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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选民: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现代国际秩序向何处去——一种中国道路竞争力视角

更新时间:2021-07-25 21:21:50
作者: 姚选民  
并且该指导思想在继承中不断发展,而美国文化建设没有一贯指导思想,多仰赖其主流学者研究,国家文化发展路向在科学性上要大“打折扣”。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科学性要高于美国,如中美贸易战攻防策略水平亦是双方文化或智库能力水平的重要表征。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文化建设效果,客观讲,未来发展趋势更有利于中国,与美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差距会越来越小。

   4.社会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国家重视社会保障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但得到了快速完善,而且整合各方力量努力实现“全覆盖”“不留死角”。二是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三是社会治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将社会隐患第一时间消除在萌芽状态。而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其社会建设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陷入生活困顿的公民能及时得到保障。二是社会治理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治理主体间的联动性、社会自组织水平等明显增强。三是缘于移民政策,国家种族整合任务持续增重,民族融合能力徘徊不前甚至有弱化趋势。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社会救济传统、官方社会保障工作薄弱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建立现代国家保障制度,全面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水平。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新教教会福利保障传统、国家保障责任不到位等社会建设方面的基础和“不足”,为此一者建立完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福利国家,另者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具有较高的社会治理能力。

   相比较而言,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看,美国社会福利制度要比中国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有一定基础,但体制内的保障制度更有力。不过换角度来看,美国社会福利制度亦给其政府增添了沉重负担,并且公民福利提升空间狭小,处于徘徊水平状态;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发展迅猛,社会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从社会稳定度来看,由于社会治理制度的性质不同,中国对社会成员活动的治理能力要高于美国,社会层面冲突的不利后果要小于美国。如特定社会冲突矛盾即将发生时,中国社会能迅速反应并加以控制和处理,而美国社会袛有在冲突爆发后才有可能会得到处置,如层出不穷的“枪击案”等,美国公民的社会安全感明显弱于中国。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社会建设效果,客观讲,目前发展态势更有利于中国,在不少领域跟美国社会相比业已具有明显优势。

   5.外交建设方面比较。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中国外交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外交地位状态得到彻底改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下成为了当今国际法基本原则。二是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提下,意识形态因素不再是影响中国外交的原则要素。三是中国从世界外交舞台的边缘正走向中央,具有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力和引导力。而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外交建设亦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美国从世界外交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央。二是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整体趋弱。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策略性更强,国际信誉度处于下降趋势。

   中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传统“义大于利”外交思维习惯、国家利益原则外交思维欠缺等外交建设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为此一者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外交智慧。另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效维护了中国正当国家利益。而美国觉察到了其文化人格所映射之传统殖民思维、对外扩张外交政策盛行等外交建设方面的“不足”,但难以内在地抑制传统殖民思维、扭转对外扩张外交政策,纠结于外交政策性质取向(是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还是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的选择,在“积极外交陷阱”的悬崖边上徘徊。

   相比较而言,从外交政策的性质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进攻性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积极防御性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道德层次上比美国站得高。从外交政策效果来看,一者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效果优于美国。美国外交为部分利益集团所左右,不时将自己拖入战争泥淖;中国外交则以维护国家正当利益为底线,不胡乱“树敌”,为自己国家民族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另者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效果亦优于美国。美国如今是国际社会“麻烦制造者”,虽提供了部分国际公共产品,但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更多,负外部效应明显。中国外交“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③,亦“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④,产出的是共赢效应。

   从国家战略竞争角度来看外交建设效果,客观讲,目前发展态势更有利于中国,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是不可持续的。

   结语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强行拖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的现代国际秩序体系,备受欺凌,“丧权”“赔款”“割地”等不公正国际对待“犹如家常便饭”。在外部压力和内在自觉双重因素作用下,无数仁人志士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己任,前赴后继,矢志探索让自己国家民族“站起来”的道路。在此过程中,晚清政府腐败守旧,没有能力找到这条道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部分资产阶级政治精英似乎“摸着了门路”,但将党派私利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而丧失了历史机会。最终,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领下找到了这条道路,带领中国进步政治力量让中国“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力引领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让“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⑤。

   这一不易成绩的取得,是中国政治精英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华民族不断“认识我自己”的结果,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传统伦理型文化人格之“不足”得到抑制、其优长持续释放正能量的结果。中国走到今天,我们不仅要总结归纳中国发展这一世界事件之有益经验做法,更是要找到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取得伟大成就、实现伟大复兴正可期的“基因密码”,揭示出其在现代国际秩序中与其他世界大国的政治竞争力优势。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力不仅仅是建立在对其成功经验做法的理论化提升上,更是建立在中国将引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之现代国际秩序走向的国际政治竞争力上。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②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姚选民,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暨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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