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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阳:在西方发现中国:论达拉斯·斯迈思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想象

更新时间:2021-08-06 11:41:07
作者: 盛阳  

   第二,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革命实践与理念的重塑。在回应为何回避正面评价新中国传播实践这一质疑时,斯迈思指出,即便《盲点》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而非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也不能说明他本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持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态度2。与这一表达看似相悖的是,斯迈思在《盲点》中并非毫不评价来自中国的传播思想和实践经验,反而多次引用《矛盾论》,并基于其中对文化政治的理论构想,发展出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传播思想。

   如何解释斯迈思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不置可否”和“深入洞察”之间游移?将这一问题置于立论的历史语境,就可以发现他的思想起点并非中国往何处去,而是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西方制度该何去何从等问题。这解释了斯迈思之所以没有系统评判中国,而是将全部理论矛头对准北美垄断资本主义的原因。

   他认为,正因为中国处于以西方为基点的时间序列的后半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会面临与北美同样的问题。北美广告业和传媒业塑造的“意识工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并未对中国展开全面压制,因此“中国的传播理论应该有自己的分析方法”2。斯迈思对中国传播实践的理论想象,建立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大众传播构建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这一历史现实之上。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视野,决定了斯迈思从西方现实和价值谱系定位中国革命实践及其理念的历史必然性。

   第三,东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其中包含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创新,蕴含了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潜力。斯迈思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仅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大众传播的社会建构功能是不彻底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如何被稳固地社会化生产,而不仅是临时的“心理操纵”等抽象过程。2如果在承认受众商品论的社会建构性的同时,认为受众商品论是对传播与意识形态的经济化约论,且将意识形态论与受众商品论并置,那么就是对其理论的误读。

   只要我们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导,从理论不同的政策指向,就可以体会两种认识论之间的差异:以受众商品论为基准,西方传播业的问题就是固有的结构性问题,传播政策最终指向改造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劳动分工,取消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如果将两论并置,西方传播业就存在结构性和观念能动性两个问题,传播政策不只导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也可以从话语政治切入,在此西方传播业危机只是“流动”的道德危机。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西方镜像

  

   汪晖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即“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9,是一种在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延续这一思路,对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如何在思想和政治经济改造中走向现代化这一问题的经验探索。

   但在斯迈思的传播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得到完整诠释与接纳。进入斯迈思理论建构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世界中的中国革命”提出的文化理论,尽管为提炼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播理论提供了思想动力,但更重要的是为他提供了组建思想的理论材料。

   尽管并非出于建构普遍主义的理论动机,斯迈思为有效阐释西方传播业的结构性症候,还是对中国革命思想展开了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名的普遍主义理论抽象。东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革命理论的片段,也是对中国传播实践的去历史化解读。

   但同时,建构以东方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普遍主义坐标系,为西方传播学的历史化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点。斯迈思断言,“现在需要挑战和重新检视欧洲传统,这亟需仰仗来自中国的经验”“基层的马克思主义源自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的阶级斗争”;运用“显而易见、真实可信的理论工具”分析、预测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首要任务2。这体现了斯迈思将中国理论再历史化的知识政治。斯迈思对中国解放的结构性意义及其潜在危机的有限认知,证明他并非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追随者,而是限定的毛泽东思想阐释者。在这个意义上,斯迈思对毛泽东思想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想象与建构,与英语世界将“Mao Zedong Thoughts”(毛泽东思想)经由本土化改造译介为“Maoism”(毛主义),似乎构成一种历史的思想互动10。

   即便如此,东方马克思主义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时的现实感及其蕴含的行动主义,却与中国革命思想的政治能动性遥相辉映。斯迈思对中国理论的西方化,远离了理论本身对“世界中的中国革命怎么办”的根本关切。但正是通过在西方重新发现中国,斯迈思完成了自己的传播思想建构,西方传播理论被重塑为直指资本主义症候的行动主义实践哲学。如果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始终存在走向“经学”和“诠释学”的建制化困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也易滑向亚当·斯密意义上政治经济分析之泥淖,斯迈思传播思想迥异于这一趋势的创造性、实践感和革命性,亟需在思想史的书写中确认。

   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解读,与其说体现了斯迈思传播思想在中国革命脉络中的不完整性,不如说其思想的完整性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识别。与其说斯迈思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存在想象和再建构,不如说斯迈思传播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西方镜像。正是站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节点,斯迈思才对革命理论新的结构与形势做出新的阐发。

  

   六、余论

  

   在当代思想史的书写中,斯迈思传播思想的中国元素非但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反而在理论的实际应用和阐发中被盲点化了。这导致对理论建构最初的实践面向、历史主义实质和普遍主义尝试等议题的探讨被严重削弱。本文并非在斯迈思与中国革命思想之间建立本质主义的历史关联,而是试图以斯迈思在西方语境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化建构———东方马克思主义———为标本,重新定位新中国传播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奠基和建构中的历史意义。

   重读斯迈思传播思想中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斯迈思与中国革命思想在这一特定理论表述中的关系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后革命时代被思想界普遍历史化解读时11,有必要重新分析斯迈思如何通过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对西方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了从实践到理念的普遍主义勾连。基于中国传播实践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想象,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民族主义。在西方发现中国,是有别于北美主流论说的另类传播理论建构,也是斯迈思“以中国为方法”最早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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