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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经济发展中的市场与政府

更新时间:2021-07-22 15:27:22
作者: 唐杰  

   2.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以模仿创新为代表的工业化

   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拓展直至全面开放。特区政策普惠化,推动了深圳向周边地区移动。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创新,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初级工业化过程,从而逐步走向模仿创新的生产制造。模仿时代的“山寨”经济现象成为深圳工业化的新特征。不可否认,“山寨”的生命力激发了一种异常灵活的生态系统,成就了供应链,这正是深圳的独特之处。这种对劳动力持续不断的分工使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逐渐形成的产业布局开始被市场认可为最快的效率组合。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也让创业成为可能,因为专注在产业链上一个很小的环节,是不需要很多资产的。企业边界大大缩小,专业化企业形成新的商业信誉,信任式的合作形成行规,产业链得以高效率地运作,整个产业的运营成本得以降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品牌商大举取消订单,很多企业被迫关闭或转型,加剧了竞争程度,也加快了产业升级的速度。 [4]

  

   3. 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0年,深圳面临新一轮的转型衰退,接下来的几年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但立志实现“腾笼换鸟”的深圳,“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步伐不停”地持续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产能。在这个阶段,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它们依靠大规模产业技术创新过程,展现了创新活动能力强、集聚水平高、创新速度快的特点,逐步缩小了与国际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作为创新增长的标志之一,2017年,深圳市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合计9184亿元,同比增长13.6%。目前,这一转型过程似乎正在从创新制造向知识创新引领的方向演变。

  

   贯穿于三个转型阶段的深圳手机业升级过程是一个了解深圳经济转型的好案例。目前,深圳手机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全球80%的手机产自中国),市场占有率巨大,聚集了全球最密集、最完善的手机产业链,既有华为、中兴等世界级品牌,也有华星光电等著名产业关联公司,还有22家企业入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形成了全球手机“一站式”综合配套交易基地。深圳手机产业链从进口零部件组装生产开始,实现了从山寨模仿到自主研发的跃迁。1999年,中国品牌手机厂商市场占有率只有3%,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提供门槛极低的生产配套条件,造就了山寨手机特殊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原本完善的手机产业链在深圳被分割,并形成固定流程,由不同的小公司分担,从下游的元器件商、主板集成商、方案商,到模具、组装、贴牌。2002年,以深圳为主体的中国国产品牌手机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2008年后,深圳本土山寨手机厂商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到2012年只剩400家左右,不到高峰时期的1/10。告别山寨生产模式,深圳手机业开始了追求质量、卓越研发的创新时代。深圳信息与通信产业的发展映射了中国通信从1G(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以此类推)空白、2G跟随、3G绕道突破、4G并行、5G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2012年,全球出货量排名前五的手机品牌中,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占两席,其中华为年出货量291万台,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4.01%。2019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全球前五名中占据了三席,即华为、小米和OPPO,其中华为年出货量2.4亿台,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中位列第二,占全球出货量的24.87%。截至2018年,在通信企业5G标准必要专利(SEP)声明量排名中,华为和中兴发布5G声明专利3999件,占比26%。深圳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手机产业制造和创新的中心。

  

   在深圳,这种持续上台阶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被形象地称为“爬锅底”策略 [5] 。埋锅造饭是农耕文明时代的标准生活方式,“灶”字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火在土上燃烧,锅在火上被炙烤。“爬锅底”策略实在是太形象、太智慧了。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是一种无奈的开始,而逐步向上攀缘是必然选择。离开炙热的锅底,才能走上自在、自为、自主的发展道路。在现实中,深圳大批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演绎出一幅幅奋勇攀登的壮丽画卷,也构成了相关产业的相关生产环节向深圳聚集的过程。长达40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构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因分工深化而带来的进一步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6]

  

   习近平指出,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7]

  

   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深圳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截至2018年底,深圳GDP从不到2亿元增长到2.4万亿元。PCT(专利合作协定)等国际专利申请量18081件,连续15年居国内各城市之首,总量超过英国、韩国和新加坡,用40年成长为国际创新之都,堪称是一个奇迹,而背后的原因和路径值得解读。 [8] 深圳无疑是推行改革开放最为系统的特区,市场化改革贯穿深圳40年发展的全过程。深圳创新的基因隐藏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早期集中改革动能,着力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把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主导,包括鼓励兴办私营企业、引进外资、进行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证券交易所等,这些看似与创新没有直接关联的改革措施,后来成为深圳走向创新的重要制度基础。计划经济年代,人的能动性被束缚在各种条条框框中,就像当时的广播体操呈现的图景,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仅仅在第八节跳跃运动时能看到某些有能量的人比其他人蹦得高那么几厘米。深圳的市场化进程给那些高能级的人提供了发挥的机会,那些能在第八节跳跃运动中比别人蹦得高的人选择了深圳。深圳创新秘诀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 [9] 长期以来,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统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是科技、经济两张皮的根源。市场化使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创新投入产出效率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优势,创新就会成为一种蜂聚和蜂聚扩散的现象。创新引来了更多的创新,成功的企业带动了更多企业走向成功。 [10]

  

   三、卓越的创新源于市场竞争,发达的市场经济源于持续系统的改革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11] 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一指导原则丰富、深化和系统化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高尚全指出,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经“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四个阶段,推动了整个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五大转变,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2]

  

   1997年3月,国家体改委组织调查组到上海和深圳两地进行调查。在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上海、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展情况的报告》中,他们指出:在新体制建设方面,两市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点较高,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提供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范例,值得借鉴学习。 [13] 需要强调的是,深圳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讨论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实践的产物。张卓元系统回顾了1987—1988年我国在经济体制规划中就改革方向和配套改革内容所进行的广泛讨论, [14] 并对后来20年的改革持续深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全面地总结了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以及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历程。讲话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15]

  

   从改革进程看,深圳进行系统化改革探索的意义在于,服从一个更加广阔的制度变迁过程,比较早地探讨相关配套改革,寻求渐进的阶段性改革目标,逐步深化,用较低的社会成本将多个次优的局部改革串联起来,累积产生阶段性、梯次性的制度变迁结果。在现实中,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激励和信息有效集合的制度体系,其复杂程度远超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利用关键性改革带动多项改革,创造体制变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改革先易后难,由浅入深。改革越深入,配套要求越高,渐进式改革的难度也许会增大;但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改革初期因配套条件不充分,一些改革措施难以实施。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一些难度很大的改革措施会因为配套条件相对成熟而可以付出较低的代价予以实施。改革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就会有动力,就能够以试错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多层次、多角度、网络状实现市场经济机制对计划体制的梯次替换,其中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改革政策和措施的设计与推进。 [16]

  

在深圳,一项具体的改革开放措施往往能引起连锁性制度创新,这方面有一个典型例子,那就是引入沃尔玛带动了物流与金融业创新改革。 [17] 沃尔玛曾经是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现了以通信卫星为核心,对全球销售信息即时管理。在深圳乃至全国还不存在连锁商业形态时,引入沃尔玛是否会产生对中国商业的垄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沃尔玛进入深圳引起了市场轰动,也激发了学习沃尔玛全球采购体系的热情。进而是沃尔玛全球采购大会在深圳举办,后来就是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心设在深圳,深圳开始了解并规划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深圳成为全球发达的物流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强化在全球分工体系地位的过程。深圳银行业与沃尔玛诞生了最早的购物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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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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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刘世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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