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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走出唯一真理观

更新时间:2021-07-22 15:52:05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就此而言,没什么很实际的用处。一般人也会去想何为幸福这样的问题,但浅尝辄止,他有更实际的事情要操心。我想让我的女儿过得幸福,这时候,似乎我已经知道“何为幸福”。

  

   但哲学问题是从这样的具体问题来的,你希望女儿嫁个有钱人,这样比较幸福,可她偏要嫁个穷学者,她觉得那样她才幸福,你跟女儿各说各的道理,这时候难免要引到究竟什么算是幸福这样的考虑,是一些确定的条件保障了幸福呢还是依着自己的性子去做才算幸福?这样的思考常被称作“概念分析”、“概念考察”,更少误导的说法是“概念层面上的反思”。更少误导,但有点儿绕。

  

   可以说哲学问题是一般问题,比较抽象。但这么说也容易误导。人们说到哲学的一般性,往往是这样的意思:哲学家谈论幸福,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幸福,而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幸福。你不是想追求幸福吗?我教给你追求幸福的一般方法,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做IT的还是捡垃圾的,我教的是获得幸福的普遍方法。这种抽象普遍性很容易会混同于概念考察的普遍性,好多人心目中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在我看,这种东西最无聊,差不多可以说是骗人的。

  

   哲学家琢磨这样一般的问题,平常人不大去想这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不用去思考,他认定了自己所认的幸福就是幸福。但有哲学倾向的人,比如我,就对这些一般的问题特别着迷,有点像有些人碰到数学问题就特别着迷,有的人碰到数学问题就闪了。

  

   哲学而外,我也学好多别的东西。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经济学、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文学自然还读,读不少。还有外语。先学俄语,我初中学过两年俄语,有一点基础。对俄国文学,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些人的著作非常喜欢,后来还买到他们的全集,俄文全集,其中比如说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本书当时还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希望能够用原文去读这些书,那么就学俄语。不久又开始学德语,对哲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当时心目中最高的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于是希望能够用原文去阅读他们的著作。也不止他们,我对歌德和席勒也特别着迷。我学德语学的是哑巴德语。1972年在北京的时候,一位德语老师对着音标把基本的读音教了一遍,接着我就带着一套教科书、一本语法书和一本词典跑回农村,把一本词典从第一个词背到最后一个词,把语法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然后就拿出歌德开始阅读。外语不该这么学的,应该从好好发音开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编造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德语发音,因为背单词的时候你总要读出来才记得住。单词后面注有音标,老师当时教过音标,但你没有录音设备,只是记在脑子里,一来二去就走样了,我读出来的德文,是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听得懂的德语。当时也无所谓,因为当时根本没去想今后可能会跟一个德国人说德语,念出来,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让你记住单词而已。学外语,当时只想到一个用处,就是阅读原著。再后来学英语,差不多也是这样,后来在美国待了八年,仍然说不了很好的英语,也写不了很好的英语,但我学了不久就能相当流利地阅读了。

  

   年轻,没到删繁就简三秋树那种境界,学得越多越好。由于无知,起点低,学东西就显得特别快,读了一本世界史,一下子了解了好多新事情,这让人很兴奋,也特给人信心,好像自己在突飞猛进。其实只因为先前啥都不懂,这种兴奋,这种信心,现在看起来挺可笑的,但当时的确是鼓励青年的心灵不断向上的动力。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知道天下的学问你就是花一辈子也学不到一星半点,可能就没那么大激情了。还有一种动力大概是虚荣吧。你想年轻人嘛,要跟别人比,比别人多知道一点。回北京度假的时候,各地回来的同龄人聚到一起,谈天说地,谁知道的更多,也怪让人得意的是吧。

  

   三、回京与北大

   到了1975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人们对“文革”的态度已经大不一样,至少在北京青年当中,很多年轻人对现状高度不满,觉得一定要有所改变。在1976年,这应该说是优秀青年的共识——年轻人中间,差不多就是拿这种见识来评判一个人是不是足够优秀。

  

   从历史看,1976年是个根本的转折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简略说一下。1月8号,周恩来逝世,天安门所谓十里长街,老百姓违抗官方意愿在寒风中目送灵车开过去,没有多久就爆发了“四五事件”,从悼念周恩来开始,没几天就发展成明确反对当局的运动。这在当时不可思议,快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自发的政治表达。7月底,唐山大地震,朱德逝世,9月,毛泽东逝世。毛刘周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个是在1976年死的。毛去世后没几天,华国锋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事件发生的密集度有点超乎寻常。我那个时候二十四岁,是对世界相当敏感的年龄,眼前的转变不亚于1966年那样的转变,不同的是,1966年我还懵懵懂懂的,而这个时候,我对中国对世界已经有明确的看法。

  

