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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20 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更新时间:2021-07-26 09:27:13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难以忽视。罗德里克教授写道:虽然人们见证了“他公然的谎言、明显的腐败以及疫情控制的灾难,特朗普如何能够保持如此多美国人的支持,甚至获得了比四年前更多的选票?”

   特朗普不只是一名卸任的前总统,还代表着一个重要的“现象”,他在政治舞台中仍然醒目存在,甚至可能将长久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大选的惊悚戏剧落幕了,但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并没有随之消逝。在谈论回归常态之前,首先需要探究“特朗普现象”的来龙去脉,并理解其中的挑战。

   那么,什么是“特朗普现象”?几乎所有相关评论都指出了一种征兆:特朗普留下了一个极端分裂的美国社会。奥巴马在其自传出版后的一次访谈中承认,美国社会的分裂并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但他加剧了这种分裂。

   早在2016年底,《时代》周刊选择特朗普作为年度人物,当期封面上称之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到了2020 年,《经济学人》引用调查数据认为,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性已经可以被称为“非文明社会”。

   在注册选民关于对立党派的态度中,有六到七成认为对方是对“美国及其人民”的威胁; 有半数认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邪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如果对方行为不轨就“应当作为动物对待”;有近五分之一认为,“如果另一方赢得2020 年大选,暴力可以被正当化”。

   这种“非文明”的政治对立,并不是美国近几十年的“驴象之争”或“红蓝对立”的简单延续,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因于特朗普的“创新”——以划分敌我的斗争性方式动员和凝聚此前相对沉默的社会人群,将其转变为获取自身政治优势的力量,从而加剧和深化了社会的分裂。

   在特朗普难以计数的不实之词之外,至少有一句话道出了部分真相:如果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做得好,“我就不可能进入白宫”。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传统的共和党建制派有足够的动员力,也无须求助这样一个“政治素人”来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特朗普现象的兴起,得益于两大政党的失败之处,缘起于政治建制派所忽视或无力感召的地域和人群——那些在经济与文化的主流趋势中被边缘化的地带,那些感到自己长期被漠视、被遗忘和被辜负的人群。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问题。在过去几年间,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评论文章以及纪实作品相继问世,探讨特朗普支持者的身份、处境与成因。从2013 年《下沉年代》,到2016年《乡下人的悲歌》、《白人垃圾》和《故土的陌生人》,再到2020年PBS制作的纪录片《美国大分裂》,所谓“被忽视的人群”不再是一个被忽视的盲点,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公众熟知的热点议题。

   但熟知并不等于理解。特朗普的支持者究竟是谁?他们的处境如何?支持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常常相互竞争的阐释。学者、政治人物、媒体评论家以及社会大众,对此并没有形成共识。最为显著的分歧之一(以简单化的类别划分) 是“经济解释”与“文化解释”之间的争论。

   在经济解释中,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来自经济低迷的锈带地区,他们是蓝领工人。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其中许多被转移到海外)进一步侵蚀了他们的稳定地位。特朗普声称要站在他们一边,称赞他们是善良的普通美国人和真正的爱国者,誓言要为他们“找回工作”,因此获得了他们的拥戴。

   相反,在文化解释中,许多人支持特朗普的动机实际上是渴望“复辟”,重新获得受到历史进步威胁的特权——白人至上的特权,基督教的特权,WASP作为美国正统的特权。这些长期被抑制的反动观念被特朗普“解放”出来,得以死灰复燃甚至有恃无恐。

   由此可见,经济解释暗示了社会底层针对精英阶层的抗争。这些被遗忘和被辜负的底层人群选择特朗普,是在表达对建制派的愤怒,也是在维护自身应有的权利。但在文化解释中,反对还是支持特朗普是“进步的未来”与“守旧的过去”之间的道德战争,对这种复辟势力进行反击而不是放任才是正义的事业。两种解释的实践意涵超出了学术之争,涉及道德正当性的分歧,也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

   当然,两种解释模式的划分是过于简单化的表述。实际上严肃的评论与研究都不会陷入单一模式,但往往有各自的主导倾向。在公共舆论中,经济解释相对流行,但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2016年与2020年两次大选的证据都不支持单纯的经济解释。“出口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在中低收入的选民中并不占据优势。在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中低收入选民(约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中,更大比例的选民投票给克林顿(2016年)或拜登(2020年),而不是特朗普,差距在10%左右。而在5万-10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中(约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 ,特朗普在2016 年的得票率高于克林顿4%,但在2020 年低于拜登15%。

   就最新的发展来看,《大西洋月刊》2021年1月12日刊登题为《国会山的骚乱者们不是“下层”》的调查文章,作者指出,尽管抗议者中有一部分是“底层人群”,但参与暴乱的主体是企业主、CEO、州议员、公务员,房产经纪人、警察、现役和退伍军人等,属于中上阶层。他们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绝望”,而是来自他们的信念,“相信自己有不可侵犯的统治权利”。

   同样,1月19日《波士顿评论》发表长篇分析文章《特朗普主义的生存之地》也质疑了经济解释。在1月6日国会对选举人票的确认审议程序中,有139 名共和党众议员投票反对确认选举结果。通过对他们所代表的选区进行人口和经济分析,作者发现,这些选区大多是经济增长和人口多样化都较快的郊区,相对富裕的白人家庭与其非白人邻居之间的不平等差距正显著缩小。这些地区非白人选民的投票率较低,为共和党候选人带来了边际优势,以此反驳了流行的观点——特朗普运动的支持者是来自锈带地区或穷乡僻壤的经济受困者。

