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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訥: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

更新时间:2021-07-25 22:37:30
作者: 吴启訥  

  

   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成为相互连结的议题,是近代中国歷史演进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产生的。1

   马克思主义作为“普世价值”:区別欧洲/亚非拉的目标与方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阶级解放的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严重的阶级不平等,以及剥削压迫的现象,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剥削和压迫,而其最终的发展结果必然是伴随著国家和民族消亡的“共产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国家、民族消亡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目标和內容在欧洲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有著显著差异。

   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在于团结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由工人阶级所组织的政党来找寻工人的共同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对立于资本家尤其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对于经歷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所谓“工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论述绑架了工人,工人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之间应该是对立的关係。因此,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强调“工人阶级无祖国”。

   在西欧、北美以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被压迫的民族和人群需要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母国的压迫下寻求民族解放。在资本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的压迫之下,“工人阶级”尚未形成,被压迫的整个民族仍在挣扎求存。对于这些地方来说,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应该是优先事项。

   优先事项中固然包含了“被压迫民族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但首先体现于被压迫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方法上,包括透过现代民族观念的塑造,有效反抗西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的民族压迫。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区隔了革命的近期目标、长远目标和方法。在欧洲,共产主义所推广的目标是“国际(International)”,呈现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共产国际”,旨在打破国家的界线,并將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放在最前面。在欧洲之外,则必须先实现“民族解放”,最终才能迈向“国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在亚、非等地打破传统的国家界线,相反,他们希望被压迫的民族和民众透过组织民族国家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可见,如果我们简化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实践性,就会沦为空谈,变成局限于欧洲的区域性理论,无法成为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普世价值。

   救中国的“两条道路”:西化和社会主义革命

   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检视近代中国的歷史,將会发现,中国成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自身歷史发展的结果。中国的歷史发展的轨跡与西欧歷史传统有重大差异,它有著自己的逻辑,本来依循在东亚地区形成的政治传统和国际关係传统,朝著“从天下国家到有边界的领土国家”的方向演进。可是,19世纪中期,西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亚洲,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期到的结果,中国被迫展开了新的转型──借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民族国家”概念,以塑造“中华民族”的方式来组织中国人,对抗西方的入侵。

   “中华民族”的形塑,基本上模仿西方模式来推行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当传统的儒家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西方的挑战而节节败退之际,中国人开始尝试不同的救国道路,包括模仿西方的议会制度、政党政治,建立现代军队,以及国家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但基本上都没有成功。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含括洋务运动、维新、新政和辛亥革命)到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都是中国尝试西化──具体而言是“西欧化”──的过程。这样的尝试,不能说一无所得,但大体而言没能把中国拉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的泥淖。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直到193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中日战争,中国都处于挨打、被侵略的状态,无法依靠自己的政治制度有效地组织起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面对日本的全面入侵,也是节节败退。

   与西欧化方向相异,一部分中国人在1910年代的俄国革命(即十月革命)后,找到了另一个方向──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而言,除了从欧洲(俄国)方向吸收社会主义理论外,日本也是个重要源头,很多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家在日本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將它带回中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同样是想找到一条能有效拯救中国的道路。

   综上,救中国的道路里存在著两个方向──以资本主义为摹本的西化道路和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摹本的解放道路。歷史演变证实,西化的方向不成功,不能够让中国完全脱离被侵略、被殖民的状态,不能够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更不能避免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被殖民、丧失主体性的副作用。作为另一项选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心”与目标也是救国,但採取的办法是“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并行,以期克服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解放先于阶级解放

   中国共产党作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连结的政治群体,自然是从属于“共产国际”政治目标和组织的一部分。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思想上、组织上,甚至经费上就有著非常密切的往来。在这过程里,苏联以外的其他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发现“社会主义道路是共同的,但是走的方式却各不相同”。因为,在欧洲以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被压迫的区域,各地的国情和民众面临的困境都有著极大的差异,而核心焦点是,这些地区首先需要面对反对殖民主义、获得民族解放的议题,所以第三国际在推动亚非拉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里,首先提倡“民族解放”。

