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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2020 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更新时间:2021-07-26 09:27:13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对美国的真实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许多人看来,攻击国会山事件显示,美国民主已经变得脆弱,而这种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险趋势。但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夸大其词之嫌,并不是因为它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而是它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美国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准确地说,美国真正的困难在于它是一个“脆弱的联盟”,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局部冲突,其中许多深层的裂痕并未真正弥合。“美国”这个词(在字面上)是复数名词,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在美国官方演讲中被确立为单数名词。

   但美国政界常常将国家团结视为理所当然,许多新上任的总统都倾向于推行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些计划激励了支持者,同时也激怒了反对者。但这种赢家通吃的方式可能会加剧分裂,而不是重建团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旧的分裂开始重新出现,体现为所谓“红色”美国与“蓝色”美国之间的分野。这两个阵营对于什么是国家的优先任务,尤其是对于联邦政府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导致了对政府的敌意,因而使政治陷入僵局。

   民主的脆弱性并不新鲜,政治暴力与应对政治暴力的努力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对美国民主的信心遭到了打击。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大潮的困境中,人们对“民主的终结”也有过类似的恐惧。但这些历史经验的证据也表明,脆弱的民主政体能够在各种冲击下延续,也确实具有其自身的适应性。最近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的诸多事件令人不安,但这并不表示美国的民主即将崩溃。

   罗伯茨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仅仅在20年之前,许多美国人还坚信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小布什总统甚至宣称,美式民主是‘国家兴盛的唯一可持续模式’。相比之下,今天许多人担心这种模式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说当初的傲慢精神是误导性的,那么2021年的绝望也是如此。“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正在为维护团结、遏制政治暴力,以及达至民主原则而进行永无止境的努力。”

   在历史学家呈现的视野中,美式民主的“灯塔”寓言是一个短暂而过时的迷梦。而在政治理论界,从古至今严肃的学者,无论持何种立场,从未将民主视为一个神话。这不必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克维尔,当代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论家,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前景大多保持审慎或忧虑的态度。

   早在1975年,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提交给了“三边委员会”,作者是克罗齐、亨廷顿与绵贯让治。他们针对当时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家对于民主的悲观论调,对民主政体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的挑战做出分析,认为导致民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政府要求的增长与政府执政能力的不足。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达尔发表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和《民主及其批评者》等论著,对民主政体的局限与弊端展开多方面的检讨评估并提出改良的构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于民主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冷战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历史终结论”等对民主的乐观论述才成为显学。

   福山是西方民主政治最热衷的辩护者之一但他在2014年发表了关于民主政治“衰败”的研究,并且特别针对美国的体制发出警示:“思想的僵化与根深蒂固的政治势力形成一种结合,阻碍了这些体制发生改革。如果没有一次对政治秩序的重击,无法保证这种局面将会有什么改变。”在2016年,福山在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崛起中看到了这种冲击出现的可能,两派的选民得以借助“激进的局外人”净化清理腐败的建制派。但他同时担心,“民粹主义者贩卖的灵丹妙药几乎于事无补……将会使局面恶化而不是改善”。

   带着对政治衰败的关切,福山于2021年1月在“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考察了“特朗普执政时期政治衰败加速恶化”的趋势,甚至怀疑这种衰败已经“败坏至核心”。在他看来,民粹主义的策略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恶化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一直持续,扩展到当初难以预料的范围”,最终在国会山暴乱事件中发展到顶峰。危机过去了,但引发这场危机的深层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俘获,这些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误解了整个政体的正当性,而这个体制仍然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改革自身。”福山进一步指出,两种新现象的影响使局面更为恶化,一是新的通信技术加剧了“民主商议之共同事实基础的消失”,一是两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已被凝固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分裂。

   民主理论家戴蒙德多年来深切关注民主的危机。他2020年9月在“大西洋月刊”网站上发表文章,分析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可能导致出现“双总统”的僵局,并引发宪政危机。在2020年11月3日投票日当天,戴蒙德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美国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自由、法治与选举,前两项虽然遭受重创,但经受住了考验,但作为第三支柱的自由公平选举却面临威胁。

   有评论说,这个“自由世界”的头号大国上演了第三世界国家才会发生的政治乱局。这似乎忘记了,老人常常会和幼童一样容易跌倒。在戴蒙德看来,美国民主的部分问题在于“上了年纪”。其制度最初成形于广袤、分散和多样化的殖民地,更为关注“多数暴政”的危险,因此,美国的“宪政体制缺乏针对选举崩溃的预防措施,而这些措施在更晚近的民主国家中是常见的”。

   实际上,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学者与政治评论家展开过持续而丰富的分析批评,从总统制到选举人制度(选举院),从选区划分方法到竞选筹款规则。改革的呼吁与修宪动议也层出不穷,但在惯常的党派政治僵局中,变革的希望非常渺茫。那些不断发出警告的批评者不仅难以触动政治精英的神经,反而被看作高喊“狼来了”的淘气孩子,只是虚张声势,因此不必理会。