   这些新近的调查分析并未覆盖所有的特朗普支持者,也无法完全否认经济解释的有效性,但试图揭示特朗普的一些极端支持者并不属于经济上被剥夺的人群,他们的政治动机更有可能出于原有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期望维护一种少数统治。

   在文化解释方面,近年有多部研究论述“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著作问世,其中2020年3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为上帝夺回美国》获得许多好评。作者怀特海和佩里是两位社会学家,他们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督教民族主义主要不是一种宗教愿景,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基于对美国建国原则的神圣化理解,主张“将美国的公民生活与特定类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这种意识形态体现出一种维护种族与民族“边界”的强烈愿望,将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传统视为美国民族精神的正统,倾向于将归属于其他种族和宗教的移民视为“他者”,构成对美国文化传统的威胁。在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对跨种族婚姻和跨种族收养,质疑警察执法中存在种族不平等的事实。这部著作的研究论证,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将特朗普视为他们受到威胁的权力与价值的捍卫者”,他们支持特朗普是为了以上帝的名义“夺回美国”,并维护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权。

   《纽约时报》2020年10月18日发表的文章指出,在回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特朗普”这一问题时,“经济焦虑”还是“种族焦虑”是两种不同的解释,对此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问世,许多学者相信种族因素更为重要。但作者在访谈中发现,“这两种因素是很难拆解开的”。

   实际上,经济与文化因素难以相互隔离,因为经济状况对政治态度的影响,依赖于人们对自身处境所讲述的“故事”。关于自我的故事并不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是对于事实的认知、感受与判断,这需要经过文化的“阐释框架”才得以形成。

   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在多年前就表达了类似的洞见。她深入到路易斯安那州“茶党”的腹地,经过五年的考察访谈写下了《故土的陌生人》,试图理解“美国右派一边的愤怒与哀伤”。她在茶党基层成员那里发现了一个悖论:他们会支持有损于自身利益的议员和政策(比如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人,却支持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动议)。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她探索他们“看待世界的主观棱镜”,发掘了他们的“深层故事”——这并不是他们处境的事实,而是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仿佛感觉”所构成的故事。

   这个深层故事以“排队”的隐喻呈现出来:一群排队追寻“美国梦”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蓝领工人,也是白人基督教徒,虽然努力工作但收入下降或停滞。队伍没有挪动,在付出极大努力和牺牲之后,他们开始感到沮丧。然后,他们看到了“插队者”——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和难民。在他们的主观棱镜中,大多数自由派提倡的促进正义的公共政策都是不公平的“插队”。同时,他们曾经感到自豪的价值与正派生活方式——基督教道德、异性婚姻、爱国的忠诚等等,在自由派主导的文化中成为“过时的”或“歧视性的”偏见,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于是,他们感到自己是“故土的陌生人”。

   可以想象,他们的愤怒与哀伤是真切的,来自对真实困境的主观感受,其中不乏固执的偏见,却并非不可理喻。他们构成了特朗普2016年竞选口号中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作者在书中有一封写给“右派朋友”的信,向他们讲述了“自由派的深层故事”,最后告诉他们“在左派一边有许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霍赫希尔德之所以如此尽力地要越过“共情之墙”,是因为她意识到弥合分裂的紧迫性。她回顾自己的研究后发现,“特朗普崛起的布景已经搭建完毕,就像点燃火柴前的蜡烛”。

   霍赫希尔德的努力值得尊敬也令人深思。然而,文化解释与经济解释之间的分野仍然显著,这既是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的征兆,也是其构成性部分。这不仅导致了对特朗普现象的诊断分歧,也为应对方案的选择带来了挑战:什么样的政治论述和公共政策最有利于弥合美国社会的分裂?如何在刺激经济增长与促进分配正义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同样,面对“文化战争”的困境,在斗争与对话之间、在坚定与妥协之间应当做何选择?比如,文化精英把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七千多万美国人描述为“投票反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愚民”,或者断定“他们大部分是种族主义者”,即便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其政治实践意涵究竟是什么?这会使“种族主义”这个词失去道德分量吗?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吗?或者最终将推动社会进步?所有这些难题都具有挑战性。

   罗德里克在2020年11月9日的Project Syndicate发表文章,题为《民主党人的四年缓刑》。他注意到,选举之后民主党内部的争论已经开始,但从这场险胜中很难获得明确的经验教训。在文化与经济这两个关键议题上,都存在意见相反的批评者:“有人指责民主党人走得太远了,也有人指责他们走得不够远。”

   在文化方面,美国社会的裂痕在“文化战争”中加深,一方是保守的、主要是白人聚集的区域,一方是所谓“警醒”态度已成为优势的大都会区域。前者注重“家庭价值”,反对堕胎,支持持枪权。后者强调LGBT的权利,支持社会正义,抵抗“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许多给特朗普投票的选民认为,民主党人支持2020年反对警察暴力的街头示威,是在“纵容暴力,并给整个国家抹上种族主义的色彩”。虽然拜登曾谨慎地发言反对示威中的暴力,但民主党人仍然被指控为“道德哗众取宠、诋毁美国中心地区的价值”。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对特朗普的支持仍然持续存在,这本身清楚地表明种族主义与偏执习气是多么根深蒂固,针对这种倾向展开斗争是“民主党紧迫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上,许多观察者(包括一些中间派的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党“走得过于左倾而背离了保守派选民”。然而,共和党仍然在煽动恐惧——“对于高税收、有损就业的环境政策以及社会化医疗保障的恐惧”。在美国两大政党内仍然盛行“典型的美国神话”——政府管得最少、独行的企业家做得最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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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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