,喜欢邀我们去玩,把会议室重新收拾一下,用投影仪放文艺片,偶尔撺掇我们开一两瓶起泡酒。另一个同样是卖红酒的,只是店面没有那么大,中间有一张长桌,我怀疑主要用来玩狼人杀。他喜欢听我讲一些学术和思想一类的话题,让我把读书会开在他那里,他给我们供应茶水点心,分文不收。


我明白社交生活对我的意义:我不需要倾诉什么烦恼,但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和一些朋友见见面,聊点什么,或者一起做点什么,如此我不至孤独成疾。海归圈的朋友渐次结婚以后,我和他们也便疏远了。有两三年,“阿瓦隆”成为我社交生活的纽带。每周六下午,或周日下午,在南园路的92°咖啡,我们一杀就是四五个小时,有人甚至从龙岗坐长途车过来。同样地,我们聚得越来越少,原因是里面结婚的朋友逐渐多起来,还有两个互相看对眼了,直接领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过群体生活,为的是最终过上二人世界。这倒也没什么错。


即便那些深圳的朋友都没有结婚,我和他们的来往,也不能满足我对人与人交往的全部需要。我不想总是躲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阅读和写作,也不希望好难得出去一趟,谈论的话题却仅限于和异性、家庭和工作。在《存在主义咖啡馆》里有这样的描写,让我心驰神往:“很多年里,萨特和波伏娃都住在圣日耳曼区的廉价旅馆里,并成天在比没有暖气的旅馆房间暖和的咖啡馆里写作。他们最中意的花神咖啡馆、双偶咖啡馆和拿破仑酒吧,全都集中在圣日耳曼大道和波拿巴大街之间的拐角。花神咖啡馆是最棒的,因为当聒噪的记者或过路客太烦扰时,老板有时候会让他们去楼上的私人房间里工作。不过,他们也喜欢楼下那些充满生气的桌子,至少早期的时候是这样:因为萨特喜欢在嘈杂和喧闹的公共场所工作。他和波伏娃会‘上朝’,同很多朋友、同事、艺术家、作家、学生和恋人侃侃而谈,每个人都抽着香烟或烟斗,一边吞云吐雾,一边七嘴八舌地说话。”


2014年初,我听说刘擎老师要在周保松老师家的“犁典沙龙”上分享他那篇《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特意从罗湖口岸过去,坐港铁到“大学站”,又由一位艺术家打扮的司机搭载,兜兜转转地上了山。当天慈继伟先生、周濂老师、滕彪兄都在场,就在那几十平方的客厅,爆发了激烈的思想碰撞。那是我梦寐以求的社交活动的样子,可一而不可再:我们通过在私人空间中运用公共理性,随时随地地让公共性“当下呈现”。


黄律还没有去日本前那几年,经常会从香港过深圳来找我。他是在外所工作,并不直接与政治哲学相关,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那些问题的思考。我记得他有好几次约我吃八合里,说深圳的牛肉火锅比香港的好吃,还说香港是个物质主义过度泛滥的城市,他在那里也找不到人聊这样的话题。等我将周保松老师介绍给他的时候,他已经快要离开了。我是那种不把文章以外的观点太当一回事的人,所以当面或网上聊天,只要对方的观点不太过分,我都不想争辩太多。但他和我不同,即便是聊天,他也会在一些细节上极其较真,为此不惜让人不快。我们见面,往往是他说得多我说得少。他有太多的思考需要表达,但碍于自己的身份,不能轻易形诸笔墨,而我对于自身还没成熟的想法,总是羞于启齿,这反倒让我们相处愉快。


黄律去日本前后的一两年,贾葭兄和邹思聪前后脚也来了深圳,机缘巧合之下,我还认识了金心异老师,这使得我的社交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变。贾葭兄在境内外几家头部媒体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还是“腾讯大家”的创始人,他不做媒体人以后,一方面开起了移民公司,实践他“早发早移”、“早移早发”的宗旨,另一方面,他做起了更细致的历史学研究,前两年还出版了《摩登中华》一书。邹思聪与我相识多年,还曾经是我在端的编辑,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大概也不会走上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不归路,那本《自由主义的重生与政治德性》就更不可能出版了。他在香港读书工作多年以后,似乎觉得深圳是一个更有回旋空间的城市,于是来此地工作,如此我们才得以见第一次面。


金心异老师,是有名的“深圳三剑客”之一,研究深圳产业发展的专家,但在李宁引介之前,我并不了解。第一次见面以后,他私下与我讨论康德与罗尔斯,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与我不谋而合: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哲学家还是康德。金老师做过市人大代表,但他是不折不扣的深圳民间思想家,深圳政府部门的人对他是又敬又怕,怕他不动声色就把一些政策给批判一番。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燃起我对做“深圳研究”的热情,让我意识到自身的经历和理论储备,都与这个我在其中长大的城市有着紧密的联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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