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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走出唯一真理观

更新时间:2021-07-22 15:52:05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我就是为己之学,这书有意思,我就读,读了有收获,我就高兴。也自我膨胀,写书,写自己的思想,但也没打算发表。反正,就是民哲,野路子。要把它当作学术道路来说,那可以说走的是弯路和歧路,我走了十年,走正规学术道路的年轻人可能两三年也会比我强。当然,野路子有野路子的乐趣,有它的心得,反正我就这么走过来了,改也改不过来了。

  

   到后来,我发现我也不完全是民哲。区别在哪儿呢?我琢磨了好多年,最后我想,这跟翻译《存在与时间》有关系,那是个磨人的活儿。民哲读书,只为引发自己的思想,读得对不对他无所谓,可你做翻译,实实在在的,得先把别人弄懂。

  

   要说做学术就是发表专业论文,成为一个什么教授,那我并没有打算做学术,这本非我的初志,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自然而然这个要求就来了,你读了硕士要写个硕士论文吧,论文得有脚注吧,引文得规范吧。你可以随意读哲学书,你说我大致读懂了,可这还不是太够。你要能够把你弄懂的东西写出来,比如写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这跟聊天侃山不太一样——我读了海德格尔往这儿一坐跟你们侃,我读过你们没读过,当然我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写一篇文章,你要落地,印出来,这东西有案可查的,你每落笔是不是还得小心一点,这里那里还得再查查、再想想。我开头得太晚了,但进了学院,还是要满足学术的最低最低的要求。

  

   我们这一代人,幸或不幸,经历了不少事情。人类的生活形式本来就转变得越来越剧烈了。我的思考从来没有完全地脱离我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无论是世界格局的变化,还是我身边人的沉浮生死,就此而言,我作为一个爱思考的也只会思考的人,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读研究生那几年,没怎么上过课,但有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不少非常优秀的同代人。比如哲学系的研究生胡平,我们很谈得来,无论是在政治观点上,在问学上,都有很多共同语言。1980年,大学里开展了民选人民代表的活动,涌现出了一批有抱负的品质也相当高的年轻人,好些人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三年很快过去,写了个硕士论文,注解不规范,论文没通过,后来修改之后,第二年过的,这些不说。毕业后,我留北大,是熊伟他特别希望我留在北大外哲所。我呢,在这些事情上,一向无可无不可的,留就留了。毕业不久,去西安参加一次现代哲学讨论会,结识了赵越胜、徐友渔、苏国勋等一批朋友,他们多数还没毕业,还在读研究生。回到北京以后,这些朋友经常到我家里聚会。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住在黑山扈,在颐和园北边,这间住房本来是一个小学的教室,大概21、22平米,在当时住家里算很大了,把床板立起来之后,能够容纳下二三十个人喝酒聊天。有些是每次都来的,有些,如我的研究生同学岳长岭他们,有时也来。除了漫无边际的议论,年轻人在一起,肯定也想做点事。当时已经开始有了《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他们做的,还有汤一介他们做的国学的研究也是一块。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的兴趣是在西方哲学这一块,也想做点类似的事情。但是,一直到我出国,基本上还停留在议论的阶段,我出国之后,他们在甘阳的主导下办起了“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么一套丛书,还办了个相关杂志。这群人里头,甘阳最有执行力,对学术潮流也最有洞察力。

  

   四、留学美国

   1983年秋天,11月下旬,我到美国去了。此前,熊先生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认识了一位美国教授,叫做Joseph Kockelmans(约瑟夫·科克尔曼斯),Kockelmans特别迷海德格尔,他听说中国居然有一个年轻人在翻译海德格尔,高兴极了,邀请我到美国去跟他读博士。当时大家都很想出国,给我这机会我就去了,到Penn State(宾州州立大学)投在Kockelmans门下。

  

   到美国后第一件事是要把你的知识从中文转到英文。我原先也读一些英文原著,但主要还是读翻译的东西。到了那里,写paper或者参加讨论,当然都要用英语。我的英语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还是比较烂,跟现在的年轻人比,完全不能比。那么,提高英文,把哲学史知识什么的转化为能够用英语表达,这个占了一大块时间。

  

   然后是听课。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怎么上过课,当时在北大讲的这些课,大多数还是非常老套的,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这里不同。Penn State虽然不是顶级大学,可也有几个著名教授,Kockelmans是一个,还有Stanley Rosen(斯坦利·罗森),还有Alphonso Lingis(阿尔方索·林格斯),都是在美国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们开的课对我来说很新,比如罗森讲柏拉图,走的是细读文本的路子,Leo Strauss(列奥·施特劳斯)那个路子,列奥·施特劳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罗森是他的学生。我们以前讲柏拉图,讲讲理念论啊什么的,他讲柏拉图不是这种讲法,他拿着文本一句一句讲,把希腊的生活、希腊的思想背景连到一起来讲,一个学期可能只讲了几页的那种。柏拉图我读过,但是对我当时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新颖的读法。林格斯是做法国哲学的,讲拉康、德里达、福柯,这些对我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名字,他已经研究有年,这些后现代的思想,对我当时来说,显得非常之古怪——我们好容易从我们的那个时代走出来,读了西方正统的哲学,现在这些稀奇古怪的观念突然涌现出来,实在是有点不知所以。因此,这些课程我都蛮感兴趣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好像刚刚翻译成英文,同学们就在一起读。

