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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青年马克思

更新时间:2021-08-01 08:42:55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当然,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人道主义之中,或是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研究人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如果缺少了这个内容,那么它就可能会走向反面,变成目中无人的冷冰冰的僵死教条。”[13]紧接着是王若水,其“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首先批评斯大林以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忽视,然后从4个方面论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来看,马克思主义批判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但没有反对而是批判地继承了这些学说中的人道主义,达到了建立一个适合于人的发展的合理社会的结论。唯物主义作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人出发,但这不是费尔巴哈讲的那种名为现实而实质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处于一定社会的人。三是从马克思主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来看,马克思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肯定私有制的前提下把劳动说成财富的创造者,忘记了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他们眼中的人仅仅作为劳动的人的抽象存在。四是从《手稿》来看,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从私有财产、奴隶制等等的解放,不仅是劳动者的解放,而且是人类的解放。“由此可见,恩格斯正是从现实的、社会的、实践的人出发,唯物而又辩证地研究人,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14]与此前多次意识形态论争与运动不同,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具有自下而上的抗议性质,有其广大深刻的社会基础。汝信、王若水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官员,但在发表这方面的文章时都是个人署名。直到是1983年3月7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才赋予这一讨论以“官方色彩”。周首先承认,1966年之前,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到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5]

   以人道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之一,并以此来否定“斗争哲学”,这是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内部调整。“五四”时代,人性论、人道主义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用以对抗专制伦理的重要理据,发现“人”、“辟人荒”是“五四”的最大功绩之一。当周作人以“自然人性论”和“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阐释人性,[16]并将“人的文学”概括为“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时,他表达了“五四”人道主义的最深刻、最全面的理解。[17]周不是一般地批判“非人的文学”、提倡人道,也不是地对受害者表抽象的同情。在“胜业”(1921年7月)一文中,他对“人学”作了一个全面的规划,包括与灵与肉、个体与集体、自然与社会、科学与艺术等与“人”有关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学科,周本人也长期写作有关妇女、儿童的文章。但是,“人的解放”、个性自由等等也只是在“五四”前后被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议题,此后,占据历史中心的是民族救亡、国家独立、政党斗争等等。中国革命长期把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是现代革命文化焦点之一。自1930年代鲁迅、左翼作家与梁实秋等人与就有关“人性”和“阶级性”的发生论争后,人性、人道主义一直是左翼文化、革命文化的重要批判对象。1942年,毛泽东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8]尽管此一判断含内在张力,但文艺界、理论界长期流行的却是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人性、人道主义长期是理论界和文艺创作的一大禁区。1958年,姚文元整理了现代文学史上围绕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阶级斗争”史:一方面是1918年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和“人道主义”,1920年康白情认为诗人的任务是“完成我们的人格”,1930年初梁实秋提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1942年徐中玉把“人性”作为民族文学的根基,延安时期王实味、萧军、丁玲、艾青等人的性论,最后是胡风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论以及冯雪峰的“人性”论等等直到钱谷融、巴人;另一方面是鲁迅、郭沫若、毛泽东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姚的结论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学上就形成了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人性和反对无产阶级人性,为了使文学变成表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工具,‘人性论’就一再地在各个革命时期出现,成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角之一。阶级论和‘人性论’的斗争也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19]在与苏联决裂、批判“修正主义”的1950、1960年代之交,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也进入高潮。周扬在1960年“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和1963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的两个报告中集中批判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前文在“驳资产阶级人性论”时说:“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历史唯心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以阶级调和论反对阶级斗争,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人性反对均阶级革命的高尚的人性,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人性论’的实质。”[20]后文在批判修正主义时也指出:“他们放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旗帜。他们把所谓‘人道主义’的概念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中。”[21]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等“修正主义的谬论”的批判,是思想文化领域通向“文革”之路的重要步骤,因此也理所当然地在“文革”后得到纠正。

   但这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调整而不是改变。相关论者都是文宣系统的重要官员,其知识结构与论述能力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仍有共同的前提,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在有关人道主义的论述中,他们仍然在人道主义之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限制词,同时也仍然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1983年的报告中,周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根本不同的。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尽管这种人道主义学说,对旧制度的抨击,也曾经显示出某些激动人心的力量;对历史的认识,也有过片断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总的说来,未能跳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框框。作为整个思想体系,未能成为科学。”[22]所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一概念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下同时兼顾人道主义。这内在包含两个方面的议题。

   第一,新解释如何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率先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因此如何确定中国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政治界限,就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论争的重点。汝信就已提出:“我们用不到担心自己会和某些西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研究者‘同流合污’,因为这些研究者的真正错误不在于把《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看作人道主义者,而在于:第一,他们把青年马克思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截然对立起来,硬说什么后期的马克思‘背弃’了自己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同过去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混为一谈,抹煞了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23]1980年代的讨论基本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马克思前后期是否贯通?中国学者中最早注意《手稿》的是哲学家李达。早在1930年代,李达就认为《手稿》是马克思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来的成果,所以“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从《经济学的一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24]但此后,《手稿》基本消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之中。重新肯定《手稿》,必然要回答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问题。对此有三种回答,一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都有人道主义思想;二是马克思通过自我批判否定早期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三是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学者来说,只有第一种回答才能既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又能为人道主义争得合法性。汝信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等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选出5个段落,以为从中“能够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线索。他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后来才对人的解放问题得出科学结论的。”[25]周扬则强调:“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看不到马克思早期著作与后来成熟时期著作的联系,是不正确的;但是,否认马克思早期著作与后来成熟时期著作的联系,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后期马克思从根本上抛弃了人道主义,也同样是不正确的。即使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讲的人道主义,也是和费尔巴哈讲的人道主义不同的。马克思所理解的人,是现实的、社会的、历史发展的,这和他后来所讲的有名的命题‘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直观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致的。”[26]从这样的观点看,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马克思的人道关怀并未消失在中、后期的经济学和历史学之中,而是经由这种对经济社会的具体研究真正摆脱了价值悬设的虚幻,回归到真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因此不存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的“断裂”。如此则提倡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是更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那么它与其他人道主义思潮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如丁学良说的:“由于西方‘马克思学’家大都信奉一般的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们在阐释马克思思想时,有意无意地,往往用自己的人道主义曲解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所以,阐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研究,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划清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一般的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就是明确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本身的一些基本特点。”[27]王若水和周扬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概括为社会的人、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马克思主义与以往人道主义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现实依据和方法,即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取消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8]类似的观点多数人道主义论者所反复强调。这一方面是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其他人道主义的界限,另一方面也是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因为非如此就不能在中国讲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后一个方面显然是论者的重点。因为要刻意与西方论者拉开距离,所论就不免过头。如丁学良这样分析“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的区别:一是他们利用青年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成熟理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制造科学与价值的对立,我们坚持二者的统一;他们把共产主义设想中的必然与自由对立起来,我们坚持“自由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29]其实,西方“马克思学”也并不利用青年马克思反对成熟马克思,比如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就一直强调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并在其《马克思传》中指出:“恰当地看来,这些手稿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的出发点—— 一种对要采纳的思想的原初的、丰富的表现,手稿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纳》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后来的这些著作中,毫无疑问是更系统、更细致、在极为纯粹的经济学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探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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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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