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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与政府

更新时间:2021-07-22 15:27:22
作者: 唐杰  

   “十四五”是我国迈进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城市在其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加快城市创新转型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而深圳则是创新转型的代表。

  

   一、深圳:充满创新和危机意识的城市

   城市的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深圳独特的城市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现象,或者说,仅仅用经济学思维阐述深圳的发展是有缺陷的。深圳是一座基本没有资源禀赋的城市,流动中的移民人口就是这座城市的禀赋,也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其中最为鲜明的可能是,流动人口或移民,对其要迁往的城市的未来前景会很敏感,这就构成了深圳特有的渗透到骨子里的危机意识。过往40年,深圳遭遇了多次挫折与衰退,引起过无数次关于危机的讨论。2002—2003年是深圳发展史上充满创新和危机意识的时期,其间的讨论引起了深圳人的极高关注,即使说它融入了深圳人的记忆基因中也不夸张。

  

   2002年底,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从“候鸟北飞”看深圳的危机意识》在极短时间内引发了深圳甚至全国的关注。该文以深圳危机开始。

  

   莲花山下,第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隆重开幕。今年的高交会多少让深圳人有一点沉重,因为不久前传出消息,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媒体披露,招商银行似乎逐步“脱壳”,迁址上海。到2002年9月30日为止,深圳市共引进了751名海外留学人员,这个数字在去年全年引进人才总量283人的基础上已经翻了一番。同期的上海已吸引海外留学人员3万多人;落户的近2000家“海归派”企业,几乎占据了全国“海归派”企业的半壁江山。北京和广州吸引人才的势头也很猛。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是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自2001年以来,共有数十家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或变更注册地,或以大规模迁移核心业务部门的方式,在上海“安营扎寨”。

  

   作者自问,谁抛弃了深圳?“20世纪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90年代,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深圳竞争力下降是因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地位,但这是深圳被“抛弃”的表面原因,内在原因则是深圳特区在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深圳国有经济改革迟缓。不敢冒改革的风险,或者担心改革成本太高而不愿“惹麻烦”。据有关统计,“深圳市仍有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放活”。深圳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无论是投资方还是普通市民都对目前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颇有微词,“有人统计,办一个暂住证要盖11个公章”。此外,深圳治安环境日趋恶劣,且城市环境捉襟见肘。

  

   作者探讨了深圳“迟到的觉醒”。深圳一直笼罩在特区的光环下,一直认为自己扛着“特区”的大旗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不可能再有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也有很大的弱化,生活指数、商务成本都比较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放眼国内外,且不说远处的‘京津唐’和‘长江三角洲’,就在周边,新一轮城市竞争已经打响。……要不了多久,东莞就有可能与深圳并驾齐驱。”上面两段文字出自2002年11月1日《深圳特区报》“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会议精神系列述评之五”,显示深圳当时已经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与危机。

  

   在这篇网文的结尾处,作者写道:“深圳,今夜我把你抛弃。”“深圳人的失落与迷茫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却随时溢于言表。在上下班拥塞的路上他们会这么想,在密密匝匝的楼群里他们会这么想,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们会这么想,在视野开阔的莲花山上他们更会这么想……当去上海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描述浦东时,我在这么想;当有朋友要去西安发展时,我在这么想;当在深圳的同学朋友聚会热烈谈论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时,我不再这么想。深圳,难道今夜我要把你抛弃?莲花山下,依旧车水马龙,流光溢彩。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目光如炬,健步如飞。”

  

   该文发表两周后,2003年1月19日,时任深圳市市长与时年27岁的网文作者进行了对话并表示,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个别干部赞扬声听多了,富裕了,优越了,小富则满,贪图享受。兵法说: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我们继续卧薪尝胆、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缺乏忧患意识,老以为自己第一……这样的队伍没有战斗力。用‘抛弃’这个词击一猛掌是件好事!”“光教育不行,还要有体制、机制的保证,政府行政体制要做大的改革和创新。”

  

   此后不久,深圳出现了另一篇网文:《少年深圳说——深圳命运忧思录》,作者署名为老夫,想来也是一位年轻人。与《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有所不同,该文作者更多着墨于坚持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精神,以及加快实现深圳经济转型的内涵与方向。

  

