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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本质”的双重含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黑格尔、狄尔泰、胡塞尔之间的一点链接

更新时间:2021-08-03 11:35:05
作者: 张世英 (进入专栏)  
才说这样的本质是客观的吗?事实上,离开了主体、意识,所谓“花”或“植物”、“生物”或其他共相,都是没有意义的。一切共相,都是主体、意识实行抽象活动的结果。洛克的“第一性质”,甚至最抽象的“数”也是“亦心亦物”的,离不开主体、意识的参与。[7]

   意识的活动似乎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由具体到抽象,一是由抽象到具体。按照前一方向,共相的普遍性程度越来越扩大,直至达到抽象的同一性概念,例如“数”,这同一性概念便成了客观性的标准,最大的普遍性、最抽象的同一性就是最大的客观性。这也就是自然科学所讲的客观性的含义。现代科学追求数字化、量化,把一切都还原为数学方程式,原因就在于把抽象的同一性作为客观性的标准,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客观的,也是最科学的。由此看来,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并非源于所谓外在于主体、意识的自在之物,而是意识的抽象活动的结果。狄尔泰就是采取这样的观点。“把客观性的意义归属在独立于人的经验、思想、意识,或者说独立于进行感知、判断的主体或其他什么‘有精神的’东西之中”,亦即归属于“存在自身”(Sein an sich),这种对客观性的看法在狄尔泰看来,是一种胡说,这倒不是因为这样的客观性可笑,而是因为它不能有生活的或认识的意义(vital or cognitive meaning)[8]82。“狄尔泰的客观性既不始于也不最终成于存在自身。……没有完全‘外在于’被认识的东西的绝对观点”[8]83。“按照狄尔泰的观点,自然科学是历史的人类理性的一种活动和创造(按指意识的抽象活动——引者),一种表述”[8]50。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外部经验”,也“是经验的一种样式,它本身是内存地与意向意识相关联的”[8]50。狄尔泰说:“外部世界是一种包含在生命中的压力关系,冲动和阻抗的关系。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只存在于生命——关系(Lebens-verhaeltnis)之中,其实在性只不过意味着相对于精神科学范围内的心理构造的这些关系。因此,没有与包含在其中的意识相对的超验的东西”[9]332。总之,自然科学所成就的普遍规律性和客观性,不在于什么独立的外在实在,而是靠人的意识的抽象活动取得的[8]32,[10]415。狄尔泰的这一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意识活动的另一方向,从抽象到具体,则是普遍性的程度越来越缩小,以至越来越接近具体的个体。例如由“孔庙是一座建筑群”,进而认识到“孔庙是庙”,再进而认识到“孔庙是位于曲阜的一座庙”……如此等等,以至认识到“孔庙是中华儒家传统文化的结晶”,这样随着意识一步一步缩小普遍性范围的活动的进展,就会达到愈益接近孔庙的“恰恰地是这一个事物”的本质。这里的本质是个体性,与上述由具体到抽象方向所达到的普遍性本质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本质是主观的,说人文科学没有客观性呢?

   我以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者的客观性,都不在于离主体、意识而独立的外在之物,这一点是两者的共同之点,但两者的客观性的意义却不完全相同。如前所述,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达到抽象的同一性,越是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东西便越是客观的。人文科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同一性的阶段上,它要求意识活动在达到抽象的同一性之后把行程再倒转过来,从抽象走向具体,把普遍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还原为个体,前面所说的孔庙一例,便是这样一种还原为个体的过程。对自然的研究强调普遍性,对人的研究则强调个体性,这是自狄尔泰以来的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思想倾向。那种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重在讲普遍规律性的观点,是不尊重人的个体性和尊严的一种过时的陈旧观点。

   在人文科学这里,所谓客观性,不是指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另有含义。狄尔泰对两种客观性的含义作了区分[9]71,但语焉不详。根据Michael Ermarth的解读,在狄尔泰看来,“生活世界和人文科学中的客观性,在于探索一系列视阈和融贯性内的诸种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说,伴随着解释与反思”[8]82。这种客观性是表示关系的(relational),“它开始于一种‘功用的观点’(point of interest),并解说一种关于意义、价值、地位、角色和世界观的网络和星座”[8]82—83。例如对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客观说明,就包含对功用、价值、世界观等等关系网络的解释。人文科学的客观性也因包含解释在内而相对地具有相对性。[8]88 这里所谓“功用”、“价值”、“世界观”等等,实际上就是讲人生的功利活动、伦理道德活动、审美活动、哲学活动等等文化因素,其所指向的对象是事物的功用意义、道德意义、审美意义、哲学意义等等。人生是这些活动与前述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统一体,在人所生活的世界之中,事物的这些意义与前述以达到抽象的同一性为目标的科学认识上的意义也是统一在一起的,每一个个体的人以至人世中每一个个体的物都是这样一种具体统一体。科学的客观性在于对这个具有丰富意义的具体个体进行抽象,一步一步地撇开其哲学意义、审美意义、道德意义、功用意义,以至达到抽象的同一性(洛克的“第一性质”或数)。反之,人文科学的客观性则在于从抽象走向具体,超越(不是抛弃)抽象的同一性意义,进而把功用、道德、审美、哲学等意义还原为所有这些意义的有机统一体。这里需要的是狄尔泰所谓各种意义、各种关系的“融贯性”:这些意义、关系越融贯为一体,它便越是客观的、真实的、具体的,这里的客观性有真实性、具体性之意。例如对于某一朵具体的花,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把它一步一步地抽象为“植物”、“生物”……以至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的抽象同一性,但我们也可以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把行程倒转过来,从数学公式的抽象同一性一步一步还原为各种特殊意义[“生物”—“植物”—“花”—梅花(举例说)—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意蕴的梅花—……]的有机统一体,从而展示中华儿女的生活世界中梅花的具体个性,例如把梅花描述为“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词《咏梅》),这就是中华儿女生活世界中梅花的真实的、具体的个性,也是它的客观性。这样来把握的梅花的本质,不仅具有“生物”、“植物”、“花”之类的科学认识意义,而且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意义、审美意义、哲学意义。又如对某一个个别的人,也可以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来把握: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他抽象为“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是两足动物”、“是动物”……如此等等,也可以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把它还原为“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品格的人”,“是具有中华文化品格的一位哲人”、“是具有中华品德文化品格的一位专门研究老庄哲学的哲人”……。按照这样的行程推下去,就越来越接近此人的最真实的、最具体的个性,越来越接近他的客观性。

