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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文化工业”的概念化与问题化——重读《启蒙的辩证》

更新时间:2021-08-01 08:32:26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11]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以格言体写成,多是一些结论的判断,而霍克海默、阿多诺则更详尽的展开了“历史是永恒灾难”、“野蛮与文化的同一性”这类主题。

   在此过程中,两位作者引入德国的思想家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一些观点。克拉格斯从人与自然或和谐、或敌对的关系来解释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批判现代性对自然的支配。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原始社会是纯粹的自然,甚至人类自身也是自然的。当人类开始思考时,他就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思想意味着在某一点上打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内部自然与外部自然区分开来。从此,人类的思想通过削弱内外自然这两个方面而在自然面前建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这就“开始了一个拒斥自然、毁伤自然的进程,走向了幸福的许诺和自然至高无上的反面。它不仅拒斥和毁伤了人类内部自然的虔诚体验能力,而且拒斥和毁伤了外部自然的各种诱惑力;不仅拒斥和毁伤了人类内部自然的恐怖感,也拒斥和毁伤了外部自然恐怖感。对欲望和恐怖的这种消解旨在使人能够以一贯的镇静去了为主体而榨取自然,可以冷漠地看待自然,或将自然视为敌人。”[1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而发现了“启蒙”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黑格尔著名的“主奴辩证法”中,主人获得了对奴隶的统治,但他在获得名义上的自由的同时,也遭受着从他自己的生存中异化出去的痛苦。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角度看,主奴之辩证正是启蒙之辩证的原型。理性主体作为启蒙了的人类,与神一样,都掌握着统治存在的权力。“主体的觉醒的代价,即是承认权力为所有关系的原理。面对此种理性的统一性,神与人的差别变得无关宏旨。……就其宰制自然而言,创世的神和使役自然的人类心灵没有什么不同。人类和神的相似性在于对存在的统治权,无论是神的俯视或人类的使役。”[13]一方面,它统治外部自然。启蒙的主体是非自然的、否定自然的。另一方面,它统治内部自然。人类对自身的支配是自我的基础,但这种为了主体的缘故而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却是在消灭主体,因为人是通过压抑他们内在的自然而学会把握外在自然的,自我为了统治外在自然,就必须牺牲人性里的自然。对霍克海默、阿多诺来说,启蒙(也就是进步)就是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启蒙理性就是维持这种统治的理性。他们的同事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后来有一段更为通俗的解释:“对人类和自然环境进行理性改造的自我表明,它自身本质上是一个攻击性的、好战的主体,它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控制客体。它是与客体相对抗的主体。……这场斗争一开始是要从内部永远地征服个体的‘低级’机能即性欲和食欲机能。征服这些机能的任务至少从柏拉图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人类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类理性从其功能上说乃是压抑性的。”[14]所以,启蒙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将人类从迷信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并一劳永逸地使人获得主体自由的进步历程,它内在地具有启智和蒙蔽、主体化和异化这两个相互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启蒙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和幻觉,这一过程唤醒了世界也建构了人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主体的觉醒也必须以把权力确认为一切关系的原则为代价,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与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同步增长,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生活的安逸,而统治也以更沉稳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启蒙/神话之分是启蒙的理念之一。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后来评论的:“在启蒙的传统中,启蒙思想总是被理解为神话的对立面和反动力量。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对立面,是因为启蒙用更好论据的非强制性力量来反对世代延续的传统和权威约束。之所以说是神话的反动力量,是因为启蒙使个体获得了洞察力,并转换为行为动机,从而打破了集体力量的束缚。启蒙反对神话,并因此而逃脱了神话的控制。”[15]启蒙以神话为“他者”来确立自身,正提示着启蒙与神话的隐秘关系。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启蒙与神话的关系根本不是“启蒙传统”所理解的那样对立,它们之间有一种同谋甚至是同一的关系。

