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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杉:大众高等教育再认识:农家子弟还能从中获得什么?

更新时间:2021-08-08 17:08:47
作者: 刘云杉  
即教育的筛选功能遮蔽了教育的培育功能,文凭的符号资本特征重新定义教育尤其是优质的教育为“位置性商品”。

   位置性商品的关键在于稀缺性,“物以稀为贵”能准确地揭示其价值。然而,大众高等教育———昔日的“奢侈品”变成今天的“必需品”,“稀缺”受到了挑战: 参与者众多,获益者甚少,文凭作为能力识别标志、身份识别符号以及市场交易货币,却在不断膨胀中迅速贬值,即文凭的权威性与交易性日渐下降。高等教育的大门向多数人敞开,但通向人们所期待的位置的却是一道窄门。

   在西方,尽管大众高等教育仅为日趋减少的少数学生提供中产阶级的职业前景,然而,高等教育的需求未有下降的迹象,因为人们对教育的期待调整了,它可以帮助毕业生免于长期失业,或者免于陷入低收入、低技能的困境中。更准确地说,投资第三级教育已是一项“防御性”的支出( defensive expenditure) ,尤其是对于那些无缘精英大学的学生。瑟罗( Thurow) 和卢卡斯( Lucas) 指出:教育成为一项明智的投资,并非因为它提高个人的收入,而是基于这样的博弈: 别人接受了教育而你没有,那么你的收入会很低; 而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使你的收入比未接受相应教育的人高一些[7]97。请注意,在论述中,积极、主动的“投资”转换成了明智的、权衡中的“开支”。在我国当下,作为防御性支出的大众高等教育因为独特的筛选逻辑,呈现教育投资的军备竞赛与“过度教育”之势。

   回到别无选择的教育投资者,魔法如何才能不消失? 追逐大众教育中的精英教育,即具有更好声誉资本、符号价值的名牌大学。教育筛选的逻辑变为“过剩与匮乏”的奇妙结合,要维持奢侈品的尊贵性,前提就是稀缺; 而此稀缺已非条件的匮乏、资源的匮乏,而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匮乏”。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过剩”意味着供给充足,门槛降低,方便人参与; “匮乏”决定价值尊贵,诱惑人追逐。“过剩”与“匮乏”这两种力量推动教育投资的“军备竞赛”: “过剩”与“丰裕”已经把“匮乏”与“稀缺”逼到了尽头,扩招驱动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再将蛋糕迅速做大后,又迅速做烂———文凭的符号价值不再体现为“有”与“无”的差异,而是移位于“多”与“少”、“高”与“低”等差别上,它要求优胜者付出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当然,对投资教育者及其家庭亦有支持更长时间、更昂贵的教育投入的经济要求与心智要求。

   大众高等教育在此,防御性开支已成消极策略,即防止更坏的结果,教育并未允诺“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受益”,而是转为“若不参与,立即出局”。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资格要求,更多更高的教育成为一种柔性的强制[8]。大众与精英,过剩与匮乏互为表里,表层的民主开放,实质的封闭与排斥,教育筛选呈现出一种开放中的垄断、提升中的排斥的诡异特征,让受教育者迷惑其中,难以自拔。

   我们该从这场昂贵且虚妄的教育军备竞赛中清醒了,回归教育根本,即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新的调整,尤其是1999年扩招后“专升本”的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将再次转型,成为高级别的职业教育院校1。从追逐虚妄的教育符号,到切实的技能培训,农家子弟看似能从具体的技术、技能习得中获益。果真如此吗?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大众高等教育所身处的世界究竟发生着哪些变化? 高等教育又做何回应?

  

   三、从后工业到后福特: 人力资本还是人格资本?

  

   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型是晚期现代性诸多转型之一种,这一时期,教育的重点不再仅从生产维度来定义人,即人力资本; 而是从转型的文化、社会来定义人,教育的重点不在于生产物或物的生产者,而在于探究、尝试、创造塑造人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即人格资本。

   这一转型可以概括为三组特征: 其一,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它包括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全球经济的出现,信息技术与网络经济的兴起。其二,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包括消费主义的增强,后物质主义的兴起,决定社会身份的首要因素不再是阶级决定的生活机会,而是个体的生活风格; 其三,一些过程性现象,包括组织结构的变化,也包括就业模式的变化,既关联经济领域中的“工作”,也涵盖社会领域中的“生活( 或人生) ”[2]92。第一组更多概括为后工业主义,而第二组有更浓郁的后福特主义的特征,晚期现代性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特征与样态。

   学界首先用后工业主义( Post industrialism) 来理解转型,后工业主义是技术变革决定论,它强调的是经济与技术的变化,如同20世纪中期的石油、维多利亚时期的煤与钢铁一般,知识尤其是信息技术是晚期现代社会的核心动力,而社会变革是从属的。因此,在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之间被视为有线性发展的关系[9]。更晚近,后福特主义( Post Fordism) 替代了后工业主义,成为学术热词,词语的变化揭示变革的核心已经从技术与经济决定论移步于社会与制度的转型———社会图式发生了突变。鲍曼用描绘液体与气体的“流动性”来模拟晚期现代性的状态,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它是一种“流动”“溢出”“渗漏”“滴落”“涌流”,千姿百态,不一而足。它是对一切固定与传统的侵蚀与瓦解,这一时期,“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生活政治”[10]。

