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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美国行为的根源——出自政治史学的观察

更新时间:2021-08-09 09:26:44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并且只凭靠道德和善行就能无往不利。(《大外交》,页774)

  

   如果美国是“只凭靠道德和善行”而“无往不利”的话,按照基辛格的政治言辞,那人们就得说,美国凭靠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道德和善行”。既然如此,如果人们在今天说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那么,这场竞争就并非仅仅关乎科技和经济进步,而是更关乎国家的政治德性品质。因此,若要真正认识美国的“道德和善行”,人们就得搞清楚,美国的政治成长如何把马基雅维利之道与自由民主理念结合在一起。

  

   ▍二、太平洋东岸的行为特征

  

   既然基辛格说,“美国的经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我们就有必要认识美国人所相信的“美国经验”的历史特征。

  

   基辛格的《大外交》既是一部现代世界政治史,又是一部美国政治史,两者紧密地交融在一起。人们不难看到,基辛格以描述美国在二战后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开篇(第1章),继而描述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和伍德罗·威尔逊(1856 - 192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如何致力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第2章),然后才回到十六世纪,从西方基督教欧洲形成均势的时代讲起(第3章以降),沿着世界现代史的时间脉络一直讲到“冷战”结束。

  

   虽然美国在十八世纪才立国,但基辛格把“美国秩序”放到了现代世界的大历史中来看待,而十六世纪正是古老的中国与现代时刻错失相遇之机的历史时刻。历史社会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非常著名,他在开篇就说,十六世纪时还“根本看不出”欧洲必然会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

   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和更优越。[29]

  

   然而,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基督教欧洲越来越比中国先进和优越。肯尼迪讲述了五百年来世界历史中的大国兴衰,中国在其中几乎没有占据值得一提的位置——即便讲到了二十世纪,肯尼迪也没有给中国抵抗日本入侵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哪怕一个小节的篇幅。在记叙日本以“一种极为独特的风格”“对现状发起挑战”的小节中,肯尼迪仅仅从日本的角度提到中国的抗日战争,篇幅不足两页(《大国的兴衰》,页378-379)。对长达三年的朝鲜半岛战争,肯尼迪也差不多是一笔带过——他甚至说,“由于不使用原子弹,美国人被迫进行了一场类似1914-1918年的堑壕战”(《大国的兴衰》,页474)。似乎美国若动用了原子弹,就会干净利索地赢得这场战争。在肯尼迪笔下,基督教欧洲崛起的晚近五百年历史充分证明,马基雅维利之道行之有效,它涤除了古老的文明中国在德性上的“先进”和“优越”。

  

   从1898年到1919年的二十年间,是美国崛起的时刻,也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得以定型的历史时刻,这时的美国甚至出现了平民主义的进步运动。[30]但要真正认识美国的这一历史时刻,还得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认识两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后者年长前者两岁,他们是同时代人,并曾竞争总统职位。

  

   西奥多·罗斯福的言与行

  

   荷兰裔美国人西奥多·罗斯福比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小18岁,却比马汉早八年发表了关于现代海军史的专著《1812年的海战史》(History of the Naval War of 1812,1882),时年他才24岁。当时,结束“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商界人士急于获得海外市场,但一些政治人担心,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会导致与欧洲大国冲突。[31]针对这类担忧,西奥多·罗斯福的这部少壮之作发出血气方刚的“军国主义呼吁”,主张美国应该大力扩建海军,为海外商业扩张护航,引来“如潮好评”。西奥多·罗斯福一生出版了18部书,每一部都多次再版,尤以这部军国主义性质的书“再版次数最多、获评价最高”,而且成了数代美国政治人的教科书。[32]

  

   七年后,已经30岁出头的西奥多·罗斯福开始陆续发表四卷本史著《赢取西部》(The Winning of the West,1889 - 1896),从1774年丹尼尔·布恩翻越阿里根尼山脉写起,一直写到1836年克罗克特在得克萨斯的阿拉莫去世为止。西奥多·罗斯福“以他自己在前线战斗的经验为基础,用到了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所有资料,充分发挥了他个人的创造力”,津津乐道地“展示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时所使用的军事装备”。此书同样获得巨大成功,西奥多·罗斯福甚至因此赢得了“乔治·班克罗夫特的继承者”声誉,为后来被推选为美国史学家协会主席打下了基础,而此书与《1812年的海战史》一样,“都在鼓吹美国做好战争准备”。[33]

  

   西奥多·罗斯福相信,美国的扩张是“上帝赋予这个国家必然的道德使命”,这让他对未来的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深信不疑,并“决心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34]历史给他提供了机运:1897年,威廉·麦金莱总统(1843 - 1901)任命西奥多·罗斯福为海军部副部长。“新官上任才仅一周”,西奥多·罗斯福就提醒总统可能出现“古巴危机”,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一个“最热情的扩张主义者”圈子的念头传输给总统。这个圈子中“既有参议员、众议院代表,海陆军官员,也有作家、律师、科学家及社会名流”,他们相信“美国有权且有义务扩张到整个北美大陆”,并“武力解放古巴,吞并夏威夷,让星条旗在整个西半球升起”(莫里斯,《领袖的崛起》,页564 - 565)。半年后,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正式提交了入侵古巴的作战计划。