   那么,2021 年1月6日国会山暴乱的冲击有可能激发变革的动力吗?现在还难以判断。但至少“狼真的来过了”,美国民主制的隐患与危机并不是理论家们杜撰的流言。

   一个半世纪之前,诗人惠特曼在献给林肯的名作中将他称作“船长”,这同时包含着对这个新生民主国家的隐喻——美国是在风浪中航行的巨轮,总会遇到惊涛骇浪的危险。而这位“船长”在南北战争之前就预见了危险。1838年林肯在青年学会发表《我们政治制度的永世长存》演讲,他相信美国政治制度的危险“必定发端于我们内部”,而他对于“应当如何防御危险”的回答是“捍卫宪法和法律”。林肯甚至呼吁“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林肯演讲180多年之后,今天的美国人仍然信奉这个“政治宗教”吗?冷静考察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得出一个失望与希望并存的答案。

   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在近几年来不断加剧,这无可避免地将这次选举变成一场狭义的“选战”。选战在本质上是真实内战(物理性战争)的模拟物,因此具有“穷尽手段”与“法律约束”的双重性,这意味着竞争双方将穷尽一切法律允许的手段来谋求胜选。放弃“穷尽手段”就只是普通的选举而不足以成为“选战”,但突破“法律约束”则将使选战丧失其模拟功能而蜕变为物理战争。就此而言,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发起的抗议与几十起诉讼,即便违背了文明标准,仍然是穷尽合法手段的表现,直到公然抗拒依据司法程序审议的结果,才挑战了法律约束的边界。

   然而,美国的法律制度绝非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经济学人》在2020年11月28日刊登长文《民主的韧性》,指出“美国体制得到了其法官与官员的专业主义精神的保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受到前辈确立的标准的束缚。因为有无数人坚守职责,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的企图失败了”。

   的确,在对选票统计的争议与审理中,公职人员展示出高度的专业主义和尊重宪法程序的立场,这包括特朗普本人任命的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联邦法院法官,他竭力支持的佐治亚州州长,他内阁中的司法部长以及国土安全部负责网络选举的负责人。这些共和党公职人员在总统和党派利益的压力下选择了忠诚于宪法和专业原则。另外,十位前任国防部长于2021年1月4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军队保持中立,对选举结果不予介入。即使在2021年1月6日占领国会大厦的非法行动中,暴乱者试图以极端方式改变选举结果,但他们要求的仍然是全面彻底核查选票,而不是废除民主选举程序。

   在这场选战中,法律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是令美国人失望的现实。但这些挑战遭到了更强劲的反弹,这是希望所在。事实证明,选战实现了其模拟的功能,最终避免了内战。美国绝大多数公职人员与民众对于宪法和选举程序存在基本共识,守住了最基础的宪法底线——这虽然是“过低的”却仍然坚固的及格线。在这个意义上,林肯倡导的“政治宗教”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神圣性。

   如何判断美国政治危机的严重性?这需要一个评判框架。如果民主体制的健康运转依赖于民意的汇聚,那么共识程度的不同等级将会形成不同的政体稳定水平。

   首先,在最理想的状况下,社会大众对政治原则与重要的公共政策存在广泛共识,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情况下,投票选举的主要功能是确认既有的一致意见,具有仪式性的象征意义。

   其次,在通常状态中,民众对部分公共政策或议程出现分歧,通过协商、辩论和斗争达成部分的共识或妥协方案,对于无法妥协的分歧通过选举程序来决定。

   再次,当社会对立与政治极化的程度严重,公众对多数公共议程都持有难以妥协的相反立场,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意见共识,但仍然保持对民主原则与程序的共识,选举投票就具有决定性作用,也常常会演变为“选战”,政体处于危机状态。

   最后,如果社会与政治分裂如此严重,以至于瓦解了对宪法原则与程序本身的共识,社会将会出现频繁与剧烈的大规模暴力冲突,甚至进入全面内战,这将导致政体崩溃。

   按照以上四种理念型类别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的美国政治已经偏离“通常状态”陷入政治危机,但仍然抱有对政体原则与程序本身的广泛共识,因此避免了政体崩溃。然而,如果法律与选举程序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仅有的共识,那么政体稳定就仍然处在危险之中。

   拜登在国会山事件之后的演讲中告诫:“我们历史上这悲哀的一幕提醒我们,民主是脆弱的,必须始终捍卫它,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警惕。”民主从来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项艰巨的事业。而事业一词本身包含着“过程”的含义,这意味着持续不断的修复与永无止境的再造。

  

   特朗普现象的根源

  

   拜登在竞选时曾说过,在未来历史的回顾中,特朗普时代会被视为一个“脱离常轨的时刻”。胜选之后,他在2020年11月26日的感恩节致辞中说“生活将回归常态”。这是对疫情之后生活的期待,但许多人相信,这也是拜登对“后特朗普时代”做出的承诺。

   对于饱受“异常”之苦的人们而言,“回归常态”的说法听上去令人向往,但深究起来不只天真而且危险。

   首先,回归不是一个可欲的选项,那个往日的旧常态正是后来“异常”现象的滋生之地,回归过去意味着重返危险的起源;其次,回归也未必可行,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态在过去四年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回归常态将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最后,回归的期望并不明智,因为它轻率放弃了“异常”激发的反思契机,错失了可以汲取的深刻教训。

民主党期待的“大蓝潮”并没有出现,在目睹了国会山暴乱事件之后,他们更没理由陶醉于一场选战的险胜。作为败选的一方,特朗普获得了7421万张支持票(46. 9%的大众选票),这一事实过于醒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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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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