  

   一边有这些事情,一边继续翻译《存在与时间》。到美国前已经翻译了一半,到美国后继续翻译。译好的稿子复印后寄到国内,我的师弟王庆节、王炜提修改意见。从一开始他们就跟我一起讨论译名,讨论一些句子的译法。

  

   到美国一年多,要考Comprehensives了,就是博士资格考。可能大家也知道,美国的博士资格考是个挺严厉的考验。我的博士资格考是在1985年夏天,到美国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准备博士资格考这段时间,我主要是读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早就读过一点儿,但就像几乎所有初读维特根斯坦的人一样,一方面几乎是一句也读不懂,另一方面就觉得里面有东西,被他吸引。这次有点儿读懂了,于是更放不下手,也不管它备考不备考了。好在哲学史我本来比较熟,这时候也大致能用英文来表述了。

  

   考过Comprehensives之后,按道理说,应该开始写博士论文了。可这时候,接到国内朋友的请求,要我写一本海德格尔研究。那时候,甘阳他们已经做起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你们大概知道,甘阳一直有这个雄心,就是做中国的文化领路人。现在有了“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台,那是他施展抱负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我说甘阳,实际上他当然是跟赵越胜、苏国勋、徐友渔、周国平这些人一起做,不过我相信甘阳是主要的动力,在大方向上他也起主导作用。甘阳他非常有学术眼光,他读书有时候读一读就知其大意,不一定读得很透,但是对大的局面、大的结构,他有一种敏感。这是文化领袖应当具备的一种能力吧。

  

   他们——或者说,我们——我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主要编委之一,反正,大家看到,中国引进西学,整个架构是扭曲的。整个脉络好像是从马克思倒述,倒述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然后是康德和费希特、谢林他们。我们都知道费尔巴哈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可是在这样的框架里他成了重要的一环。甘阳他们的一个设想是引进一些被忽视的重要著作,最后能向中国学人整体呈现西学的真实面貌。这事儿主要得靠刚踏上学坛的青年学者来做,把这些青年学者纳入麾下,带领他们崭露头角,同时也将改变中国学界的结构和面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寄厚望于《存在与时间》。当时的年轻人能拿出一部有说服力的译作还不多,《存在与时间》的分量又特别重,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完全是靠甘阳、王庆节、赵越胜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无非就是出本译作而已,但是在当时,大家的观念还比较保守,这样一本重要著作的出版,出版社挺谨慎的。甘阳他们邀请了熊伟、王玖兴、贺麟等一批老学者看译本,座谈,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才印出来。书是1987年年底出版的,正赶上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首印就五万多册,影响非常大。我今天见到谁,他仍然会说,陈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就读你的书,我问哪本书?《存在与时间》。我不得不纠正说,那不是我的书,是海德格尔的。

  

   甘阳他们当时有宏图大略,要整体上建设中国的思想学术,分三步:第一步是翻译一批重要著作,第二步要写出有分量的论述性的著作,第三步,五年、十年以后,要写出我们这代人自己的著作。到那时候,中国学界就有了自己的东西,在我们的指导下成形了。

  

   我个人没有领袖群伦的雄心,但是朋友们做,当然我也会支持。于是就开始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全面阐论一位重头的哲学家,写得不是太偏太离谱,当时,我们这代学人里面,现成的也不多。相对来说,我算积累得比较厚的,所处的环境也有优势,我在美国,海德格尔的书,论海德格尔的书,都能找到。我们的编委会对这本书可说寄予厚望,希望它能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第二阶段开个好局。

  

   我就这样开始写《海德格哲学概论》。从1986年夏末开始写,1988年春天完成,写了将近两年。写这本书,对我在美国的学业安排来说挺不利的。我是在写博士论文的阶段,而这种概论性质的书当然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写这个《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耽误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不过,当时没把一个人自己的学术道路看得那么重,大家还把它当作一个多多少少共同的事业在做。

  

   顺便说说这本书的命运。1988年写成之后,寄到国内,他们就开始排版校订,结果赶上了咱们1989年,一时间想不到出书的事儿,事过之后,你们知道,这书也不能出了。当时比较可怜,没有那么多电子件什么的,一份复印件在出版社,自己手里有一份手写的稿子,可搬来搬去,走南闯北,稿子也没了。谁都没这书了。一直到我1993年回国之后,三联哪位编辑见到这么一个稿子,有这么个叫陈嘉映的人写了这么本书,拿出来请他们信得过的学者看,那位学者看了说书很好呀,应该出。时隔六年之后,书出版了。

  

   五、博士论文与所谓学术转向

   完成《海德格哲学概论》之后,我是断然不打算论文写海德格尔了。I was fed up with him,够了。我去找我的导师Kockelmans,说我要换一个题目来写,我说了,Kockelmans迷海德格尔,他把我弄到美国,为的是要培养海德格尔一系的苗子。他听了这个话,唯一的一次对我发脾气了。发脾气之后,当然,后来就过去了,他是个非常老派的善良的gentleman,他说我不拦着你,但是你不做海德格尔,我就没有办法带你了,你要另找一个导师。

  

我想写语言哲学方面的论文,可是我们系没有哪位教授做这方面。我就去找林格斯。林格斯是个很开明的教授,他说我来带,你不就需要一个导师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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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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