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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

更新时间:2021-08-04 22:18:51
作者: 张维迎 (进入专栏)  

   经济增长是一个新现象

  

   对人类来说,经济增长是个非常新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人类已有250万年的历史,即便从智人算起也有20万年历史,而经济增长只有250年历史,相对于250万年为万分之一,相对于20万年也仅有千分之一点二五,确实很短。工业革命之前,不增长是常态,增长是非常态,人们不会谈论与增长相关的话题,更不会因为经济停滞而着急。

  

   在进入文明史的数千年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不要说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数代人之间也没有太大差别。18世纪初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并不比罗马帝国时代好多少,平均寿命也没有超过古罗马人的平均寿命。就中国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时期好多少,真正显著的经济增长,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过去40年发生的事情。

  

   但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均匀现象。伴随经济增长的出现,各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也越来越大。1500年时,从全世界看,人均GDP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但是从1820年开始,差距逐步扩大。到2000年时,最富有国家的人均GDP是最贫穷国家的上百倍。人均GDP最高的是西欧各国和文化制度同源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而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被称为“大分流”。这种大分流可以用人口数和GDP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描述。1820年之前,这个相关系数基本都接近于1,也就是说,人口大国基本上就等于经济大国。1820年的相关系数仍然达到0.9423,但此后这个系数开始迅速下降:1870年为0.6393,1913年为0.3404,1950年为0.1554,1973年为0.148。也就是说,到1973年的时候,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人口大国可能是经济小国,而人口小国可能是经济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当时占世界的20%,但GDP规模排在十三四位以外。只是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两个十年间,随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大分流也在80年代末被大融合所取代。人口数和GDP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2003年上升到0.5185。

  

   人类有好奇心,看到这种大增长和大分流,就想提供解释。总结起来,学者们提供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地理决定论:一国的经济增长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拥有的资源决定。其代表人物早期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最近几十年有历史学界的加州学派、生物地理学家賈德·梅森·戴蒙德(Jared Diamond)、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等。第二类是人种决定论:经济增长决定于人的智力,不同人种之间智力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差异。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第三类是文化决定论:宗教信仰、价值观、伦理等文化因素决定经济增长。其最著名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他认为新教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增长。第四类是制度决定论: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特别地,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有利于经济发展,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不利于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持有的观点,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诺斯、达隆·阿齐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我自己也持有这种观点。特别地,我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制度的作用。朝鲜和韩国原本是一个国家,“二战”刚结束时,面临的情况很接近,但经过几十年发展以后,两个国家完全不同。

  

   容易带来误导的两大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学家也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关注制度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时候,关注的主要是技术性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划为两大类:一类是存量,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另一类是流量,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些概念都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供给侧思维,另一种是需求侧思维。第一种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第二种属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增长理论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Solow)于1956年创立。他在1957年又做了经验研究,解密美国在1900年-1950年这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源于哪些因素。之后经过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完善,他的理论就成为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整个经济被当作一个“生产函数”:生产要素投入是自变量,产出是因变量(一般用GDP来衡量)。技术存量决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同样的要素投入,技术越先进,总产出越高。最简单的生产函数只包括劳动和资本两种投入。遵循新古典范式,索罗假定经济具有不变规模报酬的特征,劳动和资本各自贡献的份额加起来就等于1,实际增长超出1的部分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缩写为TFP)。这样,比如说,如果劳动力投入和资本各增加1%,由要素投入导致的增长就是1%。如果实际产出增加了3%,那超出的2%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索罗1957的研究发现:美国在20世纪前50年的增长,将近80%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有20%来自资本和劳动的贡献。

  

   这里,有必要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做点说明。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用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因而是一个剩余量,即回归分析中的残差。如果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些其他投入变量(如土地、矿产资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降低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总是处于当下最有效的均衡状态。在此假定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一定来自于技术进步。但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经济并不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新古典增长模型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既可能来自于技术进步,也可能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很重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很大,主要是来自我后面讲的企业家套利活动导致的配置效率的改进,来自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新古典增长模型在解释增长中占有主流地位,经济学家用这个模型度量了几乎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情况。我这里举几个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王小鲁、樊纲、刘鹏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他们发现:在1953年—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中国GDP平均年增长6.15%,其中2.66%来自资本投入的增加,1.71%来来自劳动投入的增加,只有1.78%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占比不到29%。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无论哪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都大幅上升。比如1999年—2007年间,中国GDP平均年增长9.72%,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4.1%,占到整个贡献的42%。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Perkins)和匹兹堡大学的托马斯•拉斯基(Thomas.G.Rawski)也曾对中国1952年-200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过分析(2008年)。从他们的研究结果看,1952-197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占11%,其中1957-1978年的2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负的(-13%),也就是说,产出增长远低于投入增长,说明配置效率降低了。但改革开放之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都是正的,而且相当高。尤其在1990年—1995年这段时间,经济增长的57.3%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巨大的进步。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教授2012年的研究发现,在1952年—1978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按人均GDP算)的贡献是-72.03%,而人力资本的贡献达52.25%,按单位产出计算的资本的贡献是116.15%,劳动参与的贡献是3.63%。这意味虽然资本的投入非常大,但由于生产效率的降低,资源浪费严重,并没有带来应有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之后的1978年—2007年这三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占比达77.89%。

  

   当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究竟是多少,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分歧,依赖于作者使用的数据和模型的设定。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改革后显著高于改革前,是没有争议的。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转变主要不是由于中国自身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更有积极性了,表现出来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新古典增长理论存在什么问题呢?

  

   第一,这个理论假定技术是外生的,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考虑什么因素推动了技术进步。

  

   第二,新古典增长模型只关心资本的数量,不关心谁控制资本,谁来投资。在新古典模型中,不论谁投资,结果是一样的。由于技术被假定是外生的,谁都无能为力,惟有资本是人可以控制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客观上为政府主导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确实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信奉的理论。但实际上,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政府投资和企业家投资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尤其重要。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投资力度并不小,但没有带来好的经济增长,就是因为这些投资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而来自私人企业家的投资为零。这才是真正的关键。

  

   尽管新古典范式主导着经济学的思维,但经济学家还是逐步承认,技术并不是外生的。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开始,有些经济学家试图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 theory)。内生增长理论的开创者保罗·罗默(Paul M.Romer)201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把技术进步模型化为知识生产问题,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知识的积累。由于知识的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并且一个人创造出来的知识谁都可以用,在政策导向上,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重视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同时,企业也应该加大研发投入(R&D)。但非常遗憾的是,内生增长理论中也没有企业家的位置,其所讲的技术进步是没有创新的技术进步,因而并不能构成一个正确的增长理论。

  

另外一个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理论本来是用来解释短期经济波动的,而非经济增长,但慢慢演变到最后,现在成了最时髦的解释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模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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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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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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