   具体到中国,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除了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更鼓励中国共产党参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是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在苏联的鼓励和推动下,推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政策,在这个政策下,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建立起比较有效的党组织和新型的军事人才培养机构,其目标是培养有主义、有信仰、具备强大精神战力的军人,而非普通的士兵。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与“共产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找到了一道“中国化”的大门。

   然而,走进“中国化”的大门之后并非就此一帆风顺。“共产国际”背后的苏联,对中国的革命架设了很多自己想像的框架。理论上,这个框架的存在显现出马克思对于亚洲歷史的隔膜。马克思曾承认自己并不熟悉亚洲的歷史,他只是依当时的相关著作,阐发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并想像亚洲也会经歷类似于欧洲的歷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全人类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模式。这种论述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接纳,成为其指导共产国际工作的教条,套用在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上,在现实中限制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1924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苏联)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全服从国民党,在组织上、思想上完全纳入国民党的路线中。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党领袖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的状况与俄国存在很大的差异,不能全面向国民党妥协,妥协就形同投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將在萌芽中被消融,因此必须在合作的过程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和独立性。然而,陈独秀无法独力抵抗共产国际的压力。他在思想上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维,但在行动上却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要求,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党史所称的“右倾机会主义”。从陈独秀个人来说其实很冤枉,他在苏联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如此;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损害相当大。在国民党于1927年发动的“清党”过程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高达八、九成的党员都遭受重大打击和迫害。

   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觅得求生的契机。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的军队中动员有社会主义理念的成员加入革命行列,在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以及稍晚的秋收暴动中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找到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至此,中国共产党中止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标誌中国共产党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新的领袖毛泽东体认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际存在诸多盲点,包括对于中国革命、世界革命、阶级议题和民族议题等的理解,而理解错误的结果將会产生“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前者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国际里面那些不符合中国状况的要求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带来重大损害;后者则是把理念放在次要的地位,放弃原则,只求发展,同样不能到达目的地,这两者都是必须避免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不是投机分子,在他看来,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理念与信仰,同时要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实践中採取可行的办法来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在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局面中延伸,相较于19世纪中期,此时中国的处境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共产党最初认为,中国被压迫者的“阶级解放”与“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必须同时进行,1931年“九一八”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先于阶级解放”的选择,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不可能的,全民族也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很有可能就此亡国。

   在现实面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看清了中国与中国人民的处境,把“民族解放”放到“阶级解放”的前面,即必须先实现民族解放,才能推动阶级解放。因此,抗战期间的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自身的性质:其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赋予自身的使命;其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中国共产党率领被压迫的民众,共同组织起来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抵抗、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定位,真切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谓“三八式”干部,2其首要理想就是追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华国锋3,他的名字同样取自于“中华民族救国先锋队”。总之,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把救国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

   日本殖民下的台湾:民族矛盾深化了阶级矛盾

   我们把视线移到同时期的台湾,会发现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甚至往前追溯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台湾一直都在中国革命所关注的范围內。虽然台湾早已于1895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却始终不曾忘记它。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菁英以及觉醒大众一直把台湾的前途放在整个中国的革命目标之中,康梁的改良、孙中山的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都对台湾的前途有很深的关怀。

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的前途,有著两个层面的关怀。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与人民都寻求解放,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台湾脱离日本就成为最优先的一件事。在此之前,梁启超和孙中山就认为,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帮助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但在道义上仍应予以支持。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几次革命运动,实际上都受到大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影响。创立台湾民众党的蒋渭水,基本上是受到孙中山思想以及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而建党的;台湾共产党则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深刻而直接的影响。初期台湾革命运动最主要的诉求是“台湾独立”,也就是把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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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远望》2021年5-7月号(总392-3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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