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单世联:文化工业的理论起源:从韦伯到本雅明

更新时间:2021-08-01 08:30:57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这种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与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有深刻的“亲和力”。

   然而,这不是一种决定论或因果论。韦伯只是认为,服从上帝意志的“新教伦理”所导致的人的生活行为的纪律化(disciplinieserung)和条理化(methodisierung),这一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亦即不停地从经济活动中获得更多利润,而不是沉迷于安逸或自我放纵,这两者之间具有一种“选择性亲和力”(Wahlverwant schaf sverhalaetnissen):

  

   ……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享受财富几乎势不两立;它约束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主义伦理观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名正言顺,而且把它看作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使然。……

   ……在私人财富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贪婪。它所谴责的贪婪、拜金主义等等,指的是为财富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天职中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系统劳动,将会得到这样的宗教评价——它是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与真诚信仰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这种评价对于我们这里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必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一旦对消费的约束和这种获利能动性的释放结合在一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通过禁欲主义的强制节俭实现资本的积累。[10]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力”,一是对劳动的态度。传统的经济伦理把劳动看作苦役,一种必要的恶,一种不值得过多关注的事。而在资本主义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劳动被成是高贵的和高尚的活动,在个人尊严和个人自我评价方面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二是雇主的经营实践。传统的经营一般是比较舒适的慢节奏的经营活动,通过长期的惯例而不是由市场规则确定的价格和利润,通常是一成不变。但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雇主则是在系统地追逐利润,他按照生产和有效管理的法则组织其劳动力,把利润用于企业的再投资,并明白自己在从事一场严峻的竞争搏斗。一种新的劳动态度与经营理念,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这一重要结论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比较中确证的。

   韦伯意识到,对“西方文化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本质”的把握,不可能在西方文化内部获得,而只能在比较文明研究的视野和框架中才能实现。以诸文明比较的方法探究西方的特殊性,原是现代思想家的一个习惯做法。比如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认为:“我们西方文化的全部力量来自于、并已经一直来自于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与我们行动的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实践活动领域内,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集团也像希腊人一样富有经验,但希腊思想与所有其他民族思想的区别一贯在于希腊人有能力将自己提出的问题变成原理性问题并由此得出新的观点,给五光十色变化万千的经验带进秩序,使之能为人类思想所接受。正是这种提出原理性问题与实践活动的联系使希腊思想区别于所有其他思想,当西方在我们历史的转折点即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过程中,也正是这种联系促使了近代科学和技术的诞生。”[11]海森伯认为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基于希腊人能够从行动与实践中提出问题并将之概念化、理论化。不同于海森伯就西方论西方,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了文化交流/冲突之于西方的重要性:“在全世界,人们创造了新的、常常迥然不同的文化世界:神话的、诗歌的、艺术的、音乐的世界;生产方式的、工具的、技术的、商业的世界;道德的、司法的、对儿童和对病弱者及对其他处境困难者的保护和帮助的世界。但是,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对个人自由的道德要求,连同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和平、对最低限度使用武力的要求,才得到广泛的承认,甚至被广泛认识到。”“对于这种非凡的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丰硕成果,可能没有真正的解释,但在此我想提出……与文化冲突有关。奥地利是欧洲的倒影:它包括几乎数不清的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民族。……许多人在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来到这里,有一些人能够对它作出新的贡献。”[12]波普尔的观点大体属于常识,他和海森伯样,只是提出了简单比较后的结论,而没有真正进行追根溯源的比较研究探索,即为什么西方文化具有他们所指出的特性?

   韦伯的重要性就在这个方面。“身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他自觉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在一个涉及到人类文明的“普遍历史的问题”框架中,才能通过比较而把握西方的独特性。这个“普遍历史的问题”就是“理性主义”——各大宗教/文明都有“理性主义”,但西方仍有特殊性:

  

   只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至我们今日视为可靠的程度。……

   同样的现象亦可见之于艺术。……

   ……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理性的、有系统的专业化知识,以及一群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他们在今日文明中已踞有一重要的几近支配的地位。毕竟只有在西方,我们才能发现到专业性的官员——近代西方国家及经济的基石。……

   一般而言,“国家”——也就是基本上具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由根据合理制定的法则或原则办事的专门官吏所负责的行政等特征的政治形式——仅知之于西方,尽管他处已有萌芽。

   同样情形可见之于我们今日命运最具影响力、存在于近代生活中的力量:资本主义。……

   实际上,在上述一切例子中,问题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本质。[13]

  