  

   西奥多·罗斯福主导的“美西战争”开启了美国崛起的历史时刻。出任美国总统(1901)后,他首先致力取得对西半球——拉丁美洲的支配权。在1904年底的一次国会演说(12月6日)中他宣称,“坚持门罗主义的美国不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都可能被迫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这是“门罗主义的必然推论”。其实,在提出这一“推论”之前,他“已先有行动”:1902年,他迫使海地解决与欧洲各银行的贷款问题,1903年,他“煽动巴拿马动乱,使之成为全面叛乱”(基辛格,《大外交》,页22)。

  

   西奥多·罗斯福为实现美国梦而肆意霸凌美洲邻国,“激怒了西半球的许多人”(艾利森,《注定一战》,页152-153)。不仅如此,为了压制掌握世界霸权的英国和正在崛起的俄国,西奥多·罗斯福还积极涉足东亚。1905年7月,在西奥多·罗斯福授意下,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威廉·塔夫脱(1857 - 1930)在东京与武士出身的日本首相桂太郎(1848-1913)交换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桂太郎-塔夫脱密约》),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占取菲律宾和朝鲜。

  

   两个月后(9月),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撮合下,日本与俄国在美国的海军基地朴次茅斯签署终战和约,结束了双方为争夺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打了一年半的战争——史称“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想统治朝鲜的欲望所引发,然后通过入侵朝鲜而肇始……最终发展为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35]在基辛格眼里,这份条约堪称“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因为它“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西奥多·罗斯福因此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世界秩序》,页329)。作为康德的信徒,基辛格闭口不提,正是凭靠这份条约,日本吞并了朝鲜王国。

  

   美国著名军史作家米勒特写道:

   1882年美国和朝鲜签订第一个条约时提出在朝鲜设立“友好机构”,“如果其他列强不公正对待或压迫朝鲜”,美国就向朝鲜提供帮助。但直到1945年9月,接着在1950年6月,当其他国家计划吞并朝鲜时,美国才甘冒风险,迎接挑战。[36]

  

   米勒特羞于指出美国的虚伪,竟然帮助日本“不公正对待或压迫朝鲜”。但译文漏掉(或出版社为了顾及中美关系删掉)了随后一句——在朝鲜人眼里,

   朝鲜历史上最大的美国坏蛋是西奥多·罗斯福,他因满足日本1905年在朝鲜扩张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则不应该忘记,西奥多·罗斯福不仅认可了日本吞并朝鲜王国,还鼓励日本吞并我国的东北。日本决心与俄国开战,不仅意在吞并朝鲜,还觊觎我国东北,否则,即便夺取了朝鲜半岛,仍然没有打通向北扩张之路。西奥多·罗斯福懂得日本的心思,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往往把朝鲜问题和中国东北问题相提并论”,“屡次向日本提及,日本应控制满洲的一部分”,至少在南满“获取立足点,并在那里保持一个相对不受挑战的地位”,否则即便占有朝鲜半岛,也不可能实现对俄国的遏制。[37]

  

   西奥多·罗斯福因促成日本与俄国签署朴次茅斯终战和约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基辛格眼里,这并不是对现代西方的“和平”理念的一大讽刺。毋宁说,它证明了马基雅维利之道的正确。事实上,日俄战争结束不到五年,美国当时的著名军史学家科贝特(1854 – 1922)就着手从军事战略和战术角度撰写日俄战争史,以此总结历史经验,十年内成书两大卷,与西奥多·罗斯福《1812年的海战史》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38]

  

   西奥多·罗斯福相信,“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因此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世界秩序》,页325 - 326)。这无异于承认,西奥多·罗斯福致力于建立势力均衡的出发点是损人利己,而且不择手段。按如今美国民调排名,西奥多·罗斯福的历史声誉仅次于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位居前四。据说,“他使美国人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让美国成了世界一流强国”(黄砥中,页2)。美国教育家为青少年撰写通俗版的西奥多·罗斯福传时,只字不提他的帝国主义面目;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引进这样的教本,用作高中生中英对照课外读物,我们的青少年自然也看不到这样的面目。[39]

  

   西奥多·罗斯福奉行马基雅维利之道,因为这符合他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冲动与情感,而他对上帝的虔诚同样毋庸置疑。

   在罗斯福看来,上帝已经在呼吁美国担负起西方文明守护者和传道者的角色,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扩张”文明的使命下,罗斯福还扩大了美利坚帝国的版图,这让其全球竞争对手心神不安。(艾利森,《注定一战》,页140)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虔敬的上帝信仰的奇妙结合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费解,但按吉本(1737 - 1794)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描述,这是一种与西方的人性一样久远的现象:

人的思想若顽固地死抓住一个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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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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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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