   文中写道,深圳的优势不在于大家津津乐道的增长速度,不在于深圳的经济总量和排名,而在于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血液里生生不息流淌着的追求创新的能量和动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过去20年深圳以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而自豪,以极大的勇气蹚过许许多多的雷区,在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市场体制、政府体制以及资本市场等各方面闯关,创下了数以千计的全国第一,感动了全国,震动了全国,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榜样。1999年以后,深圳因趋于保守而使体制创新大大弱化。但深圳的民间创新动力强大,这来源于过去的体制创新,更来源于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全国30多个省区市、50多个民族的人聚集在深圳,岭南文化、北方文化、海派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兼容并包、独具特色的移民城市文化,也成长起来一大批本土企业群体,不仅有华为、中兴、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样的企业,也包括一批正在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迅速成长的企业中坚,还有十余万家破茧而出、艰苦创业的中小民营企业,它们形成了一个雁形的企业梯队和良好的企业生态。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在市场化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拼杀,具有极强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前面有一千条道路,一人走一条,总有一条会走对。深圳是个宽容失败、崇尚竞争的创业沃土,这种创新精神、冒险勇气和专业知识基础决定着深圳的未来。

  

   谈及深圳的衰落,文中讲道,不敢冒一点儿风险,不厌其烦地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请示中央,错失了发展机遇,在全国各地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迅速被边缘化。过去是深圳做了,中央才说;现在是中央说了,别人做了,深圳才做。深圳一位领导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与在贯彻上级领导意图的基础上进行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相比,后者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和更高层次的牺牲奉献。“冲”“闯”“试”可能会不那么准确,可能会犯错误,但从全局角度来说,敢闯敢试、改革创新、敢于牺牲奉献,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

  

   这篇文章大胆展望,再干一个20年!

  

   深圳应该向上海学习,眼光盯住的绝不应只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仅仅是长三角和国内,而是利用全球资源发展自己,要有气魄,大手笔不断。深圳土地面积狭窄,所以更应该把眼光放开阔,在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中增强城市辐射能力。深圳不是一个孤岛,不可能脱离区域的背景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竞争往往以区域为单位展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现在人们更多的是把长三角与珠三角比较。深圳去年(2002年)单位面积产出已达到1.75亿元,在内地是最高的,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面积只有深圳的1/2,经济总量却是深圳的4倍;东京的面积也就是2102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却占到日本全国的20%,将近8000亿美元。因此,内涵增长的潜力绝对不容忽视。报纸报道一些跨国公司陆续弃走浦东,把生产线搬到苏州甚至安徽;后来又有报道,说苏州也失宠了,跌出“台商推荐投资A类城市”。道理很简单,空间不是无限的,外延发展不是无限的,内涵发展却可以是无限的。最紧要的就是要把厉有为当年提出来的“把‘三来一补’ [2] 搬出深圳”的决策继续实施下去。在一定条件下,一块土地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低素质的产业和人口超载了,必然要挤出一部分高素质的产业和人才,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挤出效应”。所以要腾出资源空间、产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发展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升深圳的集约化发展水平。深圳人有一句话:一个城市才发展了20多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未老先衰了,历史上没有这个规律。如果深圳创造了这个规律,没有别的,只能说明我们自己没本事,没能力。百年前,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为悲观的中国人亮起一盏明灯;希望今日之《少年深圳说》,也能为深圳人亮起一盏信心之灯。正如深圳的“圳”字,有三条大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上可入天堂,下可入地狱,深圳作为经济特区,要保持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目标方向认识上的先知先觉、先人一步。

  

   年轻人充满激情,深圳是充满激情的年轻城市。深圳经济特区40岁了。经历了一次次危机与挫折,深圳现已成长为一座世界级的创新城市。毋庸讳言,未来的深圳还会遇到挫折与危机,还需要保持独特的危机意识。

  

   二、从数量型转向创新驱动的路径

   深圳40年的转型道路不平坦,一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经历了多个转型期,在摸索中走出了从数量型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

  

   1. 第一阶段(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工业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1979年3月,深圳撤县设市;1980年,毗邻香港的327.5平方公里区域被划为经济特区;1981年,深圳市升级为副省级市。1979年,深圳市本地GDP约2亿元,1992年达到了317.32亿元,年均增长37.4%。1979年末常住人口31.4万,1992年超过了260万人。1980—1985年兴办经济特区之初,深圳具有简单靠优惠政策获利的优势,通过价格改革获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价格差,史称“套利的年代”。此后,深圳开始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 [3] 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深圳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缝纫、纺织、机械等行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初步形成外向型的工业发展格局。1979年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1990年底,深圳的企业超过了600家(其中“三资”企业400多家),职工人数达到了10万人,产品品种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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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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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刘世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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