   其一,神话就是启蒙。神话是摆脱自然的第一步,虽然它是不成功的一步,而这也就成为启蒙灾变的第一步。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为了不受女妖塞壬歌声的诱惑,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而水手们则用蜡块塞住耳朵。这种通过自我牺牲以达到自我锻炼的策略,体现的就是建立理性主体必须以否定自然人性为前提。所以文明的道路

  

   是服从和劳动的道路,……在奥德修斯的想法里,对于他自己的死亡和幸福同样有敌意,他必定知道这点。他只知道两种逃脱的可能性。他对同伴指示了其中一种。他要他们用蜡块塞住耳朵,并且拚命摇桨。想要活命的,就不可以聆听那无法抵挡的歌声诱惑,……奥德修斯把另一个可能性留给自己,他是个地主,有别人为他工作。他听见了,但是被绑在桅杆上而无法动弹,诱惑越强烈,他就让自己绑得越紧。就像后来的中产阶级,幸福的诱惑力量越强大,他们就越固执地拒绝它。……他用以把自己绑在实践方面而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使塞壬女妖远离实践:她们的诱惑被中性化为单纯的沉思对象,也就是艺术。受缚者去参加一场音乐会,像后来的听众一样动也不动地聆听,而在他挣脱后的兴奋呼喊,却被当作掌声而没有人注意听。于是,艺术和手工艺从脱离原始时代时就分道扬镳了。史诗里已经包含正确的理论。文化产物与被役使的劳动之间有个明确的关系,两者都奠基于对自然的社会性宰制的必然冲动。[16]

  

   塞壬的歌声是原始自然的危险诱惑,它诱使人们重回母体,使人回忆起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时光。奥德修斯压抑自己的自然激情,而奴隶们连压抑自己的权利都没有,只能拼命摇桨。这就是“自我”的建立所付出的代价,即必须避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制力。奥德修斯神话蕴含着启蒙的原理:启蒙的同一性不但要求客体的同一,也要求主体的同一。启蒙没有克服牺牲,而是牺牲的内化。一旦启蒙的主体发现自己必须与牺牲打交道时,曾经用牺牲智取神话的自我就重新被神话命运所征服:“始终同一的自我源自征服献祭,但是自我本身却是僵化的献祭仪式的产物,人们在仪式里把自然关系和自已的意识对立起来而歌颂自己。”[17]这种最初的排除造就了文明,神话就是启蒙。

   其二,启蒙就是神话。人类的启蒙意味着他不断远离源始,但他没有摆脱神话的力量,合理化的世界只是表面上实现了去神秘化,人类只有在对自然的对立中才能建立自我认同,神话的诅咒还是萦绕不已。“神话过度为启蒙,自然则过度为单纯的客体性。人类权力的扩张,其代价即为被宰制的事物的异化(Entfremdung)。启蒙和事物的关系,正如独裁者之于百姓。他对百姓的认知,仅止于他能宰制他们,拥有知识的人对事物的认知,也仅止于他能制造它们。如是,它们的‘在已之在’(An sich)仅成‘为他的’(Für ihn)。在事物的转变当中,事物的本质总是被揭露为同质的东西,亦即统治的底层。这个同一性(Identität)构成自然的统一性。”[18] 启蒙一直在向神话还原:“神话开始了启蒙的无穷审判,于其中,每个确定的理论观点都必然要蒙受毁灭性的批评,说那只是个信念而已。即使是各种概念,如精神、真理、甚至启蒙,也都变成了泛灵论的巫术。如宿命般的必然性原理,使许多神话英雄殒没,并且从神论里推论出逻辑结论,甚至淬炼成有说服力的形式逻辑,它不只宰制著西方哲学的每个理性主义体系,更主导了许多体系的推演,它们始自诸神的层级,在偶像崇拜的恒久黄昏里,传承同一个内容:即对于实证不足的愤怒。正如神话里已经蕴含了启蒙,启蒙的每一步都只会更深地陷于神话学当中。启蒙为了破除神话,而接收所有的神话材料,作为审判者的它,却落入神话的魔咒。”[19]