   既然体现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西方的“理性主义”与新教伦理直接相关,那么,非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这种“西方文化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原因,也应在其宗教传统中发现。韦伯试图从各大宗教不同的“拒绝现世”的方式来分析其与不同理性化的关系。所谓“现世”不是指作为整体的宇宙或全部存在,而是指平常的世俗劳作的世界或社会,大多数人只能在这里度过他们的大部分生命。亚洲的宗教如佛教无法在这个世界发现意义,因此要通过神秘的冥思来逃避世界;西方宗教也拒绝现世,但所取的是一种禁欲苦行式的改造世界的方式。韦伯将冥思的神秘(Mystik)论与行动的禁欲(Askese)论当作两极的概念来使用:“极为了然的是,市民阶层愈是重要,并且愈是脱离图腾束缚、氏族或种姓的状态,对于以使命预言为基础的宗教而言,就愈是有利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行动的禁欲即成为较占优势的宗教态度:亦即以视已为神之‘工具’(Werkzeug)的感情来滋养的、合乎神的意志的行动(Handeln),而不是在上流知识阶层影响下的宗教里、被视为最高宗教价值的状态,亦即拥有神、或向内冥思性地归依于神。在西方,行动的禁欲态度一直保持着优于冥思的神秘论与狂迷或无动于心的忘我的地位,虽然后面这些类型早已为西方所熟知。”[14]比较而言,“神秘论趋向一种救赎‘拥有’的状态,而非行动;个人并非神的工具,而是神的‘容器’。以此,尘世中的行动,便显然会危及绝对非理理性的、彼世的宗教状态。行动的禁欲则施展于尘世生活中,以其成为世界之理性的缔造者,亦即是:试图通过此世的‘志业’之功,以驯化被造物的堕落状态。”[15]这种“行动的禁欲”的后果就是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它根植于的人的生活行为的伦理理性化。韦伯后来又重复并强调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点:

  

   ……只有在西方,才会——通过禁欲主义的新教——出现进一步的发展:把理性的禁欲主义传播到尘世生活中去。……把尘世的职业伦理与宗教救赎的保证以系统的方式整合这一个牢不可破的统一体,则完全是禁欲主义新教的独到创造。此外,只有在新教的职业伦理中,尘世作为客体才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宗教意义,人们在尘世中按照一位绝对超验的神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理性表现完成义务。在尘世以获利为取向的理性、冷静、有目的的行为一旦获得圆满成功,就会被视为神赐福于这种行动的标志。入世的禁欲主义有许多特有的结果在任何其他宗教中是看不到的。这种宗教并不要求像和尚那样独身,但要回避一切性欲享乐;它不要求受穷,但要消除一切游手好闲以及对非劳动财富和收益的滥用,回避一切刺激感官的封建式的财富夸耀;它不要求过那种死寂的禁欲主义的寺院生活,但要有一种警醒的、理性控制下的生活模式,避免向尘世之美、向艺术、向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作出任何屈服。这种禁欲主义有着始终如的目标——纪律性和条理性的行为系统。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职业人”,它的独特结果就是社会关系的理性组织。[16]

  

   根据历史批判版《韦伯全集》的编者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的总结,韦伯所理解的西方理性主义有三个意涵。一是意指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这种理性主义乃是经验知识及技能的成果,可以是广义的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二是意味着(思想上)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升华的成果,可称之为形上学—伦理的理性主义。三是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由于它乃是意义关联及利害关系制度化的结果,可称为实际的理性主义。[17]其核心是,西方禁欲宗教祛除了巫术救赎手段,这一趋势导致世界的理性化,即这个世界是受非人格的规律所支配的秩序。

   韦伯将西方理性伯过程称之为世界的“去魅”(disenchantment),即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去魅”概念来自德国诗人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88年,在其《希腊的群神》一诗中,席勒最好地显示了世界“去魅”前后的情形。在神话的时代,群神统治的美丽世界:

  

   那时,还有诗歌的为人的外衣

   裹住一切真实,显得美好,

   那时,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

   从来没有感觉的,也有了感觉,

   人们把自然拥抱在爱的怀中,

   给自然赋予了一种高贵的意义,

   万物在方家们的慧眼之中,

   都显示出神的痕迹。

  

   但基督教来临后,诸神退隐了,上帝成为唯一的神;然后人长大了,上帝也退隐了,美丽的世界终于一去不返:

  

   被剥夺了神道的这个大自然,

   不复知道她所赐与的狂欢;

   不再沉迷于自己的妙相庄严,

   不再认识支配自己的精神,

   对我们的幸福不感到高兴,

   甚至不关心艺术家的荣誉,

   就像滴答的摆钟,死气沉沉,

   屈从铁一般的规律。[18]

  

   席勒所论也是启蒙主义的共识,世界不是体现神意的象征,而是由法则、规律所支配的诸种事物和事实。从此自然规律取代上帝成为万事万物的主宰,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则必须屈从于这“铁一般的规律”。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卓越地论证了,宇宙不过是一架机器,受不可改变的规律所支配,人不能凌驾于这些规律之上。自然秩序是绝对统一的,不受任何奇迹或其他形式的神所左右。

世界的“去魅”在德国现代文化中一再得到卓越表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79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