   在那之前,我们插队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走了,去当兵的,去当工人的,去当教师的,病退回北京的等等,我们青年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另外我一个好朋友于洋的青年点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们在农村已经待了八年,跟当地的乡土社会或者说当地的豪强社会已经相处得非常之好,因此生活过得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非常好了。你跟老百姓关系好,跟官员的关系好,你跟粮站的人关系好,大米白面,你要他们就提供给你。我和于洋都在中学教书,不用下地干活。你有一帮学生,学生喜欢你,甚至崇拜你,是个很好的环境。我跟于洋本来不想回北京,但周恩来逝世后,听到老百姓在长安街送灵的景况,我们觉得中国要发生剧烈的改变,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在塞北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过着这种安逸的日子,似乎有点不太对头。我们就商量回北京,办了手续。那时候想回北京已经不太难了,你说你是高度近视,无法种地,县里的医生跟你熟,你说你一千度就一千度。各级政府也不刁难你,你只要有个证明他就给你办了。那么我们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北京了,1976年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在北京,都经历了。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那一年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一时高涨,一时沮丧,但我尽量把握住自己,不间断自己手头的事情。我有个想法:天下滔滔,时局动乱,但自己要沉得住气,不能不断兴奋,荒疏了自己的学业。每一场运动都像一场大潮,把很多人卷进来,往往,海潮退去,满地不过一些瓦砾而已。

  

   在1976年、1977年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社会有个共识: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制度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上到中央最上层,中到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爱思考的工人,都有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这是一种能量极大的共识。剧烈的改变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虽然在具体的改变上,会因为你在冲破一个体制,还是会有延迟,有阻碍,等等,但是,中国这个大钟摆摆到了一个尽头,它往回摆的总体的势能确定无疑,别说我现在回顾,就是在当时这一点也已经相当确定。

  

   下一年,1977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最大的事情是恢复高考。这件事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那真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这个效果。大学的恢复,第一批就是我们所谓的77级、78级,这给了有为青年一个十分现实的施展抱负的进路。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是作为啥呢?那时候没有商业,你不可能去开个公司做个企业。当然,你可能当个车间主任,当个小学校长,或者在农村做个大队会计,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人的抱负要高于这种预期。他们期望到更高的位置上,到更高的层次上去做事。进大学开放出了这么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图。至少对77级、78级来说,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当时的决策层,显然不只是把他们当作普通大学生招进学校,多多少少类似像黄埔那种设想吧,要把精英青年拢集起来,学点儿这个那个,然后投入社会去建设一个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应付的新的时代。

  

   旧的时代是要过去了,但是新的时代是什么样,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在大的方面,大家可以说心思是在往一个方向使劲,我说大家指的是从青年到老年,从党内到党外。但是很快就显现出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当时还不是那么对抗,但是已经看出来,最简单的说就是有的思想更激进。各种分歧已经开始了,但总的来说,当时的矛盾还没到要把我们民族的整个方向分离开来这样一个程度。

  

   回来说我们大学生。我说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有为青年,本来就读书上进,但这个读书跟后来所讲的做学术还离得很远,读书往往更多跟做一番事业连在一起。学经济的非常典型,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那些在中国被中断了几十年的知识,一边非常关心具体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决策层也求贤若渴,希望这批年轻人尽快学成,来为经济建设出力,哪怕还没有学成就要他们来献计献策。学理科的、工科的,也有很多后来去做企业了,去从政了。

  

   我是77级的,考的是北大西语系,我当时想象没什么人会德语,人家一看居然有这么个会德语的,赶紧招进来吧。但是我已经说了,我只会书面,不会说,差点没考上。不管了,最后人家还是收了我。1978年2月份进校,不久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我就去应考,进了北大外哲所。我二十五岁了,自己挣生活费八年了,当大学生回过头来依靠老爹老娘养活,不太好意思,考上研究生,是领工资的。北大外哲所的所长王老师从哪儿听说有那么一个人读了点哲学书,辗转托人找到我,鼓励我去考他的研究生。其实我跟王老师的各种看法都不一样,但那个时候,上一代的这些先生真是惜才,我们这代人回忆这段时期,讲到入学,讲到第一篇小说的发表,或诸如此类的,差不多都会讲到哪位伯乐费心费力提携后生。

  

   到外哲所之后,根据所里建议,我没有跟王老师读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是跟熊伟读海德格尔。熊伟先生很少跟我谈哲学,我们常见面,听他讲他求学的经历,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对我的学业,他提供一般的指导,让我去读《存在与时间》。这本书难读,我一边读,一边用中文做摘要,变成汉语之后感受来得更直接,用德文来理解总觉得还隔了一层。这本书,熊先生已经翻译出其中最重要的章节,全书83节,他翻译出大概12节,这12节是最关键的。我做的中文笔记多半沿用熊先生的译名,有时候也会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另创译名。熊先生读到或者听到,他就会说,这个译名不错,比我那个译名好,或者,不说比他的好吧,但至少可以一试,诸如此类的。熊伟先生对我很宽容,总是鼓励。

  

   到这个时候,就是1978年、1979年的时候,我读哲学也快十年了,但谈不上什么学术。要说学术,坦率说,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足。我们年轻的时候,谈不上有任何学术环境。我好学努力,但仅此不足以造就学术家。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谁敢自称自己的学术做得如何的好,像李零那种成就是个异数。能把学术做好的,应该是比我们年轻至少十岁到二十岁的。但也分领域,在哲学思辨这个领域里,我不觉得单单做学术有多大的意思,有人可能觉得有意思,但我个人没这个兴趣,实际上,我觉得当今的学院哲学在向更无聊的方向发展。不仅在中国,外国的学院哲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再无趣,它还是在它那个传统中汲取问题,但我们再去捡人家的残渣,当然就更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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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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