   后福特主义针对的是福特主义,用鲍曼的术语,可谓轻灵的现代性与沉重的现代性之别,福特主义是沉重的、庞大的、固态的、系统的现代性,福特主义的特征可概括为两点: 其一,在生产方式上,福特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 其二,在生产组织上是韦伯的科层组织。这是一种大量占有的现代性,一种“大就是力量,多就是成功”的现代性[10]178。后福特主义指向一系列“抛弃”的聚合: 无差异的规模生产被抛弃了,线性的职业生涯被抛弃了,层级化的、安然有序的社会结构被抛弃了,甚至受传统因素决定的个人身份也被抛弃了。这一系列的“抛弃”是政治、社会和文化规范变化的结果,后福特主义更多强调社会与文化现象而非局限于经济范畴[9]。后福特主义并非福特主义的线性发展,而是与福特范式的决裂[2]91。

   更进一步说,随着软件资本主义和轻快( light) 现代性的出现,“高”附加值替代了“大”规模生产,福特模式下的大规模、大批量已经成为低能与低薪的代名词。随着低技能生产转变为高技能社会,在“小”“快”“新”的价值主导下,高技术、高技能与高附加值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经济的主体已为灵活的生产体系、利基市场、高附加值产业等主导。技术创新、知识应用与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过去以职业保障和个人晋升为特征的科层组织,正被“灵活”“后科层”或“后现代”的组织所取代,科层范式转变为弹性范式。工作者更多立足于市场而非层级森严的科层组织中,稳定的职业被“套装任务”所取代,个人生涯的“纵向”发展被“横向”适应所替代。今天的毕业生很难再以一个长时段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也很难再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机会定位于组织机构的稳定中。科恩形象地概括说,无论是谁,只要他的事业生涯的起点是从微软公司开始,他就根本不会知道自己事业生涯的终点在何处; 无论是谁,如果他的事业生涯的起点是从福特公司或雷诺公司开始,就几乎可以确定,他的事业生涯也就将在这同一个地方结束[10]182。

   我们今天的大众高等教育,还应该再为福特生产线培养人力资本吗? 罗伯特·赖希( RobertReich) 指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员分为三种,最后一种是资本主义日渐下沉的老步兵,他们被束缚于生产线上,或被束缚在更现代的工厂的计算机网络旁边、或像质检点之类的电子自动装置旁,他们是经济系统中牺牲最多、最可任意摆布和最可能更换的部分[11]17。这一类技能劳动者正在被迅速替换,因为“全部人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辛勤而高效地劳动,而其他人只得站在一边旁观,因为他们跟不上生产的快速步伐”[11]12。

   新转型的职业院校,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是明确的技能吗? 是定制化的人才订单吗?

   在后福特模式下,“灵活”是关键特征,它意味着工作不再能够得到保障,意味着任何职位都没有内在的稳定性,意味着短期合同、滚动合同与可续订合同成为常态1,意味着再投入时间和努力于专门的技能,希冀得到稳定收入这一旧的生活策略失去意义[11]147,意味着“生涯规划”已成为过去时。不仅是职业生涯,就其生活境遇、生活目标以及人生态度而言,“灵活”与“弹性”也成为策略; 也意味着传统的“人力资本”甚至是“经验资本”均受到挑战,“在传统的福特工厂中,工人永远是工人,不管他遵循什么样的轨迹。在今天的世界里,丧失一切的风险是永恒的。高等职员,专利技术的拥有者,完全可能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而变得不合格; 一旦公司破产或决定裁员,一个“具体的”工人就会丧失一切。最后,如果工人被永久地排斥在劳动力之外,并落入贫困与非社会化的恶性循环,那么,在个体生命的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第三种资本也会丧失”[12]。也在此“灵活”中,任何种类的知识、技巧和方法都会很快过时,因此,恰恰是“拒绝接受传统的知识”,拒绝遵守惯例,拒绝承受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智慧,在赢得效率和生产率的持续竞争中,被认为是制胜的规律。

   在新的组织模式下,工作机构结构扁平化,工作关系多为高赋权、高信任的人际互动,工作内容从固定的、标准化但又是片断的任务转变为专业化的、灵活的、多重技能的工作。相应,灵活的工作任务要求工作者成为具有多技能、高技能人才。菲利普·布朗( Phillip Brown) 等对就业市场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别于“人力资本”的“人格资本”这一概念,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自我、硬流通货币与软流通货币[13]。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内涵的不同呢?

   在自我层面,建构性的人格特征替代了先赋性的自我,在决定人的就业能力上,“你是谁”决定了“你能做什么”。个人的内在品质、社会网络决定了他可能的作为空间; 个人的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更是机构发展的重要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源。因此,对人的内在动机与能量的强调远甚于对片断的知识与狭窄的技能的掌握,更甚于对惯习与规则的尊重。个体时常面临这样的询问: “我是谁? 我的长处何在? 我做事的方法为何? 我归属于何处?”对高等教育的启示是: 在教育与职业的衔接处,决定性的因素不再是“你的专业是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在决定“你能做什么”上,“你是谁”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你学了什么”。在对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中,党员、学生干部以及各种奖励等荣誉性符号的价值远高于专业对口与专业成绩,因为前者能甄别出“你是谁”———强的成长动机,人群中的领导力以及优秀度[14]。

   在硬流通货币中,既包括传统的文凭,也包括工作经验,还包括一个人的特长。其一,经验的积累,强调个体经验的积累与建构,个体对自己生涯做出积极的规划,勇于做出选择与决策,并敢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人生叙事具有丰富的创造性与独特性。其二,特长的生成,个体应致力于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技能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社会与个人技能,这些技能不再是过去的专业教育或工作位置所镌刻、所批发的,而是个人主动发展建立的,惟“其能”———知识与技能具备不可重复性,“其人”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具有不可替代性。软流通货币的实质在于个人的可沟通性与可接受性,即对环境与人际的敏锐感知,灵活应对。其核心在于人际技能、相互的共处,以及愉悦安全的外貌、得体的衣着,乃至说话做事的风格等[13]。

在大众高等教育学生培养中,更多地强调“做人的能力”———意味着具有优秀的人际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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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anzhi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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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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