   在神话就是启蒙、启蒙就是神话的双重意义上,文明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统治与牺牲(内外自然)的故事。这表明文明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错误,在“原始”的逻辑中就已经可以看出在20世纪极权主义中达到顶点的“工具理性”的轮廓。霍克海默、阿多诺断定:“从奥林帕斯的宗教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中产阶级的无神论,对于那不受控制的、有威胁性的自然的恐惧(如此的恐惧是自然被物质化和对象化的结果),被贬谪为泛神论的迷信,而对于内在或外在自然的宰制,则成为绝对的生命目的。”[20]这里的关键是,神话—启蒙既要掌握—控制自然,也要掌握—控制主体。马克思在论述劳动时,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向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21]马克思是从正面来说的:劳动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人自身。此即劳动创造人的道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反面指出:人的理性不但宰制着外部的自然,也宰制着内部的自然。这是双重的异化。

   虽然霍克海默、阿多诺把“启蒙”一直追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阶段,认为荷马史诗中已经包含了启蒙的辩证;虽然他们充分吸收了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卢卡奇(Ceorg Lukacs)和本雅明等人的思想,但其论述却是以现代启蒙的经典阐释——康德哲学——为论述线索。一般地说,现代启蒙指的是从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到法国大革命(1789)这一时期。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它是指从培根的《新工具》(1620)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这一时期。狭义地说,现代启蒙是指18世纪以法国、英国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运动。无论在广义还是狭义上,康德哲学都是现代启蒙思想的经典理论。康德哲学包括认识论(真)、道德哲学(善)和艺术哲学(美)三大部分。霍克海默、阿多诺也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理性如何就是统治,启蒙如何倒退为神话。

   其一,康德认识论所阐释的现代科学是主体对客体的统治与奴役。这是霍克海默执笔的《启蒙的概念》一章的主题。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本质是技术,技术作为方法,其目的是统治自然。在知识面前,自然只是纯粹的客观性,是主体统治的对象。现代知识论的典范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里,康德完成了认识的“哥白尼革命”:不是知识应当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我们的知识。这不是说,心灵创造对象或心灵拥有“天赋观念”,而是说,我们的心灵总是把某种特定的思想方式带给对象,并以此来统一我们的经验。这有两个阶段,首先是以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形式对各种各样处于“感性杂多”中的经验施加影响,换言之,我们必然将事物知觉为时空中的事物。其次是以各种思想范畴来综合我们的经验,此即我们通过固定的概念形式如量、质、关系和模态来对“经验杂多”加以判断,形成一个统一世界。康德认为,是心灵把给予我们感官的未经加工整理的材料变成一个密切相关的要素集合。经验的统一必定意味着自我的统一,因为除非在心灵的诸活动之间存在着一个统一,否则就不可能有经验;要想拥有这样的知识,就需要处于多种关联中的感性、想象、记忆以及直观综合的能力。所有这些活动必定发生在一个单一的主体之中,否则就不存在知识。康德称之为“统觉的先验的统一”,即“自我”。它之所以是“先验”的,是因为即使这样一个统一或自我通过我们的实际经验得到了暗示,我们也不能直接经验它,所以这个“自我”只能是先天的,是我们拥有关于统一的自然界的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正是在统一经验所有要素这个活动中,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统一,于是我们对于一个统一的经验世界的意识,与我们自己的自我意识就同时发生了。[22]对象的统一性来自于“我思”的统一性,是依靠在意识中先验统觉的综合而达成的。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就是“从一般性中推演出特殊性的能力”。霍克海默、阿多诺把理性的这种统一性,与韦伯-卢卡奇所说的工具理性的计算性联系起来,判定它蕴含着主体之于对象、普遍之于特殊的极权:

  

理性概念里的困难,起因于那承载同一个理性的众多主体彼此其实是对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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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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