   同理,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客观性,也可以这样从整体性、个体性的观点来把握。一个民族是由诸多个体的人构成的。人文科学既要强调各个人的个体性,尊重个人尊严,又要注意一个民族中诸多个人“融贯为一”的整体性,离开一个民族的整体性和个体性,也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具体性,失去了客观性。

   三

   从自然之物到人文之物,其中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首先,所谓离开人而独立自存的“物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在现实的历史中,完全没有打上人的烙印的自然之物已越来越少,人的生活世界中的任何一物都有人的因素。对于物也好,人也好,我们都既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对待和把握,也可以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对待和把握。人是自然之物,也是人文之物,人生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统一整体。但人之为人,其主导方面在于其超越自然物的方面。狄尔泰断言,就人是自然物的一部分而言,他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然科学来说明,所以“精神科学”对于“自然科学”具有依赖性;但人生并非完全由自然决定,自然科学所说明的只是人的自然方面的因果关系,而人的精神方面,人的目的性、价值意义,则不能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说明。这就是说,人文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依赖性只是相对的,换言之,人文科学对于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狄尔泰称这种独立性为“相对的独立性”[11]15—17。“人的行为是以自然科学无法加以解释的某种目的性为特征的”。[10]54

   对于人文科学态度与自然科学态度的这种区分,最终可以归纳为重个体性与重普遍性的区别。自然科学态度所着重追求的是普遍性的规律,人文科学态度所着重追求的是个体性的人生价值意义。狄尔泰也因此而特别强调个体的人对于推动历史的作用[11]53。但是狄尔泰并不是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绝对对立的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他认为,个体的人虽然是历史的承担者(Trger),然而个人又是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一个“交叉点”(Kreuzungspunkt)[11]37,87,人必然从属于“社会——历史现实的活生生的关联”[10]55,56。从狄尔泰关于人文科学态度与自然科学态度的这种区分中可以看到,那种把所谓“人学”一味归纳为寻找普遍性的规律之学的观点,显得多么简单化。

   狄尔泰从人是各种历史社会关系的“交叉点”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人的个体性是由“文化系统”(Kultursysteme)和“外部的社会组织”(die aüssere Organization der Gesellschaft)构造起来的[11]43,前者指语言、科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活动,后者指家庭、国家等,而在我们看来,这两者都可以包括在广义的文化活动范畴之内。狄尔泰认为每个个人都是文化价值的“承担者和开发者”[11]87,[10]56—57,60。这里使我们联想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其中的“绝对精神”——“绝对主体”,就是一个承载着漫长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只要我们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及其人为的体系(这也是狄尔泰所不满于黑格尔的东西),就可窥见《精神现象学》中所潜藏的内蕴:每个个人也都是漫长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承载者,不同的人从其不同的“交叉点”的角度和方式反映这同一漫长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这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就是各个个人的个体性。

   从自然物到文化物,是一个由以普遍性为本质到以个体性为本质的转化过程;从自然科学态度到人文科学态度,是一个由普遍化(一般化)到个体化的过程,一个由重共同性到重特异性的转化过程。如果在人文社会领域片面地一味强调求同,其结果不过是把人文科学归结为自然科学,把人归结为物。我主张在人文社会领域应该强调的是尊重和发扬个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在“不同而相通”的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建立“和而不同”的理想社会,而不是以“同”压“异”,以普遍性、统一性压制个体性、独特性。

这样强调人文科学之重特异性,强调人文科学的地位,是否会导致抹杀自然科学的重要意义?不然。如前所述,狄尔泰在强调人文科学对然科学的独立特性时,也认为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他不但不否认,而且很重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很重视自然是精神的基础。狄尔泰说:“心灵的事实是自然事实的上限,而自然事实必然地是精神生活的基本条件”[11]17。狄尔泰允许人文科学要在自然科学那里找到支撑[8]35。和狄尔泰不同,倒是胡塞尔更多地有把自然科学归结为人文科学之嫌。胡塞尔认为人文科学当然对自然科学会感兴趣,但这样感兴趣的自然,不是自然科学所理解的自然,不是异己的、外来的东西。那种以为人文科学需要异己的、外来之物的支撑,以为自然和自然科学具有绝对独立性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样,在胡塞尔看来,不是人文科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如狄尔泰所主张的那样,而是自然科学只具相对独立性[8]36。“按照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人文科学对‘自然’的研究,乃是把‘自然’纯粹作为意向的对象。——而这实乃人文科学之事,并非自然科学之事”[8]41。总之,在狄尔泰看来,人不可能抽离自然,而在胡塞尔看来,人则可以抽离自然;狄尔泰只是为人文科学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地位,而胡塞尔的“先验还原”论则似乎拆除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藩篱,使人文科学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8]4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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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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